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一個據說是很小的島上，島的北端，有一個被稱作台北的大城市。
離開台北之前，我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空間。
或者說，我的生活空間，是一條長長的甬道。
早晨睜開眼睛，離開棉被，我循著一定腳步與節奏，上廁所、洗臉刷牙、下樓更衣、出門上車，進公司，和三十個人擠在一個小小的辦公空間，共用廁所、會議室、和走道，唯一可以稱得上屬於我的辦公空間，是一只旋轉辦公椅迴旋的範圍，和一張堆滿文件的桌面。
出門洽公的時候，我從辦公室的空間位移進電梯，走出大樓電梯再位移進計程車、然後下車位移進客戶的會議室。
下班的時候，我走約120步，位移進地下捷運車站，和許多其他一臉疲憊的人們，一同搭著一條長長的列車，通過幾乎半個台北城的地底隧道，從另一端乘著電扶梯回到地面，再和其他許多不同面孔但相同疲憊神情的人們，坐著公車回家。
回到家，依舊沒有我的空間，客廳不屬於我、廁所不屬於我、房間也不屬於我，尊重房間的另一個主人，我不能盡情放我想聽的音樂，就連走動也似乎在空氣中形成了干擾。我唯一能擁有的，是一台其實也不屬於我的電腦、和旋轉椅旋轉的空間。
我的生活，是一連串不停的位移。
從家裡到公司、從計程車的後座空間到捷運列車裡的一個座位、從辦公室的會議室到客戶的會議室……
我的生活，是這些小空間不斷位移所組合成的一條長長的甬道。
我在甬道中看見太陽，卻感覺不到它的溫度，看見樹梢的葉子顫動，卻感覺不到風拂過我臉頰的輕柔。
嚴格說起來，我就像是一個穴居人，我唯一的娛樂，也都是在洞穴中。
後來我決定離開，離開這個小島到另一個較大的島。
離開的手續有些繁瑣，我沒有見到小島的邊際，卻仍然感覺到它的限制與不公。
在機場，這個運輸人的地方，離別與重逢的舞台，我演了一出叫做離別的戲碼。
夜半到了香港，在另一個候機室裡，銀灰色冷的建築、明亮的燈光，透著新落成與現代化驕傲的氣息。不同的臉孔與低聲交談的不同語言，像是背景與某種音樂交互，這是一個沒有留戀的空間。
機艙是另一個長長的甬道，塞滿了幾百個乘客，共用幾間只能迴身的廁所，爲了維護機艙的秩序與安寧，有很多空服員貼心服務，以安撫乘客陷在狹小座椅空間的無奈。這個長形的空間，以它巨大的力量位移著，它充滿自信的升空、飛進平流層，在雲端上穩穩的快速飛行，雲之下，是被稱作中國、俄羅斯、東歐的地方。
然後，從機艙小小的窗，貼著臉，我看見了另一個較大的島，我的目的地，英國。
十多個小時的時間，藉由機艙，我位移到了世界的另一邊。
這是我生命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一次位移。
也許常常坐飛機的你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但我卻認為這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因為，憑你一個人的力量，是辦不到的。
我步行了長長的甬道，才走出希斯洛機場，機場旁室內停車場的味道，聞起來和台北的很像。
我坐進車裡，在這個島嶼的第一天，我睡在一個充滿回憶的房間裡，牆上盡是戴和哥哥成長的照片，訴說著生命成長與傳遞的過程。
第二天清晨，我再度坐進車裡，用將近六個小時，位移到康瓦爾海邊的小鎮。
我看見戴，他在陽光下一臉的微笑，比我上一次看見他時黝黑了一些。
將行李搬進樓上的小房間，這空間，是我即將停留三個月的空間。
小小的房間是我和戴的空間，雖然是房東的，但其實是屬於我們的空間。
這個空間在我來之前是悲傷的，偶爾一個人的時候，我還能聽見，房間裡屬於過去的嘆息。
我的生活空間，變了。
不再是長長的甬道與位移。
房間很小，像是另一個洞穴，我仍是一個穴居人，但我再也不是只住在甬道與洞穴中的穴居人。
洞穴是我們遮風避雨、睡覺休憩的地方。
每天起床後，我們常常手牽著手出門散步，往城裡的方向走，順道去看海與沙灘。
海在陽光下，閃耀著潾潾的波光，我走在柔軟的沙灘上，聽著海潮拍岸的聲響。以滾滾而來的巨大平靜沖散我多年生活在洞穴與甬道中的焦慮。
空間，似乎變開闊了。
這片海與沙灘，不屬於我。
我也不屬於它們。
但我臣服。
臣服於這天空、海洋、與沙地交織的偉大。
這偉大使我靜默無語、傾聽最美的樂音與最深的秘密，
它使喧嘩安靜、使憂傷平復，
我衷心臣服。
後來我又回到台北，很自然的回到穴居人的城市，試圖回復甬道般的生活。
也許穴居是印刻在基因裡的天性，所以我們從幾千萬年前的穴居生活到幾千年前在黃土高原上，半穴居式的鑿挖。
高原上隱約可見的一個個矮洞、相對於城市裡的樓房……
我們將穴居生活發展得更為精巧細膩、功能齊備，有專司運動的洞穴、專司娛樂的洞穴………
我還不知道要怎麼看自己是一個「穴居人」這件事？
也還不知道除了甬道般的生活之外，我還能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身在精巧的穴居城市裡，我失去了原本習以為常的臣服與驕傲。
文章定位：
In the end of the day, (拉維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