2004.08.09 中國時報
修辭詭辯VS.演說雄辯
南方朔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4080900217,00.html
「修辭詭辯術」（rhetoric）和「演說雄辯術」（oratoric），乃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修辭詭辯術」乃是一種說話的技術，它起源於義大利的西西里島。在紀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間被傳到了雅典，並在希臘發揚光大，成為希臘式民主和公民審判裡的重要成分。然而「修辭詭辯術」的那種徒逞口舌之能，顛倒黑白、無話不可亂扯的風格，從紀元前三世紀開始，皆被「愛智之學」的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斥之以鄙。柏拉圖對它的指責最有道理：「修辭詭辯家」乃是一種自己無論怎麼樣都會被說成有道理，因此，他乃是一種沒有道德的人。如果修辭詭辯術不能被探討原理原則的哲學思惟所補充，則它就有道德上的危險性。
修辭詭辯術 表現自我的利器
及至進入羅馬時代，當羅馬的體制仍為共和制的時刻，無論它的參議院、國民會議、公共會議，以至羅馬論壇，「修辭詭辯術」都是人們表現自己的利器，因而「修辭詭辯術」的重要性遂與時更增，但也正因此，靠著直接對人民演說以爭取權力的「民粹英雄」（populares）遂告崛起。那個時代，公職最高做到兩人執政官之一的西塞祿（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B.C.）他是哲學家、演講家、也兼職業政治家。他自己靠著傑出的意見和演講而起家，但看著紀元前一世紀羅馬政局日亂，那些遵奉「希臘派詭辯家」（atticists）的人物縱橫。僭主們也破壞共和而爭逐權力。他看到了凱撒和安東尼的崛起與濫權，也親歷了安東尼與渥大維的權力勾結。以及那個時代亂拗亂扯的風氣，他對破壞共和的那些人物都拒絕附和，最後被安東尼與渥大維斬首，他的頭顱被釘在羅馬論壇的「主席發言位置」（rostra），成了西方爭取自由共和的最早殉道者之一。而在此之前，他於紀元前五十五年左右，完成了可能是人類說話史上最重要的第一本著作《論演說雄辯術》（De Oratore）。由這本著作的書名，已可看出他的懷抱：他要把「修辭詭辯術」和「演說雄辯術」分開。滔滔詭辯，淆亂了黑白是非；詭譎修辭，亂扯亂拗，只不過生產出一堆「空洞的謊言廢話」（empty rerbiage）。他最重要的論證，人為了公共問題與利益，必須對人民直接說話，但說話者首先必須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而不是一逕推搪煽情，因而「演說雄辯術」必須以「普遍的人間知識」，如倫理學、規範因果的物理學、心理學等為基礎。「演說雄辯家」的第一步是要成為「好人」。他把「好人」與「民粹英雄」拿來對比，其心意之沉重已不言可喻。
因此，西塞祿根據他對希臘哲學的深厚理解，他自己的嫻熟於演講，以及看透了那個時候羅馬邪說僻行的氾濫，而對人的說話在兩千多年前即已知所警覺，並希望把「修辭詭辯術」導向到更堂堂正正的「演說雄辯術」。這在人類的話語史上，實在有著先驅性的貢獻。在人的歷史上，「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以及「他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乃是最大的罪，西塞祿替人的免除罪惡，做了最早的叮嚀。
竄改語言定義 解消善惡界線
不過，儘管早已有了西塞祿這種語言上的先行者在替人開路。但人是一種權力動物，他經常會在人們失去警覺的時刻，把語言當成了權力的附庸，於是，在語言裡下毒，藉著語言而挑逗和煽情，以及在語言裡暗嵌各種脅迫的指令，遂總是在人類的話語史上不斷出現。
而最近這段期間，足堪列為「修辭詭辯術」的台灣式語言，就已多得難以勝數。
例如，「善意」乃是台灣政客的萬靈丹語言。呂副總統有關原住民問題的說話是「善意」；教育部次長有關外籍配偶「學習障礙」和「少生一點」的說話也是「善意」；總統女婿被推荐進奧運代表隊當「增額隨團醫師」也是「善意」。這是語言上的「定義竄改」，要把一切的話語全部按自己的意思被重新定義一次。當語言被這樣竄改，自己就永遠被排除在「惡意」之列。這也就是說，自己將來無論做了什麼樣的事，都可以成為「善意」。所謂的「善惡」界線將永遠被解消。這也意味更多更大的惡已有了被合理化的空間。我們不要以為說話不重要，話語如牆，它是防堵邪惡、錯亂、混淆的屏障。當這道屏障在胡扯與竄改中被拆毀，人們無牆可守，宵小成為登堂入室的大盜即在不遠。
再例如，最近有關羅太太的問題，被扯出「愛心說」，這當然是煞費苦心的硬拗硬扯，企圖把公是公非的問題，往虛假但又暗中下毒的感性上轉移。要把現在的非法，藉著勾起過去的仇恨而轉為溫情的合法。這種把過去仇恨化的說話方式，早已成為台灣政治話語裡的慣性和本能之一。這種話語行為，其實非常值得做進一步的語言分析。它的內在邏輯是什麼？它在這樣的話語裡「暗嵌進什麼樣的集體密碼」（en-coding）？它意圖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人的說話從來就不會隨風而散，風會吹出波濤，說話會在默默中將人放進虛假的記憶和意識中。用「愛心」來推卸犯法，這或許是小事，但那種「修辭詭辯術」裡的另外一些成分，或許才令人毛骨悚然！
權力私有化 已成為一種流行
再例如，有關搭乘海巡署巡防艇增加體驗之事，看起來又要變成口水一攤。但無論怎麼去拗，有可能把這種公然的濫權拗得過來嗎？任何行為都有其合宜與不合宜之分。公權力的當行與不當行，亦自有它應遵守的根本規範。而當今的台灣，權力的私有化早已成了一種流行，它是特權的表徵。將軍警艦艇當成觀光「體驗」，這已不是第一次。當公然的濫權違法都敢於硬扯成「合法」，則台灣的無法無天，豈非也都有了理由？
而最嚴重的，當然仍在於呂游兩個大官，帶著國家機器的威嚇力量，對阿妹所展開的語言圍毆了。第二次大戰之後，人們對極左極右政權的話語方式，早已有了非常透徹的洞察。它是一種有如鋼鐵式的硬語言，它不討論，只是強制的規定，有如一連串的命令句，當這種語言到了頭上，除了接受並認罪外，人們即別無選擇。對阿妹的這種語言圍毆，這並不是第一次，但對普通老百姓，這倒是第一次，因此，由阿妹所身受到的經驗，它其實已顯示，這種暴力式的語言已從選舉語言這個場域向外蔓延，今天會用來對付藝人，明天就可能用來對付商人、媒體、作家、記者、教育工作者。暴力式的語言，它的暴力不會只停留在語言中，當它漸趨飽和，比紙還薄的語言框架就再也無法讓真實的暴力不奔騰而出。由這一波語言圍毆，一個暴力化的台灣，它的影像其實早已在時代的布幕上踱起步伐了。
而除了上述林林總總的「修辭詭辯術」外，更多的例子仍可舉之不盡。它所顯示的，乃是此刻的台灣，其實早已走向了一個是非錯亂、價值虛無、權力的極大化已到了一個不受任何規範管轄的新階段。而為了合理化這一切，一種以痛恨、威脅、暴力為基礎的話語言說模式，則正在逐漸的加工製造中。語言的暴力化，乃是一種當它尚未奔騰而出時，人們都不相信它會存在的東西，而一旦當它由虛影變成實體，一切的後悔就都再也來不及。
演說雄辯術 更值得人們重視
也正因此，西塞祿所說的那種「演說雄辯術」，遂更值得人們重視了。過去的台灣，有些人特別懂得狡猾的語言生存術，這些人懂得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他們不怕自我矛盾，也無畏於自我矛盾，甚至以此而自認聰明。而到了現在，這種狡猾的詭辯術則正式的進入了政治中，政客在自我卑賤化的過程中，也拖帶著整個台灣，走向那黑暗的、不得昇華的無望之路。在近代，人們已公認邱吉爾是一位偉大的語言魔法師，他是西塞祿所說的那種「好人」，他的演說堂堂正正，不違人性，不貪詭巧，他的演說和講話，對邪惡的時代有振奮之效。而相對的，希特勒則是另一名極端的語言魔法師，他擅於硬拗、胡扯，在話語裡不斷下毒和暗嵌憎恨的密碼。「修辭詭辯術」VS.「演說雄辯術」，兩者的差別，就是一個是惡人，一個是好人而已！
（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