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Vancouver，也是一個文學會議上，《明報》（加拿大）丁果先生給了我一個訪問，訪問時我們隨便聊聊文學，聊聊文化，想一想，20世紀快完了，回頭想想這個世紀中國的文化––開頭滿輕松的，後來越聊越沉重，我就覺得“五四”以來的文化運動好像令人不太滿意；我隨口說，我們可能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
我這麼講了，丁果就寫下來，就變成了一個標題：“中國需要新的五四運動”（按：《中國需要一場新五四運動》，載《明報月刊》98年12月號）。哇！這個題目我自己嚇倒了。我當時講，希望在2019年，“五四”運動的100年以前（按：應是100年以後），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文化復興，自己大言一出，纔發現講是這麼講，卻隻能提出問題，完全沒有答案。
一個多世紀以來，多少仁人志士做了多少事情，到了世紀末，卻還是茫茫然一片，我個人絕對沒有力量解答任何問題，我隻提出我的看法和感受。我是寫小說的，這是我的本行，除此以外其他文化的各方面，我都是外行，我是以外行人的眼光來看看我們的文化現像，並且跟大家一起討論。
20世紀中國沒有文化巨人
還有一年多，20世紀就過去了，走到了盡頭，於是世界各個地方，美國、臺灣、 港 都在算總賬、結清單，看看這個世紀，人類到底做了什麼東西，對文明有什麼貢獻。美國出了本很厚的、圖文並茂的書，叫OurTimes，請了各行各業專家來討論各國民族對世界文明有什麼貢獻和影響，這本書翻成中文在臺北出版了（按：書名是《OurTimes:20世紀史》）。
余英時教授寫了一篇評論，他指出這些專家論到中國這個世紀對世界影響的事情，隻提到中國的革命、中國的專制，除此以外對中國文化隻字不提，餘教授感到辛酸。但他也承認，平心而論，20世紀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建樹的確不算很大，他的話，我看了，也有點辛酸，我也有同樣的感受。
去年我在美國的時候，跟一位美國教授朋友，也討論到20世紀的文化成就，他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就是喬哀斯(Jam esJoyce)，他是愛爾蘭的後裔，愛爾蘭總是講自己的好，我心裡有點不服。後來沒有多久，美國也算總帳了，《時代雜志》(TimeMagazine)做專輯總結這個世紀各行各業有哪些領風騷的人物，講到小說的時候，也選了JamesJoyce。RandomHouse，藍登書屋也評了100本最偉大的英美小說，頭一本就選《尤利西斯》（按：這是喬哀斯的作品）。
我想，我的美國朋友還是有一點眼光的，他選了JamesJoyce，並且要我說一位我認為是20世紀、中國產生的、影響世界文化的文化巨人，我一聽了，結結巴巴半天講不出話來，後來我隻好坦白地說沒有。我本來要講魯迅，後來想想，魯迅隻寫過短篇小說，沒寫過長篇，好像分量不是很夠影響全世界，當然他的《彷徨》跟《吶喊》那兩個集子寫得很好，可是跟Joyce他們比，分量還是不夠，所以我就心裡有所感觸。
現在我們看世界級的音樂家、畫家、建築家裡也有很多中國人，前幾天還在電視上看到，紐約市長把YoYoMa（按：大提琴家馬友友）的名字掛在46街上，在紐約Manhattan（按：曼哈頓），以音樂家的名字取了個街名，而且還是中國人，YoYoMa 恐怕還是第一個。
另外，我兩年前受法蘭西學院邀請，到了巴黎，晚上參觀了羅浮宮，一看，那個金字塔––貝聿銘的設計在羅浮宮前大放光明，燦爛得不得了，我非常興奮，中國人的設計居然在法國的文化重鎮前耀武揚威。
這些藝術家當然很了不起，但仔細想一想，他們的貢獻，是對西方文化的貢獻，對整個世界文明的貢獻，他們的音樂和建築，對我們中國文化的提升好像沒有很大幫助。這麼一想，我的失落感就很重了。我們不得不承認，20世紀，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沒有因為能夠得到外來文化刺激而起死回生，更進一步，發揚光大，影響世界。
余英時教授說，中國20世紀的文化成就不高，回顧歷史，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破壞那麼徹底，世界上好像沒有哪個民族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那麼痛恨，好像必要去之而後快！這個原因非常復雜。文革的時候，毛澤東提倡破四舊，我想他有一個目的，就是破舊立新。可是，文化傳統的根傷了那麼兇以後，所產生的新事物就變得很奇怪。
斲喪文化根源產生怪誕現像
尼克遜總統訪華以後，70年代初吧，美國突然掀起一股中國熱，很多大學放映江青的樣板戲，美國學生非常熱衷，那時候我剛好在Berkeley（按：伯克利），有一天上演江青的《紅色娘子軍》，我去看了，那部電影一放映，一群娘子軍跳芭蕾出來的時候，我就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因為我以前看的芭蕾舞，例如MargotFonteyn與RudolfNureyev跳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都是非常優雅、浪漫的，忽然看見那群殺氣騰騰的娘子軍，扛著槍，綁著腿，橫眉豎目的，一跳一跳的，滑稽得不得了，我忍不住笑了。
去年我又去了中國大陸，很巧，我又看到一段新的《紅色娘子軍》舞臺戲，娘子軍一出來，我又笑了。那是因為90年代的娘子軍扭來扭去，就像巴黎fashionshow（按：服裝表演）在走臺步。江青的樣板戲完全顛覆了芭蕾舞的貴族傳統，90年代的紅色娘子軍引進了西方商業文化以後，也顛覆了江青時代的革命意識形態。搞來搞去，樣板戲就越變越怪，非常有post-modern、後現代的味道。真的，文化的根除掉了以後，就有許多怪異的東西產生。
“打倒孔家店”鑄成大錯？
回頭想想看，“五四”要打倒傳統，要打倒孔家店這套東西已經好多好多人討論過了，據許多學者的看法，都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內憂外患，喪權辱國，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認為非打倒傳統的中國文化不可。
但現在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們恐怕可以得出一些結論：這些路，走了一個世紀，是不是走錯了？走了這麼久！我們可以向其他的國家借鏡，像法國人，20世紀他們給德國人打得灰頭土臉的，軍事上敗得一塌糊塗，但法國人對自己的文化那麼有信心，他們一點都不舍得拋掉自己的文化，巴黎城裡的歷史建築，是受保護的，一踫都不可以踫，絕對不能拆掉，新的建築都被趕到城外面去；法國的科技科學也非常進步，他們把現代跟傳統結合起來，不需要像我們把北京城門拆掉了，就好像進步了。我在巴黎參觀博物館，那都是以前的宮殿，那些法國人解釋給我們聽：法國大革命（1789）的時候，貴族都上了斷頭臺，被砍掉頭，暴民把那些宮殿裡的家具衋? 磐ㄍㄇ賴簦 疃H又一個桌子，一個椅子撿回來。
一個18世紀的椅子有什麼稀奇？但那個法國人講起來猶有餘痛，好像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毀滅和破壞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他們保護自己傳統的文化，費盡心血，這麼珍惜，這麼驕傲，並且又能夠創新，我的確很佩服他們這種精神。到了巴黎，你感到古悛漱憭亅晹b感應你，它充滿生機，不是死的、僵化的文化傳統，它一脈相傳下來，並沒有切斷。
另外舉個例子，日本人也戰敗了，但他們沒有把京都文化燒掉。反過來看清朝，八國聯軍入侵幾乎導致亡國，最後還是沒有亡國，漢族可說是革自己的命，這個世紀也是中國人革自己的命，可不是外族入侵使我們亡國了。
我看到這個現像，並提出問題：是不是一定要連根撥起，一個國家纔會復興？或許說，連根撥起以後，這個國家傷得很兇，因此文化就不如人家了？我要聲明我不是國粹派，但我感到中國人對文化的保存，非常輕率、忽略。
我這次到杭州，這裡起了很多房子，跟原來的文化根源格格不入，好像給很美的古城文化戴了很奇怪的帽子。杭州這個古城的文化，中國政府如果認識的話，就應該好好地規劃，應該把好的傳統融合到現代去。傳統與現代怎麼結合，恐怕是個大學問，通通是我們要思考的，人家的國家好像不必經過那麼多掙扎，不必經過那麼多衝突就結合起來了，偏偏中國人好難。
一個多世紀了，“古今中外”這四個字，我們掉在裡面真是暈頭轉向。也有人說西方文化是個強勢，這還包括俄國文化，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毀滅性特別強，我們抵擋不住。可是想想，中國文化也不是第一次受外來文化刺激。印度佛教文化到中國的時候，跟中國文化融合，燦爛地開花結果，使中國文化脫胎換骨，但又沒有摧毀我們的傳統，無論是音樂、文學、藝術、建築各方面，佛教文化完全是良性的。而西方文化、俄國文化怎麼對我們的文化摧毀性那麼大？
我昨天去了個地方，叫我非常感動，我到了鑽石山參觀志蓮淨苑，我一去真的給震撼住了！那個佛教寺廟，整個建築群，完全恢復了唐代建築，大部分是用木頭建的。 港到處都是摩天高樓，一抬頭就像被壓住的樣子；但一進去志蓮淨苑，就走進開放的空間，好像進入時間隧道，慢慢的、慢慢的通往唐代，整個文化是活的文化。這個建築像鎮山之寶，到了這裡感到一種效應：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古老的文化可以復興，就看你怎麼設計。
我當然很好奇，這是 港人，還是中國大陸的設計師設計的，這個建築好像有點似曾相識，有點京都風，後來我一問，果其不然，是請了日本設計師參加設計的。文革的時候破四舊，寺廟都被摧毀了，雖然中國大陸現在也修復寺廟，可是最叫人痛心的是紅的綠的亂漆一頓，弄得俗透了，沒有一點美學！
可見中國文化的根基在什麼地方失落了！但日本人，他們保存了唐朝文化，這個源頭還是活的，他們造出來的中國佛寺，令人感動；中國大陸自己修復的廟宇，不是這裡錯就是那裡錯，那就表示說：文化上我們受了傷，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過來。
五四新文學充滿陳腔濫調
五四運動包括了各種文化現像，我稍微講講我自己的感受，就講一講文學方面吧。當然，中國人最驕傲的是白話文運動，由胡適提倡，後來一脈相承的是魯迅的白話文學、30年代的寫實主義傳統。我們感到驕傲，這是20世紀我們的文學成就。胡適也提倡新詩，在座有很多詩人，我就不講詩了，詩不是我的本行，我就講白話文小說。
我一直對新文學運動存有疑問：《儒林外史》、《紅樓夢》，哪不是一流的白話文，最好、最漂亮的白話文麼？還需要什麼運動呢？就連晚清的小說，像《兒女英雄傳》，那鮮活的口語，一口京片子，漂亮得不得了。它的文學價值或許不高，可是文字非常漂亮。我們卻覺得從魯迅、新文學運動起纔開始寫白話文，以前的是舊小說、傳統小說。其實這方面也得再檢討，我們的白話文在小說方面有多大的成就？
我剛學寫小說的時候，夏濟安先生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他說，“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充滿了陳腔濫調，是很不好的小說語言。那時候我聽了很入耳，記在心裡頭。現在想起來，從白話文運動以來，難以拿出幾本小說，它的文字藝術––先不說內容––是超過《儒林外史》，超過《紅樓夢》的。
我也跟大陸學者交換過意見，他們也有這個看法。比如劉再復先生也認為新文學史應該重寫、重新估價。新文學的成就，一般的排位是“魯郭茅巴老曹”，就是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們的排位是動不得的，劉先生也很不以為然，覺得要重新估價這些人的成就。
講到文學成就，文學到最後恐怕還是個文字藝術；至於內容，也許因為受當時政治、社會的影響，要具有社會意識、革命意識，這些東西看起來很重要，但最後作為評斷的時候，文字畢竟還是藝術，而且文字是很重要的。
我們想一想，以“五四”到49年以來的作家，光是比文字的話，恐怕寫得最美的，還是張愛玲吧。夏志清教授那本書（按：《中國現代小說史》）是1961年出版的，他最驚人的論斷就是說，“五四”以來，張愛玲的小說藝術最好。那是石破天驚的看法，因為張愛玲當時在正統文學來說，並不入流，當時很多人不服這個看法，但後來越來越多人接受他的看法。以文字來講，前面提到的六位，的確不如張愛玲。
當然，張愛玲小說的好處不止於文字，還有人的觀察、它的感性，但是這些東西都需要以特殊的文字來表現。研究張愛玲的學者都說，張愛玲不是從“五四”運動傳承過來的，她是從《海上花列傳》、《紅樓夢》、晚清小說直接過來的。她對魯迅等人置諸不理，她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她的文字寫得漂亮，可能就是因為她沒有經過“五四”運動。她的文字也不是歐化的句子，“五四”新文學則有許多歐化的句子。
“五四”運動到現在已經80年了，現在更到了世紀末了，我們看看中國大陸、臺灣、 港等地都走到了文化上的十字路口。中國大陸一開放，市場經濟、商業文化，一下子蜂擁而入，它正處於急遽的變化中，它在轉型，會變得什麼樣子，我們不知道，隻感到憂喜參半––我看到有些現像充滿希望，有些則令人憂心。在臺北，也是同樣的問題，解嚴了，本土意識高漲，臺灣也在尋找自己的文化定位，也在轉型了，而且變得很快。 港回歸以後，可以說是百年大變， 港人也處在非常重要的轉型期， 港人也在思考他們新的身份。
上海、 港、臺北應積極融合傳統現代
我剛纔說，我們需要新“五四”運動，我隻提出問題，沒有答案，但有一點很重要––我們要重新發掘、重新親近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希望至少是歐洲式的文藝復興––古希臘文明經過了一段黑暗時期，最後復興了，我們也經過文革。我們要重新發現自己文化的源頭，然後把它銜接上世界性的文化，這個題目很難，但是我們必須做。
至少目前的20年內，我們必須慢慢整理自己的文化傳統，同我們要很虛心，很冷靜地對待這事情。中國有三大地方擔負了這個任務，在中國大陸是上海，第二是 港，第三是臺北。因為這三個城市是開放的，而且處於跟外來文化交流的第一線，對外交流密切，怎麼把現代文化引進來，融合進傳統文化中，這三個城市擔任很重要的任務。
（載自香港《明報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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