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民主體制 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遺。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台灣習慣 情況再壞用選票扭轉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下愈況,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連宋演講 在對的時地 說對的話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四八二美金成長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長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
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西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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