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坐大位中~ 「我們活著的時候，要快樂點，因為我們會死很久。」 BY 大衛奧格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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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
蘇聯的報紙，對於莫斯科動物園裏一個小孩子答復記者的話，感到十分滿意：記者的問題是「這只像是誰的呢？」答復是「國家的」；於是報紙就做出推論：「那就是表示有極小的一部份也是我的」。可是假使把象實際的分配起來，則貴重的象牙，會落入少數特權者之手，少數的人會吃到象的大腿，多數則只能吃到蹄子和臟腑。至於甚麼也分不到的兒童，便絕不會把國有財產和他們自己的財產混為一談了。說到流浪兒，那只有把國家的東西偷到他們自己手中之時，才認為是「他們自己的」。動物園裏這個小「社會主義者」，也許是一位高級官吏的兒子，這種官吏已經慣于從「國家即朕」的公式中做出許多推論來。
假如我把社會主義的關係，翻譯成市場的語言來解說的話， 我們可以把公民看作擁有國家財富的公司的股東。假使說財產屬於全體人民，那就是表示「股票」的分配是平等的，因之「股東」分取紅利的許可權也是一樣的。可是公民們之參加國家企業，不僅是以「股東」的資格，而且也是以生產者的資格。在低級共產主義時期，即我們同意把它叫做社會主義的階段，勞動的支付還是要遵照資產階級的規准，這就是說還要根據技巧與強度等。這樣，在理論上，每個公民的收入，要包含兩個部份A+B，即紅利十工資。若技術愈高而工業組織愈完全，則A所占的份額便較B所占的就愈大，而生活水準之受個人勞動差異的影響者也就愈小。現在蘇聯國內工資的差異，不僅不較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小些，反而更大些，從這事實就必定可以推論：蘇聯公民所持有的股票，並不是平等分配的，而在各人收入上，紅利一如工資，也是不平等的。不熟練的工人，只能得到B；這種最小的工資，他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在資本主義的企業裏也可以得到的。而史塔罕諾夫份子或官僚則得到2A+B。或者3A+B等，這裏的B又可以變為2B，3B等。換言之，收入的差異，不僅決定于個人生產量之不同，而且還決定於暗中侵吞他人勞動生產品之多少。特權的少數股東，是以無權的大多數為犧牲而生活的。
假使你們以為蘇聯的不熟練工人所得，較之在一個同樣技術水準與文化水準下之資本主義的企業中為多的話──這就是說他仍然是一個小股東──那麼你就必須認為他的工資等於A+B。而那些較高範疇的工資，就要以下面這樣的公式來表明： 3A+2B，lOA+l5B，諸如此類。這就是表示不熟練的工人只有一股，史塔罕諾夫份子有三股，專家則有十股。而且他們的真正工資，乃是1：2：15。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對神聖的社會主義財產唱的讚美歌，只有使經理和史塔罕諾夫份子相信，至於下層工人和集體農民，是不大相信的。可是下層工人是社會上絕對大多數。社會主義所關心的，乃是他們，而不是新的貴族。
《真理報》說：「我們國家的工人，不是工錢奴隸，不是所謂勞動力商品之出賣者，他是一個自由的工人。」在現在這個階段，這種甜言蜜語的公式是一種不能容許的誇誇其談。工廠轉到國家手中，僅僅在法律上改變了工人的地位，實際上工人還不得不在貧乏中生活，做一定鐘頭工作以求得一定的工資。從前工人對於党和工會所抱的希望，在革命以後，便轉到他自己所創造的國家身上。但是這種工具的有用的功能，卻被技術與文化的水準所限制了。為了提高這種水準，新的國家已恢復了舊的壓迫的方法，壓在工人的筋肉與神經之上。一隊奴隸的鞭策者已經成長起來。工業的管理已經變成極度官僚的性質。工人們對於工廠的管理，已經失去了一切的影響力。由於計件工資的施行，物質生活條件的艱苦，不能自由遷移，以及員警的壓迫深入於每個工廠生活當中，實在很難教工人覺得他是一個「自由的工人」。他只能在官僚當中看到他的經理，而國家則是他的雇主。自由勞動與官僚主義的國家是不能並存的。
上面所說的話，稍微改變一下，也可適用於鄉村。按照官方的理論，集體農場的財產，乃是社會主義財產一種特殊的形式，《真理報》寫道：集體農場「在本質上已經與國有企業屬同一種類，因之是社會主義的」，但是即刻又加上一句說：農業中社會主義發展的保證，要以「布爾什維克黨管理集體農場」為條件。這就是告訴我們，從經濟問題轉到政治問題。這在本質上表示社會主義的關係，還沒有在實際的人與人的關係當中實現出來，而只是存在於那些當權者仁慈的心中而已。工人們最好嚴格注意那個心。其實集體農場還居於個人經濟與國家經濟的半路上；場員經營的自留地或個人經濟之迅速發達，大大的幫助了小資產階級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