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七時至九時
主講人：劉兆玄 校長
主持人：陳維昭 校長
陳校長、黃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真的非常高興到母校來，跟大家談一下我的學思歷程，這是跟黃教授很久以前講好的就賴不掉了，其實是很難講的東西，因為要講自己，好像有點像「被迫坦白」做交代，覺得很不容易，我想還是把我過去一些從求學到做事情的一些經驗、感受，藉這機會提供給同學 ─ 學弟、學妹們，做一個參考。
第一章要講的是我的少年 ─ 慘綠少年求學成長的過程。
其實今天回想起來，當時我算一個非常、非常幸運的年輕人，甚至在我的一生，我都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的人。我生長在一個很特別家庭，我們家裡面有六個兄弟，頭尾剛好十二年，我媽媽很厲害，生六個兒子的或然率是二分之一的六次方，她十二年生了六個兒子。
我們這六個人從小到大，唸書是同一個小學、同一個中學、同一個大學，都出國留學，只有我一個人跑到加拿大去，其他的人全部都是University of Illinois，不是那個學校的Ph. D.，就是那個學校的教授，劉兆漢是Brown的Ph. D.，後來在Illinois那裡教了二十幾年的書，所以我想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我們真的是跟其他的兄弟不一樣的，我們不但是兄弟，還是校友，從小到大的校友。
那時我們遇到的老師，都是第一流的老師，他不需要什麼理論，有愛心、自己本身很優秀，就可以把我們教得非常的好。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那是一批大陸的流亡學生，到臺灣的時候只有去教小學，正好教到我們。因為他們沒有錢，所以又跑去考師大公費生，好幾位老師師大畢業是第一名，進到師大附中來當老師，又回頭來教我們。所以那是一群非常優秀的老師。我舉個例子：我記得很清楚，小學三年級去圓山動物園遠足，回來以後老師就叫我們把「你今天一天覺得最有價值的一句話講給大家聽。」他叫大家站起來講，講完之後就記在黑板上，他就說：「劉兆玄，你把它通通串起來編成一篇文章。」我就把它編成一篇文章。因為老師很好，我記得這件事情，很得意啊，他就把這篇文章用很漂亮的粉筆字寫好，還畫了插圖，用小黑板架放在外面，這件事情出來以後，全校就效仿這樣子，每一班都做類似的事情，讓其他班經過他們班的時候有點羨慕。
你看這些教學方式多麼的活潑，在民國四十年代，物質條件這麼缺乏的時候，我們的老師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教我們。所以我是非常幸運的，在家庭、良師、益友的影響下成長，進了臺灣大學，在臺大化學系。
在臺大，說實在很慚愧，在臺大四年真的不怎麼用功，那時還有保送制度，學校要保送我去成大唸建築系，因為我一直很喜歡畫畫，我一直覺得理科也很喜歡，理科加上藝術的話，比較接近的應該是建築系，可那時候你們是否還記得，楊振寧、李政道剛獲得物理的諾貝爾獎，每個人都想進臺大物理系，因為這個虛榮心，沒有去唸建築，考物理系沒考取，就考到化學系去了，後來唸唸挺好的，我就不轉了，化學系的老師還滿認真的。
那時候覺得生活很無聊，天天在看武俠小說，有一天去租武俠小說的時候，小說店貼了公告，說有位作家叫做古龍，他寫了一部作品叫做「劍毒梅香」，寫了四本以後就沒寫了，拖了幾個月都沒有後面的故事，那個老闆說：「誰願意把它接下去，我給五百塊一本。」
五百塊錢很多啊，那時去西門町，有很多進口的東西是在寄賣行裡面，現在大概沒有這種行業了，我們看到窗櫥裡面有支氣槍很漂亮，國外進口的，要五百塊，我就很想買那支槍，沒有錢哪，後來心裡面一想，就應徵去寫這本書，寫下去之後，據說是很紅，然後賺的得錢就滾滾而來，可是一簽約以後就很慘，哪怕明天要聯考，今天還要交稿，所以在這壓迫之下，為了買那支氣槍而寫了那本小說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合同而寫那本小說的時候，就非常、非常的痛苦，被壓著寫小說的生活一直到臺大畢業，所以在臺大的時候就不是很用功，所以臺大化學系的成績單你們不要去查。
我想臺大化學系還是很好的環境，給了我們很多的訓練，那時臺大人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時代，幾乎每個人都要去美國，可是美國的大使館的規定很妙，如果一個家庭裡面有一半的家人在美國，另外的人就不准去了，很特別的規定，我們家不是六個兄弟嗎？劉兆漢是老三，我是老五，前面三個人都去了美國，老四劉兆藜是臺大地質系畢業的，他、還有我，跟我弟弟劉兆凱─他是台大電機系畢業的，我們三個都去了加拿大，我為什麼會去加拿大，就是這樣來的。
可是加拿大是什麼？我真的不知道，那時淡水有個英國領事館，到那邊去查所有大英國協的學校，看看學校資料，結果看到一個學校，那個logo好漂亮，後來我才知道不怎樣的學校logo越漂亮，我看了就說這個學校我非去不可，我就寫信去申請，那個學校叫做University of Sherbrooke。我是跟陳英茂老師做放射化學的四年級專題，剛好對方要找一個research assistant，不怕放射線的，教授就立刻給我獎學金，我那麼爛的成績，他立刻就給我獎學金，主要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就非常高興啦。那時候收到學校來封正式的信告訴我說：來我們學校你最好會法文。我才知道加拿大是雙語的國家，那學校在魁北克省，魁北克是講法語的，那我怎麼辦呢？我在臺大學過一學期法語，那位神父教授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勉強給我六十分的，那我怎麼辦呢？就到新生南路對面的教堂跟一位神父一、兩個禮拜，才學會幾句什麼 Bonjour這之類的，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我是被允許用英文作答，我的法文非常棒，剛好可以看懂題目，多一點都不行，我看懂題目就用英文答，可是長此以往也不是個辦法，所以就儘快把碩士讀完，花了十二個月就讀完了要轉，就面臨了是否要去University of Illinois？真的給了我獎學金，那就我們全部六兄弟就是從小學一直到大學、博士都在同一所學校。
That will be a good story totell.
可是那個時候，我為了另外一個原因留在加拿大了，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女朋友，後來變成我的太太，她是臺大植物系畢業的，她申請到University of Toronto，我在想去完成那個story重要還是到這邊去保住半壁江山重要？當然我就去了多倫多，這件事情到現在是不後悔的，Toronto是非常好的university。
這邊我就要講一下為什麼我會認得她，其實是很偶然的，我四年級，她二年級，植物系辦了一個送畢業生晚會，朋友告訴我有個女生你非要去看不可，當天晚上有個營火會，去了以後才發現取消了，所以就變成在舞台上表演舞台劇，我從頭到尾看錯一個人，我覺得很漂亮的女生，並不是我同學告訴我的那位，而是錢明賽，這就是我們認識的開始。那天我見了她之後，偷偷拍了她一張照片，在照片背後寫了一首短詞：今霄原賞火讌，卻到舞臺盼看，不聞驪歌聲，只恨玉人不見，如幻如幻，那人忽在燈畔。這是少年情懷。
到了加拿大以後，那時還在Sherbrooke，有一天吃完飯，整個學校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回到學校路上的時候，聽到宿舍擴音機說：「Mr. Liu. Telephone.」我就趕快跑到公共電話去接，那通電話是長途電話，告訴我我父親過世。
我受我父親影響非常的深，那時我大哥他們就趕快坐飛機回來奔喪，我是沒有辦法回來，因為沒有錢，就留在哪裡。後來回憶，當時坐在學校的山坡上看著太陽，我找到那個晚上當時所寫的幾句話：「太平洋電纜傳來的晴天霹靂，波音七零七載走了奔喪孝子，但是還有北原上遺留的孤兒，看著一輪紅日，而那輪紅日終於沉下去了。」這是寫在我實驗報告本上的幾句話，我用這幾句話告別我的少年，寫完那幾句話我跟自己說：「劉兆玄，You are on your own.你自己去面對世界。」所以我的第一章就講到這裡了。
第二章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三年這段，我自己取個名字，假設我要來寫書或回憶錄的話 ─ 從喇叭褲的教授到牛仔褲的校長。
一九七一年我二十八歲回到清華大學做教授，先跟陳校長報告，我有先申請我的母校，可是母校不理我，連信都不回。
後來我去了清華，清華很好，一個月就回我信，後來聽我學生跟我講說，我是全校唯一穿喇叭褲的教授，所以她們就叫我「喇叭褲」。
我在學校裡面拼個人的學術、教學，從副教授、教授到理學院院長、校長。這段時間當中，除了自己的學術，我自認為在當時做到了一個高峰以外，我設法把清華的學術拉到一個高點，在一九九一年的時候，清華大學的教授同時得到理科、工科、文科的教育部學術獎，所以從那時開始，有人開始說臺灣最有名的大學是臺大，學術最好的搞不好是清華，那時就有這樣的評鑑出來。我覺得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間，把一個學校的學術水準提升。
一九九一年剛好是清華大學第八十週年的校慶，我們清華大學是跟中華民國同樣壽命，所以是「與國同壽」，在一九一二年成立。這個時候我請了四位清華大學校友，給同學們一個座談慶祝，這四位是：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碩士是清華大學的)、陳省身數學家)─數學沒有諾貝爾獎，但他對數學的貢獻恐怕比得諾貝爾獎還厲害。
這四個人回來之後，給我們清華大學學生的啟發是不可思議，楊振寧跟李政道已經吵翻了，所以我請他們的時候，李遠哲還跟我說：「劉兆玄你好大膽，你居然敢請他們一道回來。」我說：「我有秘密武器！」
我去找吳大猷寫信給他們，最後是「恩師」加上「母校」的面子，他們兩個不得不來，來了以後同臺演出，居然沒有吵架，只不過稍微爭論了一下，研究物理的人到底是物理的直覺重要？還是數學重要？楊振寧認為數學重要，你們都知道楊振寧的數學好得不得了，李政道認為物理的直覺才重要，他們兩個人各執一端怎麼辦呢？我是主持人，我就去問陳省身，趕快把這問題解掉，我說：「陳教授這個問題您的意見是什麼？」陳省身說：「數學是沒有什麼用的東西，」我們全都呆了，「可是沒有它什麼都不能做。」這是我記得非常清楚的一個故事。
那時候，我們同時進行改革。我講兩件事情，一個就是大學法修改之前，我們把大學的組織章程先做出來，就是我們自己的單行法，我覺得那個組織章程比現在的大學法 還要好。
現在選校長的方法是很差的方法，我們那個時候，在一切都強烈要求要校園民主的時候，清華大學通過一本它自己的憲法，裡面居然是校長任期不受限的。因為我們是認為花那麼大力氣去選一個校長的話，必須假設他是很好的校長，應該盡量讓他發揮，給他很大的權，他如果做得不好，不管任期，馬上就可讓他下來，有一條這個就好了啊，所以不需要任期，像哈佛大學等的校長一做是十來年的，而不是說你花這麼大力氣去選一位校長，然後假設他是壞人，下面有一系列的設計防他如防賊，當時我們居然可以通過這樣的條例，我非常的驕傲。
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難忘的事情，就是那個時候發生了學潮，我當校長的時候，是每天都在鬧學潮的時候，那時候臺大是龍頭，清華的學生覺得很「鬱卒」，所以有一次他們出頭天了，一個學生被調查局抓去了，就是那個「獨臺案」，調查局人員晚上埋伏在學校裡面，在天亮時抓走一位歷史所學生，我早上七點鐘被電話吵醒告知學生被抓走了。
那個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平撫學生的激情，我們一方面對政府做最大的抗議，你知道那個時候還在戒嚴中，沒有解嚴，所有的校長都是官派的，沒有人會expect清華的校長會准許學生去調查局抗議，我們只是表達意見，我們是教授帶著去的，我說：一個都不准少，要帶回來，你要負責他們的安全，你要讓他們理性，不要讓他們做stupid things。
我是基於這番好意派校車送他們去的，結果校車被拍進新聞片以後，變成了是我在指使這件事情，第二天報紙頭條就是「劉兆玄挑起學運」。這件事情對臺灣民主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學校畢竟是學校，我記得當時在中正紀念堂，大家都不散，叫什麼「野百合」是不是？清華的學生就聚在那裡，可是教授還是繼續上課，這些學生好可愛，拿著書包跑來這邊靜坐一下，輪班又回去繼續上課，教育部叫我們校長們去把學生勸回學校去，我也跑到中正紀念堂去跟學生們講，許多校長上去都被噓啊，結果我上去就先跟學生們說：「我不是來勸你們回去的，我是來教你們怎麼下臺的，你去問問旁邊的市民，他們已經對你們很煩了，你們該表達的都表達過了，政府也都做了回應，你們畢竟是學生，已經盡了你們的責任，該回去了。」清華的學生就回去了，那個時候，清華的學生表現的非常理性，也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段時間，給我一個很深刻的想法，體制內的改革更需要勇氣，在體制外的話，我反正上街頭去把你打爛，體制內來改革更需要勇氣，而且需要智慧，所以更困難。
我這一段時間擔任校長、教授，我把當老師的感受寫在兩首詩裡面，「聞道一代三十年，各領風騷憶從前，學與孔莊直對話，思難跨越父子間，卅年教學清華苑，曾歷學潮一代遷，如今一年經數代，反覺代溝細相連，新潮舊浪相對撞，但見飛沫漫長灘，待得千溝連層斷，誰起文衰再回天。」
我另外寫了一首，是我去雲林技術學院演講後寫的。開車回來的晚上，有月亮跟著我走，我把一個做老師的感觸，寫在下面這一首裡面，這叫「北斗南針」，大家都知道，斗南、北斗都是雲林的地名，我那天開車過去，一下過斗南，一下過北斗：「圓月伴我一刻走，便從斗南到北斗，在地未曾越一嶺，在天須跨十萬頃，銀光洩地不藏輝，路人皆可載月歸，安得贈言如此月，學子各抱南針回。」我用這兩首詩作一個段落。
我下面一章要講一九九三年到二○○○年這一段。
這一段我是從交通部長、國科會主委到行政院副院長，我先講一下我為什麼會去做官，你看我這樣子去做官實在是很奇怪的。
一九九三年的時候，有天晚上我正在宴請新竹縣長跟新竹市長，我是要他們把一塊地給清華，清華後面有塊地，一半跨在新竹市，一半跨在新竹縣。拿了最上等的金門高梁，就在那邊應酬。
這時接到一個電話，「你今晚有沒有空？連戰先生想跟你談。」我說我今晚沒有空，對方就掛掉了。過了一下又打電話來：「連先生說你可不可以飯局完以後再過來。」，我說：「好。」就去了。九點鐘才碰到他，他劈頭就跟我說：「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請劉先生做。」我說：「什麼事情？」他說：「我想請您來負責交通部。」我想他一定是從早一直會客，頭昏掉了一點，才會請我做交通部長，然後他就說交通部是跟科技相關的事情，像是：電信、鐵路、民航這些，都是跟科技有關的，你來做非常的適合。
我心裡想：「他是玩真的，不是開玩笑的。」那我就跟他說：「這不太恰當吧，我沒有搞過這些東西啊。」我就告訴他不行，他問說：「你不是附中畢業的嗎？」我說：「是啊。」「那你記不記得校歌裡面有句話？」他說：「附中青年絕不怕艱難，附中『中』年應該也不怕艱難。」我說我回去想一想，他也是附中畢業的，長我六、七屆吧，就這樣子我後來就去了交通部。
那個時候是交通黑暗期，所有的交通設施不敷使用，但是趕快趕工的時候，又會把原有的路通通挖爛掉，臺北市開始建捷運了，二高、十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高鐵，所有東西都是那時規劃要開始動，原有的擁塞雪上加霜，所以真的是黑暗期。
我記得很有趣，那時是三月，我離開清華大學，三月新竹有個大事─梅竹賽，所以我要去交通部的這件事情出來以後，清華校園裡面拉了很多的白布條、紅布條，上面寫的是：「清華校長整頓『交通』」，把交大氣死了，這個很好笑喔。
我去的時候是交通黑暗期，國營事業進入谷底，為什麼？那時國營事業全都是所謂的獨占事業，民間的力量已經大到一個程度進軍這些事業，國營事業已經是懷璧其罪，你還在那邊獨占？所以每天都有弊案，你沒有弊案也會弄幾個案子出來跟你鬧。
交通事業是黑暗期，國營事業是谷底，飛安亮起紅燈，為什麼呢？因為我前一任部長，突然之間「開放天空」，臺灣這麼小一塊地方，突然間出現了十一家航空公司，你知道嗎？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另一家是它的分公司，日本現在有兩家，臺灣這麼彈丸之地，有十一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只有一架飛機，為了促銷，它曾經賣過一張從臺北到高雄的一塊錢的機票，就這麼幹的，所以飛安當然亮起紅燈。
交通部有八大行業，我們還有一個行業 ─ 觀光，觀光客開始下降，觀光客到臺北來連路都不會走，每條路都是挖爛的；還有一個行業 ─ 氣象，剛好那時天氣也特別壞。
八大行業通通很糟糕，我的辦公室曾經被民眾打電話進來抱怨說：「為什麼今年來了六個颱風都是去日本，沒有一個到臺灣來？我們乾旱得這樣子，一滴水都沒有了。」我們只好跟他說：「最近颱風不好管啊。」所以來訪的外賓問我：「你坐在這個辦公室最重要的job是什麼？」我說：「我的job是management of complaint」。我這就舉幾個例子，從這裡面我怎麼學著來做，我真的不懂交通，但是我們不是只說不怕艱難就可以做得好，好在交通部有專家可以教我，如毛治國、張家祝他們。
因為我們做過教授，做過研究工作，所以我們曉得解決難題要靠學問、要靠研究，我們遇到一個真正實際上的困難，要先去了解真正的問題所在，把問題搞清楚，就像是去查文獻一樣的嘛，那麼你要想一個有創意的方法去解決它，別人都試過而無效的東西當然不行嘛，所以你要想個別人都沒想過的東西，這是要有創意，要試這創意，要小規模的去試，有不對的話，你要去修正，這不是跟做研究一樣嗎？最後做成功以後，還要寫個報告，這不是跟做研究完全一樣嗎？我是具有這樣的背景，用這樣的精神，把學校裡面學到的東西用到實務上面去，所以我們就開始來推動很多以前大家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我舉個例子。我上任後遇到的第一次質詢，就是現在的內政部長余政憲，那時他剛選上立法委員，他說：「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從高雄回臺北用了多少時間？」我說：「多少時間？」他說：「十五個半鐘頭。你這是高速公路，還是低速公路？」我說：「這個對不起。」
回去就研究，所有的人告訴我最簡單的答案是：「我們正在興建第二高速公路，等建好之後，就可以很快了。」這是標準答案，但是這樣的答案是負責任的答案嗎？
我就跟他們講：「不行，我們要從管理面來著手，現在有的道路有沒有用到最佳的狀況？」他們就搬出從前研究過的匝道儀控的案子，但都不敢試，這些案子如果非常成功的話，可以改進百分之十到十五的，「Are you serious？」我說：「Of course.」
我們要用百分之百的能力去做，今天我們要告訴老百姓的不只是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效率，而是要告訴老百姓這不是一個束手無策的政府，雖然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效益，你要像百分之百那樣去拼，那麼人民會覺得這是我要的政府。
「等我第二條公路修好了，問題就解決了。」這不是我要的答案，可是人家就警告我：「現在塞十五個鐘頭的話，人家頂多罵一句：『怎麼這麼糟糕！』又不是你搞壞掉的，對不對？可是如果你用了新方法沒搞好的話，那全部都是你的責任。你還要不要做？」我說：「我還是要做。」你要好好規劃，在一個節日開始試做。
那個時候沒有電子儀控，全部都是用人工在回報，是我們的志工、同學們在匝道測車速，回報到指揮中心來，看看匝道上管制是三十秒、是四十秒、還是五十秒，用人工的輸入，動用一、兩百人來做這件事情，結果很順暢，因為在匝道上被Q幾秒你不會太氣，因為你上了高速公路以後可以六個小時到高雄，。所以，這個連續假日完了以後，第二天報紙上就出現：劉兆玄真「行」！那我就覺得非常安慰了。
再跟各位說一個HOV─High Occupancy Vehicle高承載，就是高速公路上劃一條單獨的線讓高承載車走。可是我們那時候大部分的中山高是雙線的，只有兩條lane，有一條拿來做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結果我們還是要試，就想出「用時間換取空間」的辦法，就是在過年的時候，全線用高承載，但是時段只有六個鐘頭，別國是空間上分出一條走高承載，我們是時間上有一段是全部都走高承載，這件事情全世界都沒有試過。我們在試做的時候，日本的交通研究所還全程錄影，所以我們就要很小心的配套，告訴這些管理的人，如果真的沒有坐滿四個人要硬闖上去，你就不要管他，記下他的車牌，讓他上去，因為你這樣跟他爭執，就耽誤到大家。因為第一次做，有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有一輛車子要上去，可是前面只有三個人，他說：「我這是四個人，一個在後面。」後面是棺材，你碰到這種硬拗是四個人，你就讓他過嘛，因為你沒有細節規定棺材裡的人不是人啊，這是他們回報給我的真的事情喔，所以你看這些事情就很好玩，但是你要處理這些公眾事務的時候，你就要拿捏好哪些地方該緊，哪些地方該鬆，現在高承載管理已經變成每年的慣例。
下面我要再舉很有趣的例子，就是電信自由化，這跟你們現在每個人打手機這麼方便是非常有關係的，那時全國經常有兩萬多人在排隊等門號，你說好不好笑？電信局只要賣出一個門號，就能賺一個門號的錢，可是他每天要人家等，為什麼呢？因為來不及建設。為什麼來不及建設呢？它每一次建設都要招標，都會被立法委員干涉，得不到標的就說，這邊有弊案，那邊有弊案，所以來不及建設。
所以民間就有很大壓力要求開放 ，但是要怎麼開放呢？
第一要修法，因為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郵政、電信是由國家為之，民間不可以做的，
第二個就是要開放市場；
第三個在市場開放後有夠多競爭的時候，市場機制就會出現，那時品質就會提高 ─ 因為競爭，價錢會下降 ─ 因為競爭。
可是我很快就學會這件事情跟牛肉麵館可以自由開放是兩回事，開電信局跟開牛肉麵完全不一樣，交通部的所有事情，幾乎都是又要開放、又要管制，假如通訊的品質下降，就算再便宜，價錢再低廉，這不是老百姓要的。
第二，全部開放以後，就沒人去服務偏遠地區了，因為那些不是黃金路線。電信開放後，我們不能夠說偏遠地區一分鐘，就比臺北的人打一分鐘來得貴幾倍，這些都要先想好。
所以定好開放政策，決心要開放了，電信局有些同仁非常生氣，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國營事業的模範生，這麼多年來建設了臺灣，讓人人家裡都有電話，我沒用國家一毛錢，我都用營收來的錢，再繼續投資下去建設，每年上繳給國庫三百到四百億，這樣的模範生有什麼不好？」我就跟他們說：「大勢所趨的事情，與其花力氣去擋，不如花力氣好好規範開放以後的事情。」
剛剛我說的程序：第一要立法，第二要開放，第三要有市場機制。可是第一步就走不通，全世界任何國家立法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以中華民國第一痛苦，第一個就走不通，那怎麼辦呢？當時我就想了一個辦法，倒過來做。
所以我們就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幫我們做一個虛擬的市場。我們的電話費非常不合理，我們有全世界最貴的長途電話費，可是有全世界最便宜的市話，市話只要一塊錢可以打三分鐘，全世界沒有這樣子的。但是我們長途電話這麼貴，我們又要搞亞太營運中心，叫全世界的跨國公司到我們這裡來營運，你的長途電話比全世界貴三倍的話，怎麼去吸引人家來？所以有的要調高，有的要調低，我們要建立一個虛擬的市場，做出來之後，一個一個族群來分析，每個月交五十塊到一百塊的人，他是損失多少錢？還是賺到多少錢？用新制跟舊制的差別有多大？全部這樣做過一次以後，再增增補補。比方說九月份開始實施新制，那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因為你改變了全國每個人的電話費帳單，做不好的話，馬上就要下臺。
我要讓絕大多數的用戶在十月份收到九月份帳單的時候，覺得合理，至少可以忍受，計算的方式去模擬虛擬市場，把當時最適的價錢先弄出來，大家接受了，我就宣布幾月幾號開放大哥大，幾月幾號開放固網，然後形成電信法非在這之前通過不可的形勢，因為已經要開放了，民間已經要投資下去了，最後逼得立法通過。
立法通過還可以講個有趣的故事，這個立法最後要通過的時候 ，還是有三千個電信員工在街上示威。
李登輝總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跟我說：「你知不知道我在選總統？」我說：「知道。」他說：「那你為什麼給我搞這東西？你搞得這三千人揚言要把什麼切斷什麼的。」那時民進黨是在野黨，我說：「我已經把兩邊所有有意見的立法委員，一個、一個通通都說服了，現在你要我收兵，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用英文跟總統講一句話：「It is now or never.」因為你選完之後馬上選立法委員，全部都改選了，第一我部長不再幹了，我講好部長只幹三年，我不幹了，又換了所有立法委員，你再重頭來吧。
他很生氣說：「好，那你負責讓三千人回家去。」我說：「今天晚上修法通過後，他們就回去了。」結果我們搞到晚上一點鐘，我在立法院站在門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要是出來我就把他推回去，一定要逼到人數夠才行，所以通過了，才有今天的大哥大。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要提的是，有時候你可以逆向操作，完全不按牌理的逆向操作，我跟好幾個管理學者談這問題的時候，他們都說要把它寫成管理學的案例。後來我做了國科會主委、行政院副院長，到二○○○年的時候，選舉失敗，下臺一鞠躬，回到學校裡面，不好意思佔個教授缺，所以擔任講座教授，追隨我們黃教授搞通識教育，其實今天我為什麼會跑來演講，是因為通識教育的緣故。
在這裡面一再鼓勵我的，是我從小的想法。
我小時候的想法是什麼？
年輕的時候會問自己：我想做什麼？我喜歡什麼？其實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不太重要，我覺得真正重要的是兩件事，一個是Do what you like ─ 做你喜歡的事情，另外一個是Like what you do ─ 喜歡你做的事情。而我認為喜歡你做的事情，比你去做喜歡的事情更重要。因為你不見得知道你喜歡什麼，我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最喜歡什麼，我好像什麼都很喜歡，但又有點不太喜歡，包括寫武俠小說、畫畫、作詩、做化學。其實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假如你從小就知道你要變成鋼琴家，那我祝你幸運，你是屬於極少數的人，You know exactly你要做什麼，絕大多數的人不是這樣，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真實的人生中，開始是你做該做的事情，後來那個事情變成你真正喜歡的事情，因為你做得好，就會有成就感，本來是該做的事情會變成喜歡的事情，所以你一輩子都在Like what you do，但最後你會發現你這一生都在Do what you like。反過來講，如果你堅持一開始要找一個最愛，你找不到，會花很多時間在那裡wondering：我到底喜歡什麼？
從讀書到做教授、做公共服務，我更相信這句話，我年輕的時候思考這句話，還有點半信半疑，因為覺得說不定是因為不曉得自己到底要幹嘛，只是給自己安慰的話，後來發現更多的人，跟我的情況是一樣的，只是沒有我那麼快樂，因為他沒有想通這件事情。我們其實這樣說，年輕的時候你憧憬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長大之後，事實上你只能做該做的事情，然後你學著去喜歡你該做的事情，等到你喜歡它的時候，回想起來，好像有一點點無奈，可是別人都會說：你成熟了。That is life.
我下面一章要講的是二○○○年以後。
這段時間我回到清華去了，清華對我很好，三級三審，把我重審一遍，然後全體通過，讓我做化學系教授，因為我學術還可以，還沒太落伍，可是我後來想了一想，這個位置應該給年輕人，那我就接受一個榮譽講座，幫清華化學系教普化，同時，我從事一些通識教育。
這段時間，其實我覺得收穫非常的大，比較靜下來，沉澱了我過去一段時間的得失，我體驗跟領悟更多的事情，我先給你看另外一首詩，這是一首七言絕句，你們都記得李商隱講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這首的題目是：「夕陽無限好，尤其近黃昏。」「山鎖奇麗雲不開，何時展顏費神猜，驚心最是黃昏近，絕色盡出故人來。」
這是我在陽明山開車的時候寫下的，我每次去那個地方，沒有一次讓我失望的，有時開始好像不好，過了一陣，我不斷地approach它，它會用絕色來報答我，我們在一生當中很多事情你在追求，到了最後─黃昏的時候，你會得到最大的迴響，最美麗的東西在那時候會突然對你呈現，正如辛棄疾講的：「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追求什麼，現在我知道那只是一種圓融的喜悅，卻是驚心動魄啊，講到這邊就好了，不要再繼續自我陶醉了。
那麼回到通識教育，因為我看到現在從五、六十個大學變成一百六十個大學，好像每次我們黃榮村部長說：「我們要有退場機制，不能再這樣了。」第二天我們的總統就宣布再新增加三個，這樣子搞下去的話，整個大學的素質低落，整個大學資源也沒有成比例的增加，除了臺大、清華、交大這些研究型大學，其他那些大學是不是就算了？
就算將來五年五百億都給陳校長拿去，我們把臺大弄得非常棒，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雖然臺大全部的教授已經都無晝無夜的在搶那五百億，不止臺大如此，全國都這樣，那種絕對不可能拿得到的也在拼。
但是，不管怎麼說，其他的一百多所學校怎麼辦？比方說：ＸＸ工專變成的ＸＸ技術學院，那些大學生要的是通識教育，比以前更需要了，但是通識教育真的不好做，臺大是全國首善之學府，由最有通識素養的黃教授領導這麼多年，其實還不是那麼理想，原因是什麼？有通識素養的教授比專業素養的教授難求，通識教材難求，三是缺乏整體的規劃。但是還有一線希望，就是多媒體的遠距教學，我們如果能夠製作非常棒的多媒體通識教育素材，一般大學當中即使只有一、兩位教授具有通識教育的素養，他們可以透過些很棒的教材來推動，也可以做得有聲有色，所以我跟黃教授最近花了很多力氣在推動，我們找一些大師級的人來製作這個多媒體教材，我寫信給每名大師說：在我們還沒有感到遺憾前，趕快把你們這一代的精華，用最好的、最美的多媒體方式，製作成最寶貴的資產，留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希望能感動他們，自動請纓來參加這個program，效果還不錯。共有十六位名師參加了這個計畫。
我心目中的通識教育是什麼？是「五識」的教育─ 知識、常識、見識、膽識、賞識。
知識我不用再講了，但創造力常常不見得來自於知識，而是來自常識的觸類旁通，你們看看英國皇家學院、劍橋大學等等地方，他們下午的tea time就是他們最能刺激創造力的交換意見時間，常常一位生物學家可以刺激一位物理學家，物理學家可以刺激一位社會學家，這是非常精采的交往。
見識是什麼呢？在英文來說最少有兩個字：insight、vision，有vision的話可以看得遠，insight可以看進去，中文非常棒，用一個「見識」就夠了，我們先不要講別的，我們就講做學問好了，我有一個朋友，他有vision，但是沒有insight，所以天天換題目，每個題目pretend都可以得諾貝爾奬，天天換偉大的題目，但是就是得不到諾貝爾獎，因為他進不去；但是也有人緊抱insight，越看越深，驀然回首，發現全世界只剩下他一個人還在做這個題目，這種教授我們也認得。所以「見識」不只是「見」，還要「識」。
「膽識」是什麼？「膽」不只是勇氣，假如「勇」的話，我們街上多得很，你每天打開社會新聞，臺灣第一勇、第二勇、第四勇、第七勇等等，可是我們講的「膽識」是有個「識」在後面，這個「膽識」就是說：你敢去做別人沒做過的事情，你敢去嘗試一些失敗機率相當大的創新事情，我們社會其實是對於有膽識敢去創新的人不是很friendly。你只要比比我們的破產法與海洋國家的破產法就知道，西方海洋國家破產法裡面，經過合理的計算之後，對於你的失敗可以write off掉，讓你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我們則不然，對於失敗的人是不太同情的。我們以前出國去讀書的時候，敢不敢讀不好？你不敢的，因為你「無顏面對江東父老」，somehow這個社會給你一種感覺，你能出去讀書是社會上很多人的犧牲，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可是好像每個人都犧牲了一點你才能出去。我們的少棒出去打棒球，如果打不好的話，無顏對「國人」，我那時候在想「國人」是誰？怎麼這麼厲害？每個人都無顏對它。我們這個社會其實對於創新者，並不那麼鼓勵他去嘗試，也不容許或同情他的失敗，更吝於給他再次衝刺的機會，所以不但是個人要培養，整個社會都要培養「膽識」，當你對創新的東西不是這麼鼓勵的，不是這麼同情、friendly的時候，你扼殺了這個社會的年輕人的膽識 ─ 創新的動力。
我從小時候讀書成長開始，家庭的培養，學校的訓練，良師益友給我的幫助，社會給我的機會，我從知識到膽識，慢慢地培養起來，一直到最近幾年，我終於具備了一部分的「賞識」。「賞識」是更難的，是一種sense of appreciation，我小時候喜歡文學與藝術，我認為我應該有sense of appreciation，但這只是屬於美育的部分，我今天講的有超過美育的部分，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社會當中，你要有胸襟去欣賞你的競爭者，甚至你的敵人，欣賞你從失敗當中好不容易得來的教訓，所以這是非常廣義的「賞識」，普通人恐怕要有幾十年的功力才能慢慢體會。
這「五識」加在一起，我們就灌輸在通識教育裡面來做，我們需要的是serious的通識教育，不是營養學分的通識教育，這一頓好的dinner，不是讓你全部都去選dessert，你選甜點一、甜點二、甜點三，不是這樣子的。創造力的源泉就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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