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咬人者 我親愛的朋友們， 不要吝惜去愛你週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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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全片瀰漫著濃濃的哀愁感，侯孝賢很精確的陳述了台灣在那段時間裡的的中日情結，

如有一幕是吳念真等教師們聚在小上海酒家吃火鍋時，聽到街上有人在唱「松花江上」而跟著

一起唱，桌上有火鍋（中式），但手裡卻拿著串燒（日式食物）。台灣人對陳儀的不滿用「那

種土匪」來描述，主因是陳儀接收台灣短短一年間米價漲了五十二倍，薪水卻絲毫未漲，中間

的差價全進了官員的口袋，台灣就像一間營利的公司，陳儀不是父母官，只是想榨取台灣的利

益。除了物價指數飆高以外，內地接收後，許多台灣人原本的工作都沒了，吳念真說有一個在

法院的朋友，內地的人來接收法院之後，把自己的老婆外甥舅子全都送進法院工作，這下法院

真的是「他家開的」。笑談之間卻透露著台灣人的辛酸，中國陰暗的醬缸文化和日本重視的榮

譽和制度文化截然不同，讓大家無法適應。除此之外，失業者裡面有很多知識份子和從南洋回

來的台灣兵，教師們憂慮將會出大事情。

中國官員來台後，語言和本省人原本慣用的不同，台灣人必須重新學習普通話，但教師們卻是

一群鄉音很重的老頭，對比起一般台灣人說著流利的台語和日語相比，溝通上諸多不便，更容

易造成誤解。如文清在二二八期間搭火車必須戰戰兢兢地講出自己是台灣人，語言也成了檢視

是不是「台灣人」的檢測工具。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許多日本文化早已揉入台灣社會，如校長女兒靜子在臨走前把戰死哥哥

的竹劍送給寬美，這種愛惜劍的思想並不只是臨別贈禮，在日本，劍本身有如武士的精神，是

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除此之外，台灣人慣唱日文歌（至今仍有許多台語歌曲是直接採用日本

曲再填入中文詞）、在學校學習書法、花道，也和中國人大不相同（上海人的麻將／牌九）。

小上海酒家取名為小上海，似乎也有一層隱含意義。上海幫得知在地流氓紅猴有一麻袋的假錢

，連同姘頭阿春，將紅猴蓋布袋並殺死，殘忍的手法與更愛錢的作風（如勾結文良走私米糖、

老大文雄若有求於上海幫，事事需錢疏通等）與本省流氓大不相同；甚至在文良得知紅猴和阿

春以及上海幫之間的關聯時，密報政府將文良以漢奸罪名帶走，連帶要抓文雄。上海黑幫的勢

力滲入政府，與政府勾結、沆澥一氣，也是本省流氓望塵莫及的。種種本省與外省的衝突，

侯孝賢以反差的手法，突顯二二八事件並不是表面查緝私煙出意外那麼簡單，而是台灣人對種

種貪污腐敗的深層不滿。我覺得，怪不得台語歌總是悲的（比方說哭調仔），的確是因為台灣

在歷史上受到的待遇的確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