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2004年的NPO參訪活動，2003年暑假我到了台灣人權促進會，當了九週的全職義工，隨著台權會的南征北討，對於國內的人權團體有稍稍的認識，也對於NPO的運作有了入門的瞭解。
在台權會期間有很多新的斬獲，很多的腦力激盪，有很多的新觀點，一些不屬於主流價值的觀點，在這裡暢快的奔馳，大部分的人都帶著批判的性格，對著社會上的各種怪現象，大加撻伐，除了一個爽字，不知道該怎樣形容。我總是冷淡的漠視社會不公的發生，任由政府機關及相關單位不斷的推諉卸責，我一直覺得‧這不關我的事。什麼獄中犯人的人權？愛滋病患的人權？隱私權？距離我太遙遠也太不實際了，可是我仍然覺得有一點點竊喜，覺得這幾週在這邊的工作，隨著辦公室內部對話不斷的撞擊，腦袋開始進行思考這個運動。
不安是相對的，我同學們補習補到翻過去，我在這裡當個全職的志工。
以為從事非營利工作的人都是心懷善念，不爭不搶，見面都輕柔的喊著：阿彌陀佛，施主你好？事實不然。
畢竟非營利組織都這麼的小，資源相對有限，彼此都會因著活動內容相似或是組織業務內容相似而結盟，結盟是為著發聲力量會變大，但變相的也是一種處理資源分配的危機。跟著去開了幾次會，看到各組織為了高負荷的工作量，不免相互推諉，每個組織又總是覺得自己組織是最迫切需要資源的，磨和的過程未必不如商界一般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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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台權會實習前，我請元亨轉達我不希望處理蘇建和一案相關事宜，不論建檔或是其他營救事宜。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早已偏頗。
不論是民訴課上或是其他的討論課上，師長們振振有詞的批判，早在我開始接觸相關資訊前，這樣一個想法就已深植腦中，我不否認我們一面倒，我不否認我們只有一個『審判者』的腦袋。
我甚至振振有詞的跟同學打包票，他們絕對會成為一樁懸案，因為太多太多的團體為他們發聲，太多人在關注著，他們絕對不會被執行死刑；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會被放出來，一旦獲判無罪，那代表翻轉了前面歷任將近六十幾位法官的看法，這不啻是一個司法的笑話。
然而，2003年秋，在人權營，我和蘇建和同桌吃飯。
猶記得他們三人被無罪釋放的那天早上，看完新聞我還打了個寒顫，我問我自己如果他真的是，那會怎樣？我不得不聯想到電影『驚悚』的劇情。戲劇化的，那天蘇建和及劉秉郎來人權營探班，我們同桌吃飯。
我不得不承認，我是當中最局促不安的。
甚至說我不知道該如何自處都可。
看著佳臻他們還有所有的志工自在的跟建和還有秉郎開玩笑，我當然訝異於蘇建和是這樣一個輕輕瘦瘦的男生，沒有我想像中的怨懟或是複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說，在他臉上眼底，有一種淡淡的平靜。我不敢明目張膽的打量他，我希望自己儘量看起來友善，但是建和反倒比我大方，也許是已經習慣大家打量死刑犯的眼光，他常常問我事情，拿我開玩笑；就連說起之前他們初受審，有的攝影師甚至自己覺得自己是正義之士，拿個攝影機就這樣重重揮下來K他們，還以為替天行道。說起過往種種，他們動作生動，彷彿在說一件他們旁觀到的笑話。
我一直在恍神，他們泰然自若的面對態度，讓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我不知道現場這樣的歡樂，究竟是怎樣一個氛圍。我是敵是友，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而自己那微揚的嘴角戴笑的眼角，究竟是和善抑或是憐憫，我調適中。
他笑說他跟秉郎出來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女朋友，大家嘻鬧中，建和笑嘻嘻的說著他最近作的事情，還很開心的告訴我們他的朋友不是神經病就是瘋子。仰環不信邪，硬是問他是哪一種。
建和思索了一下，認真的說：你是瘋子。
大家笑了，仰環也笑了。他說從小到大第一次有人說他是瘋子。
這就是建和，甩開那些繁文縟節及假惺惺的和善，對他來講不需要也不必要。
之後，回到學校沒多久，他們又被羈押了。看到報上說什麼兇刀找到了；說什麼秉郎自殺；說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
阿姐說，進去前一晚，建和儘量平靜，他不想大家擔心。
我不知道後續會如何發展，我只知道之後大家討論這個案子，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面對一個你的朋友，一個你不熟悉但是曾經在生命中短暫交會的朋友，我該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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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頭跟宜芳常要我回台權會走走，我幾乎沒回去過。
對那邊的感情當然是深厚的，臨走前為了組織的改造，佳臻跟斐嵐放下手邊繁重的工作，陪我們討論一個又一個下午，清楚而明確分析組織的弱點，我們試著幫忙，他們幫助我們釐清著盲點。人力短缺，確實是一個無奈又無法解決的現狀。我喜歡他們總是懷抱著理想，也許物質生活不屬優渥，但還是快樂而且瘋狂。到了他們那樣的年歲，沒有或在社會這團稀泥裡而總是振作的企圖改善現狀。他們有著我所羨慕的思考反叛的性格，我常想知道是怎樣的因素讓他們成為社會工作者，讓他們願意這樣每天為了社會上與他們不相干的人努力，他們的能力都好強，如果在業界發展，鐵定不得了。
但是我寧願呆在一個相對於我比較安全的環境，他們所謂的資本社會裡。
衝突發生在一個下午，報載台灣每八個新生兒中，就有一個是由外籍新娘所生下的。外籍新娘本身可能就說不好國語，更何況教小孩，這已經成為一個教養的大問題。
我只是驚訝的擔心：太可怕了，這樣正統的台灣人越來越少了！
紀婷跳了起來，顯然是因為我剛剛的話觸動了她敏感的神經。『什麼叫做正統？台灣人不也是經過很多種族的混血嗎？為什麼說標準的國語才叫做正統？』
更該死的是，她就如同我最敬佩的領導者們，提出批判同時提出解決方式，這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鞭僻入裡。『政府應該作的，是教育那些所謂的新住民，國語或是其他的生活技能，而不是一直拿他們的國籍來開刀，不是嗎？外籍新娘少生點，虧他說的出口！！……』她怒道。
我完全的被驚駭到，啞然。我知道紀婷不是針對我，但我有狠狠被打了一巴掌的狼狽。
回家的路上，我不斷的模擬著我該怎樣的回應，才能清楚表達我的意見。我模擬著我的委屈。『她說的是沒錯，可是不用這樣得理不饒人，咄咄逼人吧…總要小孩可以跟別人溝通吧…我又沒有這個意思…』
幾天後，我才逐漸發現那樣的難堪驚駭及挫折，不是來自於她的態度，而是她的話直又狠狠毫不留情的戳破我所偽裝的偽善假面具，是一種無所遁形的羞愧。
大一時，阿貴說：什～麼！！！！你不知道國家圖書館在哪！！我以為你們中山畢業的都…
都自小在圖書館中長大，琴棋詩書畫樣樣精通，從小啃書吃書長大，擅長四書五經及一切道理思辯？
當‧然‧不。
可是我卻又可笑的為了捍衛別人眼中的光環，欲罷不能。就如同以前有北一的同學說，穿制服的時候坐公車都不敢坐位子，一有老人上車馬上要讓位，因為大家都覺得好學生知書達禮。傻的勒，卻總是這樣努力的維護那個虛構形象。我不想要讓那些嫉妒或是羨慕的人覺得，我們是溫室栽培出來的花，在人人手中呵護的一朵水晶花，不食人間煙火，也不問世間冷暖。
我僅僅不想成為，毀約作者所說，聰慧的天才卻絕對不是知識份子的人。
我試著開始關心社會新聞，我試著去當義工，我試著開始思索老師在課堂上提出的社會問題，我試著學習跟河清他們一樣，練習批判，打開心裡的眼睛，不把一切當作理所當然。
我想我是驕傲的，因為我成為反動的一群，看起來很有勇氣起來反抗這一切。我們批判聯考，我們批判教育制度，我們東批西批，我曾經在課堂上和同學激辯聯考制度的優缺，最後他冷冷的說：你不會明白，因為你不是這個制度下的犧牲者。
我試著去回想那些因為一題數學不會，被老師打個死去活來的同學；那個因為差幾分要打幾下，全班作弊的年代；分成升學班及放牛班的年代；然後我進了為了爬升成績總是迫不及待把同學踩在腳下的年代。
我們真的不是犧牲者嗎？我們的勝出，又是不是真正的勝出？
我開始明白，社會的階級有時候是跨越不過的鴻溝，而我正努力著。
我試著更深的去反省，更試著摸索我可以為這個社會貢獻些什麼，當我的那些在社會眼中是菁英的朋友們汲汲營營在奮鬥自己的前途時，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道德上的凜然可以讓我覺得安慰一些，保育濕地？社會福利？人權？抵不過一張勤業眾信的名片，我們真的需要肩負這樣的社會責任嗎？道德上的超然及公民責任的踐屢，真的可以有比較愉快的人生嗎？
我盡力了，家裡不用領失業救濟或是低收入戶證明，父母沒有離異加上沒有家暴，有錢可以供應我出國見識，從小可以學遍各種才藝，不該是我的原罪。我已經試著進入這個社會中不同的生活環境中，而且試著瞭解。
可是為何有，『何不食肉糜』的難堪？
擺盪在社會兩極的價值中，我一直努力的適應著，所以說在資本社會的環境中，相對安全。我不用擔心去看一場好的表演或是買一件好的衣服，要被貼上奢侈的標籤。不會有思想不正確，沙豬或是帝國主義的問題。
That‘s more more more more easy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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