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耳說：「歷史是歷史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無終止的對話」，這是卡耳在《歷史論集》中的一段重要談話，在台灣的歷史學界，引起廣泛的討論。現在，傅勒的《思考法國大革命》，同樣給了我們在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操作上，很大的震撼。說到歷史操作問題，在《世紀末的維也納》中，休斯克運用了一個方法，即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來探討十九世紀末維也納呈現的種種問題。
當休斯克所面對的題材全都是人類的情感、焦慮、不平之時，他不能再運用邏輯論理的方式來研究，此刻，精神分析便成了他可以使用的方式。休斯克發現到十九世紀末的維也納知識份子呈現出一種驚人的同質性，他們都在「反叛父親」，反映在政治上，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秩序，在文化上，則是反對資產階級庸俗的文化。他們從政治界退縮，轉而投入於藝術面上來寄託自己的靈魂。
休斯克藉由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是想從這些人轉變時所呈現出的「共同特質」，並從幾個重要的問題點如：「弒父」、「羅馬精神病症」等來建構一個「歷史趨勢」，那就是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整個奧匈帝國的政治氣候與文化氣氛。
空間歷史與父權意識型態下的維也納是一個複歷史的研究取向。作者在選材上，以心理分析家（佛洛伊德）刻劃世紀末維也納的頹廢與問題，條理分明，文中仍不乏作者對史學發展的深層關懷，與新史學道路的試煉。
這時我們不禁想起，「歷史事實」是解釋的問題這個議題？巴拉克勞說：「我們所讀的歷史，雖是根據事實，但嚴格地說，並不是事實的，而是一連串大家接受的議決。」「解釋」和「議決」令人驚豔，便在於研究歷史的不同操作風貌。而在傅勒的《思考法國大革命》中，「輿論」和「概念史」同樣讓我們見識到；對於行動、事件背後不可見的文化道理探討，其價值是相當值得台灣史學界反省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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