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在一間麵店吃晚餐，店內除了我以外，只有兩個中年婦女。顯然他們跟這間麵店的老闆娘很熟，隨意話家常。台灣的中年婦女通常都沒有隱私這種觀念，所以即便有我這個突兀的外人在一旁吃麵，他們還是可以暢談自己家裡的事情，連他姪女患了憂鬱症這種私人的事情都和盤托出，我彷彿有種在聽自己姑姑或伯母講話的錯覺。
然後，他們又跟老闆娘攀談起來。「你看起來像外省人耶，不像台灣人。」其中一個大嬸這麼對老闆娘說，老闆娘的表情出現一絲扭曲。「真的啊，很多人都這麼說。」老闆娘打哈哈圓了過去，卻沒有提到自己是哪裡人，也許是覺得受到冒犯。
「台灣人」跟「外省人」這種分法，似乎是很主流的稱呼，鮮少有人會覺得這樣分有什麼邏輯上的謬誤。雖然朱天心曾就此寫過小說，委婉抗議這種不公平的說法，但顯然沒有引起主流社會的注意，而且少有人覺得這是露骨分化的用語。我相信那位大嬸用這種說法時，並沒有刻意挑釁的意思。
尤有甚者，連「外省人」都接受這種說法。我研究所時曾和室友聊天，他父親是從廣東來的，但他已經不會任何粵語，也聽不太懂。他問我「是台灣人嗎？」我忽地有點搞不清楚，我回「我是本省人」。殊不知他居然說我有「省籍情結」。我一時很困惑，不過只是將「台灣人」改成「本省人」，我就變成有省籍情結？那用「台灣人」跟「外省人」二分的又要如何看？種族歧視嗎？
而且很弔詭，「台灣人」一詞在這裡使用的脈絡，並不包含「原住民」。原住民居然不算在「台灣人」當中，我就聽過有人講「我是台灣人，我朋友是原住民」，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奇怪之處。
我的室友是見識不廣，偏見嚴重的人嗎？恰恰相反，他遠比我關心原住民議題，到原鄉部落去當志工，參與蘭嶼反核廢料的遊行，他常常覺得自己應該學好台語，還曾參加白沙屯進香，跟我比起來，他可是很腳踏實地在愛這塊土地，而且對台灣的理解應該比我還要多。可偏偏他用了一個很不恰當的詞彙在討論台灣的族群，而且詭異地將自己分在非「台灣人」的那一方。
我們好似很容易忽略遣詞用字的影響力，並不講究用詞「正確」。雖說我們受到英文的影響，創造新的稱呼來取代本來帶有歧視意味的舊詞彙，比如用「性工作者」取代「娼妓」，或是「同志」取代「同性戀」。但多數時刻，這種用詞不過是盲目西化（比如現在很流行「文化工作者」或「新聞工作者」等陳腔濫調），而且碰到西方沒有的事情時，我們的用語便忽地非常粗疏隨便，夾雜許多偏見與歧視而不自知。
比如我們將某種新引進的外國萵苣稱為「大陸妹」，卻沒有注意到這個辭彙背後的性別與地域歧視。還有之前台灣人總會將中國及東南亞等國嫁來台灣的女子稱為「外籍新娘」，是最近才漸漸改口為「外籍配偶」。「新娘」一詞，我看《儒林外傳》時才知道，這在以前除了指新嫁娘之外，還是對妾的稱呼，可見這個用詞多有蔑視之意。若說之前台灣人發明這種辭彙毫無帶著歧視眼光，我絕不相信。
台灣人不僅帶有濃厚的歧視眼光，而且對於歧視用語的使用毫不在意，這種粗疏到了最後，竟然連被歧視的一方都沿用無疑，實在詭異。特別是不少台灣人關心支持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運動，言必稱「圖博」或「東土（耳其斯坦）」，可是台灣自己用語歧視霸道的程度，比起對岸不遑多讓，此事卻少有自覺。顯然我們對言語文字的力量過於疏忽，我們只是當作自我表態的方式，而非建立尊重與平等的起點。若是我們連言語上都不懂得去尊重，再去侈言什麼「願景」，豈非更顯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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