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2005-7-8 8:31:07
各位下午好！感謝解放日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社長，解放日報黨委書記、總編輯尹明華先生的邀請。
這次“文化講壇”，讓我見到了很長時間沒見的朋友。我很奇怪，在沒有事先約定的情況下，解放日報怎麼把我的兩位很秘密的朋友拉到一起了？
本山和景行都是我多年的朋友。我剛剛坐在這兒想，大家在討論文化，而本山給我們創造了在文化意義上的一個定義，就是文化正如他自己講的，一定要把腳深深地插在土地里，對這塊土地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然後引起大家的共鳴。這是他所做到的。我曾經在他的家鄉鐵嶺作過一次演講，主要內容是：中國已經苦了幾百年了，我們文學的主題往往是控訴和憤怒，但是我們終于有了歡笑的時代，趙本山讓中國人至少在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狠狠地笑了十幾年。不管一些評論家如何表述，本山的意義是和這塊土地連在一起的，文化深厚性和對土地的負責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另外一位朋友曹景行，又體現了文化的另一種方位，在非常遼闊的視野當中，讓身處于不同角落的人們，知道天下之大，知道風雲變幻之頻繁。有一次，我旅行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邊界，在那兒遇到幾位中國老人。有一位快90歲的老太太告訴我說，她平生最尊敬的人是曹景行先生。那是非常遙遠的地方，曹先生把遠離祖國本土的華人心中的某一種驕傲感和認同感結合起來了。
今天下午，我們三個人的演講似乎有了分工，本山是負責深厚這一塊，景行負責廣闊這一塊，我負責比較枯燥的這一塊。
我從枯燥的角度來談這麼一個概念，即“宏觀視野下的文化差距”。作為一個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人，我們都要非常明白地認識到，我們正處于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在這個歷史時刻，經濟上的轉型和經濟上的發展舉世矚目。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相比，文化顯而易見是滯後了。
前不久，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圖書館有一次演講，演講之後總有一些聽眾要當場提問。問得最多的問題是，中國經濟的發展舉世矚目，但文化的發展卻嚴重滯後。文化跟不上經濟的發展，中國該怎麼辦？在宏觀視野下，我們的文化思考還有一些基本差距。
< 文化成果是不斷創造、更新的一種積極的人格 >
第一，這些年來，我們對文化的精神價值系統思考得越來越少。這樣使得我們的中華文化曾有的“內在追求和諧，外在發射力量”的狀態正在慢慢地消失。
比如，中日之間有矛盾，歐洲和美國做民意測驗，結果很奇怪，同情中國的人並不太多。明明我們是對的，為什麼同情我們的人反而不太多？仔細了解一下就會發現，現在很多人是看日本漫畫長大的，他們對日本文化有一種親切感，覺得這是個富有創造力的國度，是一個浪漫的國度。對中國文化卻不太了解。
我們對外宣傳的東西似乎太深奧、太重複、太古老，程度也似乎還很低下。國際上對亞洲文化的了解，除了日本漫畫之外，接下來就是韓劇了。他們對韓劇的了解是非常普遍、非常廣泛，而且非常轟動的。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文化了解也不太多。有一次，我到香港去講課,有幾個學生對我說，“本來不知道該不該喜歡中華文化，現在決定不喜歡了。”原來他們不是不喜歡中國文化，而是不喜歡他們現有的教材。我們很容易把文化看成是知識，其實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力量。什麼是文化？所謂文化就是人類為了擺脫愚昧和野蠻而構建起來的價值系統，它的成果是不斷創造和不斷更新的一種積極的人格。對此，我們卻慢慢地淡忘了。很多外國朋友產生了疑問：“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的假酒、假藥和假幣？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盜版？做這些東西的人，怎麼連一點點的精神控制力都沒有？”其實這些都屬于文化的範疇。我們不能把很多問題都推到法制這一塊，社會全面的發展肯定是和文化緊緊相關的。在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文化沒有跟著發展，所以我們經常會非常苦惱地面對類似這樣的問題。景行主持的《時事開講》就談到過，我們對文化控制力不夠了解，所以才產生了對文化的基本誤會，使精神價值力量慢慢地損失了。
前不久，我在北京參加了一個會，有位美國富豪貝林先生，他在世界富豪榜中排名非常靠前，他的講話引起我們非常深的文化思考。他還聘請我做他的顧問。會議當天，他捐獻給北京自然博物館2400萬元。他說：“我現在年紀老了。我經歷了三個階段的人生目標。第一個階段是求多，我實現了；第二個階段是求好，我的飛機是最好的，我的住宅是最好的，我的享受是最好的，我也做到了；第三階段是求異，就是誰都沒有經歷的，我要經歷，比如我自己開飛機。所有這些，我都在60歲時得到了滿足。于是，我感受到了一種深刻的無聊。直到2000年3月份，一個越南的殘疾女孩出現在我的眼前。我輕輕地把一把輪椅推過去，她坐上去時很慌張，但是幾分鐘之後，她覺得獲得了自由，她的眼里綻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在非洲津巴布韋，一位男青年背著一位中年婦女來到我眼前，‘這是你母親嗎？是你朋友嗎？’我問他，‘都不是，我在路邊看到這個人需要背，我就把她背到你這兒來了。’我從這個小女孩和男青年的身上知道了我需要做什麼。其實這些事情早就可以做，為什麼沒有文化來提醒我？”
這位貝林先生從此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標。在我們的文化領域里似乎也是這樣，求多、求好、求異，看似有目標，其實是沒有。我們要創造和諧社會，要救助更多人，就要讓更多人的精神力量匯聚到比較高的層次上。
對于文化差距，本山早早地就感覺到了，所以在春節晚會上，他從樸素的農民形象轉化為對虛假行為的揭露。他有他的邏輯，有他的合理性，有他的普及性，我們都能夠反複看到。
< 個性化的文化往往得不到理解 >
第二，是體制轉型的差距。這在教育領域還比較好，在文化領域里就比較差了。一些海外朋友提出，他們覺得在和中國文化界的朋友接觸過程中，發現很多不可理解的地方。
比如文化底蘊是偏重于得獎，還是偏重于被接受？這在轉型前和轉型後是完全不一樣的。文化轉型前肯定是偏重于得獎，文化轉型後肯定就不是這樣了。
比如我們是強調低效的文化行為，還是高效的文化行為？我們有些課題沒有什麼意義，卻研究了很久，研究者為研究還坐了十年冷板凳。但是，這種研究完全是無效的或是低效的。
比如我們需要群體性的文化還是個人性的文化？我們一般會強調群體性的文化，不太會強調個人性的文化。個人性的文化往往不被理解，往往處于被媒體不正常的詢問當中，這樣，個人就變得非常脆弱。
在中國文化界，轉型還沒有認真地開始進行，整體觀念上的改革還沒有很好地進行。希望大家能夠推動轉型，不要成為轉型前的文化力量的幫助者，要成為轉型後的那種孤軍奮戰的文化創造者的支持者。
< 不要縮在小圈子里自我文化安慰 >
第三，我們對國際文化的思考和了解太少了。
剛才你們介紹我的資料上提到了2004年的人類發展報告，這是聯合國計劃署舉辦的一項活動，我參加了。我感覺我們大部分人對國際文化了解得還很少，我們與國際文化還屬于兩個話語系統，彼此之間很遙遠。這個問題非常重要，這不是哪個國家所遇到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都遇到的大問題。那次的主題是《當今多元化時代的文化自由》，其中牽涉到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文化多元化的目的是什麼？在多元的文化當中，文化價值是不是一樣的？雖然文化的尊嚴是一樣的，但是文化有沒有等級之分？
還牽涉到一個更大的命題，這就是應該是”全球本土化文化”，還是”本土全球化文化”的問題，這兩個概念在國際上也成為了一個中心命題。
在商業方面，一個跨國公司到本土的地方來設立企業，要考慮本土的風土人情，像肯德基、麥當勞都是這樣。”本土的全球化文化”在本土文化要走向世界的時候，要尋找國際坐標。
這兩種文化在運行的過程當中，產生了什麼問題？現在的範例是什麼？現在世界各國都把中國當成標本，我們是不是贊成？這些問題在文化思路上還較陌生，似乎還沒有認真地進入。
我非常希望我們在宏觀視野下能夠縮短文化思考的差距，能夠逐步了解文化的精神價值系統，逐步了解在體制轉型過程當中文化要站在轉型的前列，要了解當代的國際文化話語，而不是老是在我們的小圈子、偽坐標里面完成我們文化的自我安慰。
比如我們不斷地從事著聲音很大、效率卻很低的文化行為。很多人覺得自己研究的東西留在那兒100年後會有人看，我說現在就沒有人看，以後也不一定會有人看。
我們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文化問題。全世界也幾乎一直在說，經濟發展問題不大，如果有問題的話，大半就是文化問題。我們的富裕是缺少文化准備的，西方為此准備了好幾百年。
我們要認識到文化在轉型過程當中嚴重滯後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才能跟上去，不能繼續生活在一種自滿自足的歡天喜地當中。
如果一直在文化滯後、缺少文化凝聚力、國際上缺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的狀態中繼續下去，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是很大的。
趙本山 : 牢記我們的文化身份
剛才坐在下邊，心一直在“突突”。我身邊這兩位學者這些年來一直在幫助我、支持我。當著他們的面談文化，我覺得這是犯罪，我始終覺得我不能談“文化”這兩個字。
< 聽咱一個農民講話，我心里很忐忑 >
我和解放日報接觸的時間並不長，解放日報是黨報，所以感謝黨對我的重視。解放日報周末部的老高到北京、沈陽找了我幾次，我們聊了幾次，也沒想到把事情聊這麼大。聊來聊去說，就是讓我來跟大家一起聊聊，後來我就說給余老師打個電話邀請他一塊來聊聊。余老師不好傷我，就答應了。後來余老師又給我打了個電話，說不好去。我馬上給老高打電話，說讓你們集團的尹社長邀請余老師。當時我想，這個事也許能成，現在還真成了。
余老師在上海露面的時候很少，今天我從心里感謝他能陪本山在這里坐坐。跟他坐在一起，又讓我升值多少，我心里清楚。今天來解放日報演講，我是闖禍了，闖了一個大禍，負擔很重，比我接足球的負擔還重。底下坐著那麼多戴眼鏡的，聽咱一個農民講話，我心里很忐忑。
幾年前，召開過一次研討會，我第一次接觸余秋雨老師，會上請了很多專家為我這個農民打分、把脈。記得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那時候我話說不出來，還不像今天這樣。那次研討會以後，特別是接觸到余秋雨老師這樣的文化人，我感覺到讀書很重要。過去我不習慣看書，看一本書，一半丟了，一半忘了，那時候才覺得自己說話費勁了，有些人說的話我得拿回去“現翻”。這促使我回來後還真找了本字典，把斯坦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前蘇聯戲劇家）的書看了倆月，我才明白一點點，自己該怎麼說話。
說實話，我今天挺緊張的，就連上春節晚會都沒有這麼緊張過。面對他們，我可能有一點底氣不足；說起文化，我沒有資格說話，這應該是余老師和曹老師的事。
< 盡我最大的努力，去感動那些感動過我的人 >
我就講一下這麼多年我心里的感受吧。遼寧省開原市的蓮花六隊，那個農村就是我的家鄉。我每一次都在風口浪尖上來回，心里沒有底。但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候，趕上了好形勢，我就這樣從農村風塵僕僕地走過來。我的人生沒什麼計劃，也沒什麼秘訣，只是我從沒忘了自己曾經是一個窮人，是一個農民，我要盡我最大的努力，去感動那些過去感動過我的人。
當年我從農村出來時，第一個想法就是進城，那時就想，只要能進城，幹什麼都行。後來就當上演員了，或者說是個民間藝人，是從民間走來的這麼一位民間演員。現在說我是藝術家，我心里挺沒底的。剛進城時，想的就是掙點錢，好讓自己吃飽，再後來想買套房子，再後來又想買車，再後來還想買更好的車。但當這些物質上的東西都得到滿足的時候，我反倒覺得這些都不重要了，受到尊重才是最重要的。受到別人的尊重，受到社會的尊重，受到歷史的尊重，對一個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又和遼寧大學合作，開辦了本山藝術學院。我想把這些年來觀眾給我的錢都還給他們，包括足球。
其實啊，足球是我最不想談的一件事情，也是最”鬧心”的事情，但必須還得有人去做。我們優秀的球員都在國外踢球。為什麼？因為我們缺錢，但更重要的還是缺精神，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就進入了足球界。
我加入遼足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事也有點闖禍的意思。可咋每一件事放到我身上都那麼大呢？報紙新聞天天不斷，讓我天天害怕。不瞞你們說，我已經連續四天沒睡好覺了。昨天晚上跟體育局局長匯報這個事，談到今天早上四點，然後我就直接上飛機來上海了。我現在還暈乎乎的，就像是在坐船。你們說，這大上海，這《解放日報》，還有我身邊的兩位大學者，黃浦江的水有多深？所以我只能介紹自己...（請接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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