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移民澳洲，在這之前我對語言只有「認知」，談不上什麼「「感情」。
離鄉背井後我深深感覺，所謂的「鄉愁」，最容易被觸動的有兩個地方，對我而言，一是食物、一是語言。
生活在他鄉，我的腳步常不自覺地往這兩種靈魂深層的慣性領域移動。
像不情願斷奶、到那兒都要緊緊抱住的teddy bear一樣，到了遙遠的地方就更加依賴那熟悉的氣味。
在澳大利亞，對於家鄉口味的眷戀情懷並不那麼難以解決。然而不知從何時我對中文開始有了一種魂牽夢繫的感覺，那心情很幼稚也很可笑。
移民是出於我的自由選擇，因為我愛這兒的環境、氣候、社會的淳樸和多種文化融合的豐富多采。
但在我被迫必須使用英語當成我主要的生活語言時，我卻又在內心深處產生難以言說的抗拒。
用英語我無法得到來自靈魂深處的回音，許多細緻的感受我無法用英語表達，中文是我內心最深處的語言，屬於靈魂和詩的領域；而英語，只不過是外在理性世界的語言，是一種工具。
用英語書寫或說話使我能在現實生活裡將自己在公眾面前呈現。讓我在澳洲社會成為一個容易被辨識的符號。為了溝通和行動我不得不使用英語，不得不服膺權威。我的歷史被另一種語言切割，自我的存在漸漸地不復深刻完整。
「變」，可以是吸引人的一種新鮮，但太多不得不的「改變」有時卻令人恐懼，那最深的恐懼來自於每天逐漸變化了的自己。漂浮、陌生，一種無法再還原的自己。
不久前一個朋友借給我一本〈馬橋辭典〉， 這本書是探討一個中國村寨的鄉村俚語(很多據說是四川的土話)這樣冷僻、如此遙遠、陌生的體裁，剛開始吸引我讀下去的原因是由我之前對韓少功這位譯者所選擇翻譯的書《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惶然錄》，以及對他譯文的偏愛。帶著一種奇怪的「信仰」讓我不由自主地掀開扉頁讀下去。
作者嘗試為一個村寨編輯出版一本詞典。 他闡述；任何特定的人生總會有特定的語言表現， 說明人是有語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說話其實很難。 他的結語解釋了我對「語言」的諸多糾纏概念。
作者於1988年移居中國最南端的海南島。他說他不會說海南話，而且覺得這種話很難學。
有一天，他與朋友到菜市場買菜，見到不知名的魚，便向當地的賣主打聽。
魚販指著魚說：「這是魚」。
作者說：「我知道是魚，請問是什麼魚？」魚販瞪大眼睛說，「海魚麼。」
作者笑了：「我說我知道是海魚，請問是什、麼、海、魚？」
對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顯得有些不耐煩：「大魚麼——．」
作者韓少功和朋友事後想起這一段對話，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有數不盡數的漁村，歷史悠久的漁業。
然而後來他才知道，他們關於魚的詞彙量應該說是最大的。
真正的漁民，對幾百種魚以及魚的每個部位以及魚的各種狀態，都有特定的語詞，都有細致、準確的表達和描述，足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詞典。
但這些絕大部分無法進入普通話。
即使是收集詞條最多的《康熙字典》，四萬多漢字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於是
這裡大量深切而豐富的感受被排除在視野之外，排除在學士們御制的筆硯之外。
當我們同這裡的人說起普通話時，當我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大熟悉的語言時，他們就只可能用「海魚」或「大魚」來含糊。
作者說他差一點嘲笑他們，差一點以為他們可憐地的語言貧乏。
然而後來他覺得自己錯了。對我們來說，他們並不是我們所見到的他們，並不是我們在談論的他們，他們嘲啾嘔啞嘰哩哇啦，很大程度上還隱匿在我們外地人無法進入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中文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裡。而他們接受了這種暗夜。
這使作者想起了自己的家鄉。多年來他一直學習普通話。他明白這是必要的。
是他被鄰居、同事、售貨員、警察、官員接受的必需，是他與電視、報紙溝通的必需，是他進入現代的必需。
他在菜市場買魚的經歷，只是使他突然震驚：「他」已經普通話(英語)化了。
這同時意味著，作者記憶中的故鄉也普通話(英語)化了，我們的思維概念正在一天天被異生的語言濾洗——在這種濾洗之下，正在變成簡單的「大魚」和「海魚」，簡略而粗糙，正在譯語的沙漠裡一點點乾枯。
這並不是說故鄉不可談論。不，它還可以用普通話談論，也可以用台灣話、越語、粵語、閩南語、藏語、維語以及各種外國語來談論，但透過更深一層的省思，作者韓少功感慨良深地問我們：「用京胡拉出來的《命運交響曲》還是《命運交響曲》嗎？
一只已經離開了土地的蘋果，一只已經被蒸熟了腌製了的蘋果，還算不算一只蘋果？
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語言障礙，地域性也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
在地域性之外，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的難度。
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繫，越來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進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基本上鏟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別，倒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差別。
在紐約、倫敦、墨爾本、雪梨、台北或上海北京，人們聽莎拉.布萊曼（Sarah Brightman）或周杰倫的DVD，討論斷臂山或奧斯卡金像獎、午餐吃麥當勞，和男女朋友的第一次約會地點選在星巴克咖啡館(starback)、晚上吃道地的家鄉菜、在東京擦巴黎香水、在香港街頭穿今年新流行50年代復古風時裝參加PARTY，知識從某領域的電視名嘴或媒體寵兒中間頒布並流行起來，電子遊戲機成了小朋友們的最佳玩伴。
地球村的同代人吃著同樣的食品，穿著同樣的衣服，住著同樣的房子，流行著同樣的觀念，甚至說著同樣的語言，但到那個時候，50年代的人了解30年代的人，2020年出生的人了解2010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現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國人要了解英國文化或澳大利亞文化一樣困難。
事實上，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在同一種方言內，所謂「代溝」不僅表現在音樂、文學、服裝、從業、政治等等方面的觀念上，也開始表現在語言上——
要一個老子完全聽懂兒子的詞語，常常得出一把老汗，已成為我們周圍常見的事實。
作者說：「三結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詞彙迅速變成類似古語的東西，並沒有沉淀於古籍，沒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際圈子裡流通，就像方言在老鄉圈子裡流通一樣。
不是地域而是時代，不是空間而是時間，正在造就出各種新的語言群落。
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往深裡說。即便人們超越了地域和時代的障礙，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
有一個語言教授做過一次試驗，在課堂上說出一個詞，比方「革命」，讓學生們說出各自聽到這個詞時腦子裡一閃而過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種多樣的：有紅旗，有領袖，有風暴，有父親，有酒宴，有監獄，有政治課老師，有報紙，有菜市場，有手風琴……
學生們用完全不同的個人生命體驗，對「革命」這個詞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識詮解。當然，他們一旦進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從權威的規範，比方服從一本大詞典。
這是個人對社會的妥協，是生命感受對文化傳統的妥協。
但是誰能肯定，那些在妥協中悄悄遺漏了的一閃而過的形象，不會在意識的暗層裡積累成可以隨時爆發的語言纂改事件呢？
誰能肯定，人們在尋找和運用一種廣義普通話的時候，在克服各種語言障礙以求心靈溝通的時候，新的歧音、歧形、歧義、歧規現象不正在層出不窮呢？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所謂「共同的語言」，永遠是人類一個遙遠的目標。
如果我們不希望交流成為一種互相抵銷，互相磨滅，我們就必須對交流保持警覺和抗拒，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的表達——這正是一種良性交流的前提。
這就意味著，人們在說話的時候，如果可能的話，每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詞典。詞是有生命的東西。它們密密繁殖，頻頻蛻變，聚散無常，沉浮不定，有遷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遺傳，有性格和情感，有興旺有衰竭還有死亡。
它們在特定的事實情境裡度過或長或短的生命。
韓少功說：「一段時間以來，我的筆記本裡就捕捉和囚禁了這樣一些詞。我反覆端詳和揣度，審訊和調查，力圖像一個偵探，發現隱藏在這些詞後面的故事，於是就有了這一本書。」
這當然只是韓先生個人的一部詞典，對於他人來說，不具有任何規範的意義。
但由於讀了這本書使我反對澳大利亞近期入藉必須通過英文及接受澳大利亞的價值觀這項措施有了更充份的理由。
由共同語言所建立起來社會共同價值的共識，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語言暴力。它嚴重地壓迫社會成員保留個人「異質性」的權利。同時它也為統治者及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階層提供了不必要的服務。
被統一起來的「價值觀」事實上勢將阻隔多元文化多姿多采的交流融合、也將
剷平各種語言所築構的文化相互衝撞而出創造的可能性。
我想起鮑伯.狄倫Bob Dylan有一首歌，歌中有幾句話：「當我們的生命再度交錯，我將在四下無人的瞬間，送你一個先知的眼神，一個英雄的手勢，紀念我們謙遜的熱情，我們驕傲的寂寞……。」
請聽聽我，一個微小的聲音，一個在異國他鄉逐漸蒼老疲憊的聲音。
儘管明天是一條遙遠的路，儘管我們將累積一層又一層的風霜，儘管我們靈魂的質地將變得扭曲，我們的聲音會逐漸沙啞，我們的手勢會逐漸無力…我們的生命之所以交錯，是寂寞使我們相濡以沫共同取暖.。
生命為何落落寡歡？也許正是因為缺少一個讓微弱的聲音得以吶喊並且被鼓勵和重視的社會。
請繼續提供讓獨立自由的言論眾聲喧嘩的舞台。
因為一個懂得尊重並關懷多元文化的政府我只會更「愛」它。更想成為它中間的一份子，絕不可能棄絕它更不可能往外「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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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馬橋辭典 作者：韓少功 時報文化出版社 〈台北〉
2 李歐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後現代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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