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幻九○夢醒
林正盛 (20080920)
九十年代，我圓了個個人小夢。同時經歷了一場集體亢奮的社會大夢。
個人小夢，是電影夢，算是圓夢了。準確的說，如今也許都還在夢中呢！
社會大夢，是民主自由之夢。夢得好辛苦，夢得魅影四起，眼花撩亂昏夢了好久好久。如今算是夢醒了，說是夢醒，難保不是從一個惡夢醒來，卻又掉入另一個惡夢之中而不自知。當初不就是這樣嗎？結束了國民黨威權惡夢，卻換來民進黨貪腐惡夢。所以接著呢！我不能不這樣質問。
暫且，我們把場景拉回八十年代尾聲，回到那解嚴後生氣勃發的台灣社會……
我的窮開心日子
那時，解嚴不久的台灣社會正鬧轟轟前進著，像是打開了壓力鍋般的沸騰著民主改革聲浪，一波波社運、學運，壯闊展開街頭抗爭。從小深受老左派祖父影響的我，有著強烈的反國民黨傾向，再加上搖旗吶喊走過黨外抗爭的洗禮，令我不禁期待著一個自由開放社會的到來。
那時，台灣新浪潮電影方興未艾，兒子的大玩偶、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風櫃來的人、殺夫、玉卿嫂、冬冬的假期、我這樣過一生、海灘上的一天、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青梅竹馬、童年往事、恐怖份子、戀戀風塵……一部部推出，或鄉土，或都會，或中下階級，或中產階級，或正視當下，或回望歷史，一部部電影都帶著深情凝視，關懷我們生活著的現實。在新電影氣氛下我進入編導班學起電影。而躬逢其盛了台灣新電影盛會，愛上了電影，且編織起電影夢來了。
那時，我是個窮小子，卻窮得理所當然，是一種想當藝術家就得過窮日子那樣的理所當然。住的是新店碧潭旁矮房子，吃的是炒地瓜葉，炒野菜，偶而煎魚炒肉，總是煎炒得又鹹又乾，一來好下飯，二來可以多配個幾餐飯。就這樣過著窮日子，在電影編導班裡看著大師們的經典影片，看第三世界電影……看著看著，也不知從哪裡來的自信，就一心一意深信自己將來將會拍出屬於自己的電影。然而拍出一部電影動輒要花掉上千萬，豈是我這個眼前生活都有問題的窮小子所能妄想的。這在周遭親友眼中看來，簡直就是痴人作夢！沒錯，就是痴人作夢！「不瘋不魔不成佛！」這句話當時陪伴在我心底，陪我壯膽前行。一個窮小子的電影夢，回想起來，簡直像一齣魔幻荒謬劇。
1989年6月4日，中國解放軍的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血洗天安門，以武力鎮壓壓制下了年輕學生們的改革熱情。而同在這年，導演侯孝賢完成了面對二二八事件，面對白色恐怖的電影「悲情城市」。竟然獲得了威尼斯最佳影片金獅獎，消息傳來振奮國人，更振奮了電影人。然而在那個解嚴不久的政治氛圍中，二二八事件跟白色恐怖，多少都還帶著禁忌色彩。於是上片審查就考驗著為政者的統治心態。也許因為解嚴後漸漸開放，也許有輿論強烈支持，也許是夾著威尼斯金獅獎的威力，「悲情城市」終得一刀未剪上片，且在國內締造了大約一億的票房。
「悲情城市」的成就，讓我這窮小子愈加瘋魔於電影夢。接著隔年在中正紀念堂發生了四月野百合學運，推波助瀾得「萬年國會」的全面改選，已是勢在必行的事了！相隔一年，海峽兩岸都發生了學運，大陸六四以流血鎮壓收場，台灣野百合和平收場。相較之下令我對台灣的民主自由更有信心，深信只要我們挺身前進，迎面將會走進一個多音多意眾聲喧嘩，宛若繁花盛開美麗花園般的榮景時代。
瘋魔於電影夢，憧憬著自由開放的社會，一副熱情澎湃的昂然踏入九十年代。然而除了熱情勇氣外，除了寫了些現在自己看了都會臉紅的劇本以外，我沒跟過任何一部電影，拍攝電影的真實本事沒懂多少。至於追求民主自由這件事，除了走在抗爭隊伍裡搖旗吶喊當個小嘍囉，根本談不上有深刻的體會認識。所以正確的說，其實我是一招半式闖江湖，東闖西蕩見招拆招，邊闖邊學招數，邊練武藝。
圓夢的起步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我在梨山做果農。當年大量開放蘋果、梨子進口，造成梨山的梨子、蘋果價錢慘跌。尤其是蘋果，等於是賤價。當「悲情城市」威尼斯獲獎時，我已結束果農生活，賠了六十萬下山。過不久我拿起攝影機（S-VHS民生用）又上梨山，這次是拍起紀錄片，直到隔年野百合學運，仍持續拍攝著。我的電影夢終於脫離寫劇本，扛著攝影機進入生活現場踏踏實實拍攝的階段了！
1990年八月左右，完成了拍攝梨山果農生活的的紀錄片，片名為「老周老汪阿海和他的四個工人」。懷著既期待得獎又怕落空的心情參加「中時晚報電影獎」，竟就得了非商業類首獎，獲得三十萬元獎金。這三十萬元獎金，是我放棄麵包師工作，一心一意瘋魔電影以來的最高收入。有了錢就生活無後顧之憂，又得獎的肯定，就此我的電影夢踏出了一小步。
中時晚報電影獎（分商業跟非商業），是當時電影界的年度盛事。尤其在金馬獎長期評審不透明，一向獎項分配的情況下，中時晚報電影獎的評審過程公開，給獎理由得受公評，引起當時許多電影人的重視珍惜。多年後，九十年代中旬，台北市政府接手中時晚報電影獎，改名為台北電影獎，幾年後更是擴大為國際影展，成為直到如今的「台北電影節」。值得一提的是，從中時晚報電影獎到如今的台北電影節，都延續著給新導演舞台，展現出新導演新電影的創作活力。 得獎後，我繼續拍紀錄片，然而想拍劇情片的心愈來愈狂熱起來了。
自由民主的時代來了
電影圈流傳著這樣一則笑話：「難怪台灣人不愛看台灣電影，台灣的政治太戲劇化了，太精采了！政治人物一個演的比一個好，誰還看台灣電啊！」
在我一路圓電影夢的同時，台灣社會以一種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的速度沸沸騰騰進行著一場集體亢奮的自由民主大夢。以前經過多年遊行抗爭也得不到回應，立法院吵翻了天也沒有結果，卻突然都得到解決了。國會全面改選，廢除叛亂罪，開放電視頻道，平反二二八事件，平反白色恐怖……等等。到了1996年3月，台灣進行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民選，在這場選舉台彎社會沸騰起來。
看起來台灣的自由民主夢就真的實現了，誰敢說沒實現呢！連總統都直選了。於是有人說：「四百年來台灣人頭一次選自己的總統，台灣人出頭天了！」有人這樣說：「中華民國是華人社會中最民主自由的國家，值得驕傲。」
然而實現民主自由的同時，卻也帶來了價值混亂，帶來了脫序不安。於是有人又說了：「這是過渡時期，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制度是需要時間的，要有耐心等待。」有人說：「這就是多元開放的社會啊！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啊！」 是的，自由民主的時代來了！至少是來得架勢十足，容不得你懷疑。
台灣電影熱末班巴士
當「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最佳影片時，國際影展（尤其是歐洲）已隱然成型了台灣電影熱。到了蔡明亮的「愛情萬歲」再度獲得威尼斯金獅獎時，國際影展掀起了台灣電影熱，已是不用懷疑的不爭事實了。於是台灣成了國際各大影展選片人，必來看片選片的地方。接著李安的「喜宴」獲得柏林影展最佳影片，再再的鼓舞著當時許多像我這樣的新導演，愈加瘋魔著要去拍出屬於自己的電影。
「拍出屬於自己的電影」是我那時的口頭禪，意思是要拍出有自己個性的電影，能在繁花盛開的花園裡綻放出自己獨具美麗的姿態。其實這也是當時許多新導演們，所懷抱著的電影理想吧！
中時晚報電影獎得獎後，我又拍了二部紀錄片，一部16釐米劇情短片（1993，電影年補助）。隔年1994，我將16釐米短片改寫為劇情長片劇本，獲得新聞局電影輔導金四百萬，又獲得中影徐立功投資八百五十萬。於是我這窮小子的電影夢，終於走到了籌備起第一部劇情長片的階段了。
1995年夏天，在台東池上縱谷區稻田中央的一家瓦屋農舍，經過年初以來的半年種菜，種絲瓜南瓜，養雞，養火雞，養狗養貓的自然造景方式，已然經營出一個舊時代家庭的氛圍。雞、火雞、貓狗都已能自然自在的進出活動在這家屋附近，南瓜爬滿地，絲瓜也已爬滿瓜棚，都開始開花結果了。於是電影開拍，頂著夏日炎陽跟劇組伙伴們拍攝著我第一部劇情長片「春花夢露」。
歷經二個多月的拍攝工作，在經過四個多月的剪接，跟聲音後製，終於完成我第一部電影作品。舊時代的家庭光影，訴說著舊時代那走進家庭就死掉了的愛情。也訴說著舊時代家庭的親情悲喜。影片完成，各個影展選片人陸續來看片，最後被選入坎城影展的「國際影評人週」單元。第一部影片就入選坎城影展，是我意料不到的，不免就意氣風發了起來。回想起來，我似乎是剛好搭上了國際影展台灣電影熱的末班巴士。當時並未察覺到我當時這樣的幸運。
1996年五月，我這麵包師導演（法國媒體對我的稱呼），也是窮光蛋導演，意氣風發的來到坎城。但當我走到坎城影展宮前，看到人群匆忙來去，突然意識到那裡面有多少像我這樣的導演，正在為他的第一部電影汲汲營營，努力著要在坎城影展上露臉，讓全世界認識他，認識他的電影。於是突然覺得自己渺小，而心底虛虛了起來。首映後的記者會，當被問到這部電影的拍攝預算時，我說不到四十萬美金，那些外國記者們聽得一臉驚訝。我接著說我完成的是窮人的電影夢，這是一部窮人美學的電影。隔天，法國三大報都有大篇影評報導，讓我鬆了一口氣，終於站上了世界性舞台被認識了。然而接著卻在「國際影評人週」的獎項落空，心情又跌落谷底。隔了一夜，卻突然獲得領獎通知，意外得了「國際天主教聯盟評審團特別獎」。於是谷底心情又上升，心情大好，飄飄然興奮起來。得獎後又鬆了一口氣，面對國內記者露出喜悅過後的疲憊，脫口而出一句：「總算有了交代了！」是對誰交代呢？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個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屢屢獲獎的年代，得獎是應該，不得獎是意外，出國參展若沒能帶個獎回來，那就遜了！於是得獎了，就如釋重負脫口了句：「總算有了交代了！」
回想起來，箇中滋味真是五味雜陳。（上）
作者簡介 林正盛，一九五九年，出生於台東，野地裡生，野地裡長。一九七四年（十六歲），偷了父親五百元離家到台北，做了十一年的麵包師工作。一九八五年（二十七歲），意外在戲院牆上看到電影編導班招生簡章，興起念頭參加。一九九十年（三十歲）以紀錄片展開影像創作，連著三年在「中時晚報電影」非商業類得獎。一九九六年年完成第一部劇情長片「春花夢露」，在坎城、東京、瑞士佛利堡等影展得獎。從此展開劇情片創作，九十年代共完成「美麗在唱歌」、「放浪」、「天馬茶房」等影片。且參與陳玉勳「熱帶魚」，吳念真「太平天國」，王小棣「我的神經病」等電影演出。 如今完成七部劇情長片，五部紀錄片，三部電視單元劇。同時出版三本散文書。
九十年代是個冷笑話興起的年代，且透過網路流傳的迅速蔓延開來。我們彷彿以冷笑話來遺忘那紛擾不安的漫長過渡，遺忘眼前社會的荒謬。然而紛擾不安繼續，社會荒謬依然，反倒是我們在冷笑話裡愈來愈冷眼旁觀，習慣了揶揄調侃，習慣了冷嘲熱諷，而失去認真看待事物，認真面對問題的心態跟能力。
影展風光過後
坎城得獎，東京得獎，風風光光之後，面對的是國內上片，僅有二百萬左右票房的殘酷事實。於是再度驗證了「反侯派」口中影展得獎片就是票房毒藥的觀點。然而事實上，當時全國僅有六家戲院上片，宣傳費不到二十萬（包含拷貝費），幾乎沒有宣傳。是想僅靠影展得獎效應就想要有票房回收呢？還是放棄了這部電影在票房上的可能呢？若是放棄了，當初為何要投資呢？這是當時面對殘酷票房時的心中疑惑，我想也是當時許多導演們心中的疑惑。在這樣疑惑背後，其實是台灣電影工業跟商業機制的一路破敗。當時幾乎所有電影公司都只投資拿到輔導金的片子，彷彿他們要投資什麼片子是由輔導金評審們來決定，而非經由公司內部的企畫、編審、製片、宣傳來通盤討論，而決定要投資哪種類型的電影。於是所有片子都因為導演想拍，又拿到輔導金了，那就拍吧！拍完了往影展送，得獎了就賺到一些免費宣傳，沒得獎呢！該怎麼宣傳？大約沒去好好的想吧！一部從開拍到上片，都沒想清楚，找到宣傳行銷策略的電影，如何能賣出好票房呢！
新聞局輔導金長期以來孕育了許多新導演，卻也無意間破壞了電影商業機制。而且光靠每年一億左右的輔導金，是救不了國片的。更重要的是，整個電影工業，跟電影商業機制的重建，才是國片票房希望之所在。
隨後幾年，我每年完成一部電影，到1999年共完成了四部電影。這四部電影都有著同樣的命運，拍好送影展，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得幾個獎，回來卻在國內破敗的電影商業機制底下，面對票房毒藥的殘酷事實。九十年代的台灣電影，大多都循環著這同樣的命運。直到2000年，楊德昌的「一一」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卻放棄在台灣上片，也就是放棄台灣市場。這時我們已到了不得不正視台灣電影商業機制破敗這個事實的時候了。
九十年代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屢屢獲獎，回頭卻在國內成了票房毒藥。但我們不斷高喊著愛國片，救國片，一直喊著，一直喊著，就喊過了九十年代。
名嘴，冷笑話
電影圈又流傳這樣一則笑話：「談話性節目太精采，太好看了！誰還看台灣電影啊！」這是我們電影人的自嘲，苦中作樂。
電視頻道開放，有線電視一口氣多了八十多個頻道。節目需求量突然變大了，於是棚內搭個景，找個主持人，再找來幾個名嘴就可以拍的談話性節目也就應運而生，談吃喝玩樂，談流行時尚，談八卦，談靈異，談政治……等等無所不談。在九十年代電視螢幕上紛紛出籠，蔚為奇觀直到如今。從此就更多人說了，且從此說個沒完沒了。眾說紛紜百無禁忌，彷彿台灣已然多音多意眾聲喧嘩，成為全世界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了。
我無意嘲諷台灣的民主發展，但我憧憬中那多音多意眾聲喧嘩，繁花盛般的榮景社會，可不是這個樣子的。其實我們在九十年代完成的只是民主架構，架勢十足的擺出民主的姿態。其實是空有民主形式，民主的內涵呢？民主的精神呢？當然還是那句老話：「過渡期嘛！要有耐心，耐著性子等。」更有人說了：「民主不是一蹴可及的，總要給點時間。」好，那就給點時間，耐著性子等待等待。等著等著二蹴三蹴……四蹴五蹴都過去了，還是不可及。依然還是在那裡架勢十足擺著民主姿態，而那姿態裡該有的血肉跟精神，也就是民主真正的內涵，一點長進都沒有，幾乎還是蕩然無存。政客們似乎就連最起碼該有的彼此尊重都還沒學會，或者根本就是不在乎。於是對人，對生命，對生活環境沒感覺，只對選票有感覺的政治動物愈來愈多。
選舉是台灣最架勢十足的民主姿態，偏偏台灣幾乎每年都在選舉，於是感覺上台灣好像真的是很民主了。且看看那些政客動物們，為了選票儘是討好選民討好派系，以意識形態的毒藥餵養人民，兌換成一張張的選票。雖有少數人在不斷苦口婆心呼籲著，卻淹沒在政客們的口水之中，淹沒在八卦新聞裡。也淹沒在政論名嘴們的叫罵聲音裡。而更多的人，要不因統獨意識形態而選邊站，要不因權力利益而趨附當權者。更多的人是在這紛擾不安的漫長無止盡過渡時期裡厭煩了，疲累了，麻痺冷漠了，而懶得多說了。或者只好學會一笑置之，或嘲諷以對，來個冷笑話笑一笑就算了！幹嘛那麼認真。
九十年代是個冷笑話興起的年代，且透過網路流傳的迅速蔓延開來。我們彷彿以冷笑話來遺忘那紛擾不安的漫長過渡，遺忘眼前社會的荒謬。然而紛擾不安繼續，社會荒謬依然，反倒是我們在冷笑話裡愈來愈冷眼旁觀，習慣了揶揄調侃，習慣了冷嘲熱諷，而失去認真看待事物，認真面對問題的心態跟能力。於是當「何必那麼認真呢！」「幹嘛那麼嚴肅啊！」成了我們口頭禪時，我們已經從不想認真變成真的不再認真了，而且已經習以為常了。
結果報刊跟電視新聞報導快速的綜藝化，戲劇化，八卦化。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都成了電視新聞裡的一場好戲，我們看看笑笑就算了事，頂多茶餘飯後拿來揶揄嘲諷一番，當個冷笑話講講。就這樣不想認真的生活態度，在九十年代蔓延開來，蔓延直至2000年以後的新世紀裡，漸漸成了「不再相信」跟「不相信」了！ 不只是個人，而是蔓延成了整個社會集體的失去了「相信」這種能力。
找回「相信」
九十年代，在一場一場選舉裡激化著族群對立。政客們以意識型態召喚他們各自的選民，他們在同一塊土地上對決著台灣國、中華民國，於是一國二名稱，又是漢賊不兩立。同時雙方的基本教義派支持者，也漸漸跟著漢賊不兩立起來。
直到2000年總統大選，統獨意識型態的對立空前動員，且在往後新世紀的一場場選舉裡加溫，於是一場場政治惡鬥，更漫長延伸著所謂的過渡期，不但沒深化民主的實質內涵，且還把一個空有形是的民主姿態給擺僵了！
經過當初帶領民眾上街頭爭取民主自由的民進黨八年執政後，卻讓我們夢醒了這場民主大夢，且是殘酷夢醒，殘酷得不留餘地了。
這完全不是我當初憧憬中那多音多意眾聲喧嘩，宛若繁花盛開般的美麗榮景。
難道我們真要以能法辦一個卸任總統貪污案來自豪嗎？自豪台灣台灣真的自由民主了！多卑微辛酸的自豪啊！或者還當他是個冷笑話，講講笑笑就算了事。
還能這樣嗎？不能，至少我不能。 「相信」我還有，你呢？「相信」這種生命能力，無論如何我們要一起找回來。
還要夢想
殘酷夢醒，徹底殘酷帶來徹底幻滅，該是到了要徹底覺悟的時候了。該是要讓政客們手中的意識型態魔棒失效，該是要給空有形式的台灣自由民主長血肉添精神了。讓民主自由成為真正擁有豐富內涵的生活方式，繁花盛開般眾聲喧嘩多音多意的美麗榮景的以實現。
同樣的，個人的電影夢我繼續著。夢想著拍出打動台灣觀眾的「好看的好電影」。同時繼續讓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壇上發光發熱。「好看的好電影」是可以看熱鬧，也可以看門道的電影，這是我未來努力的目標。
今年是台灣電影豐收的一年，「九降風」、「海角七號」、「冏男孩」打動台灣觀眾，相繼開出了票房紅盤，帶來了台灣電影一絲希望。
如果不想只是曇花一現，那就接手吧！讓我們接手拍出一部部好看的電影。
還要夢想，讓我們一起繼續努力吧！（下）
林正盛還要夢想
1989年，「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得到金獅獎後，台灣電影就在國際間贏得了一段時間的好日子。但九○年代對一個拍電影的人而言，是非常嚴酷的環境，現在回想起來，林正盛說自己正好搭上了新電影的末班車，靠的是新導演的憨膽，勇敢闖關。
根據時代雜誌報導，九○年代台灣電影在產量與票房上，是全世界排名的八十幾，然而創作價值，也就是藝術層次卻是排名第三，那時排名第一的是伊朗。林正盛說，九○年代末，新電影熱潮過去後，國際對台灣電影的期望便開始提高，埋頭苦幹的學生型電影已經不再吃香，若不砸大錢在攝影等等技術層面上下工夫，就沒辦法獲得國際肯定。
林正盛最近同時進行著幾部記錄片，也計劃要拍一部劇情片。「拍攝與社會現實有聯結的作品」，是林正盛現在的願望，走過對他而言其實蠻風光的九○年代，他只是淡淡地說，「奇怪，九○年代初的時候，大家都有好多夢想，現在不知道那些夢都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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