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星鶴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 ﹝融知性於感性中﹞
書名：勒馬長城 作者：逯耀東
出版：言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逯耀東是學歷史的，但他走上了一條文學的路。
雖然，中國自古文史不分，「史記」是一部歷史偉構，也是一部文學巨著；「東周列國志」、「隨堂演義」，是小說，也可當歷史讀；但時至今日，科學昌明，分工專精，文史之間，以涇渭分明，何況大多數學歷史的人，都抱著「非聖賢之書不學」的態度，指「文章為小道」，舞文弄墨，乃「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之事，然而，作為一個讀書人，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對於自己所生存的時代，對於國事世情的變化，如何能充耳不聞？漠然處之？逯耀東天性敏銳，善感多愁，對於近年幾年來一連串家事國事的變動，他想得格外真切，感觸也更深沉，因此，他自侃「不務正業」，幹了「不少外務」─寫了許多「一把辛酸淚，滿祇荒唐言」的文章，他把這些文章結集成三本書：「異鄉人手記」、「丈夫有淚不輕彈」、和「勒馬長城」。
歷史是「知性」的，文章是「感性」的，逯耀東以寫史的筆，探時代的脈搏；以知性的慧敏，觸人類共感共鳴的心靈，誠如他自己所說：「做一個知識份子，必然對自己所生存的時代」，有難以割捨的感情。」因此，他「所寫的，都是自己所感，所想說的。正表現了生活在這個歷史環境中，一個卑微的個人所抒發的些微輕喟。」
豈只是輕喟，而是這個時代的脈動，是我們這一代人共有的心聲，所以，他的文章，擁有廣大的讀者，尤其是年輕人；他的書，激起了社會的回應，尤其是知識界。
「勒馬長城」是一本論「史」的書討論的範圍分為：
第一輯：討論有關長城的問題，計收「勒馬長城」等四篇。
第二輯：是一系列環繞著魏晉史學所作的討論，計收「魏晉史學的時代背景」等八篇。
第三輯：是討論中國近代化艱難歷程中引起爭論的人物-張？，另記述沈剛伯的人與事，附錄「俄國文學裏的反叛精神」，計收文稿四篇。
長城，是我們國家形象的表徵，也是我們民族精神的象徵，一如金字塔之於埃及。對於長城，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份歷史的嚮往，也都有一種故國的親切，然而，我們對於長城究竟了解多少？
歷史書上告訴我們的長城是這樣的：
戰國時，燕、趙、秦三國各因北邊山險，築長城已被胡夷，秦始皇滅六國，乃首尾連綴之，西起臨洮，東迄遼東，歷兩漢以至魏晉，呂有俢箿，自北魏迄隋唐，亦各有興築，惟長城線迭變，非復贏秦之舊。元代以蒙古統一中國，長城並非國防所重，自宋明代興，奄有中原，逐蒙人北出長城外，長城乃復為邊防而大舉興修，此即今日所存之長城，西起嘉峪關，東迄山海關，全長五千四百四十里，號稱萬里長城。清時蒙人內附，長城又失去其邊防之用。
這些歷史資料所給予我們的是真實的印象，但却遠不如文學上所描繪的長城所給於我們的感受之深。「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一直是民間家喻戶曉的故事，「昭君和番」的史實，在文學的渲染下，更使長城內的漢家聲威蒙上一層羞辱，也給萬世漢家子民的心上留下一串淒楚。
我們對於長城的認識，是狹隘的，逯耀東先生指出：
過去，我們過分突出長城的消極意義，把長城的性格固定在「防胡」的框限內。於是長城被蒙上一層悲愁淒苦的面紗。雖然在歷史上，長城表現了中華民族豪邁的氣概，但在詩人和文學家的筆下，却是一條用白骨鋪疊、用鮮血塗抹的血線，那裏瀰漫著征人思鄉的嘆息，那裏漂浮著深閨少婦的哀怨。於是長城變成一個巨大灰黯的影子，向一隻擴散開來的網，置在中國人的心頭。
民族的尊嚴和長城融而為一。不論是對於長城的歌頌，或對長城的詛咒都屬於民族感情的。中國的文學隨著長城邊界的隱顯或消逝，有著不同的激盪，在這個文學激盪下產生了許多的詩篇。同時也塑造了許多文學的角色─包括萬里尋夫的怨婦，騎著白馬、抱著琵琶出關的公主，浴血奮戰的白髮將軍，都成為文學家筆下生動的人物。於是，長城巨大朦朧的影子，轉變文學家靈感的噴泉。綴著征袍哀怨、閨中捲簾的閒愁、英雄悲憤的仰天長嘯都飄向那哩，千百年來，長城默默地承受著民族感情的傾訴。
這是作者在「勒馬長城」和「長城與中國文學」兩篇裏所描繪的長城的影像。然而，站在另一個立場來看長城，却有它積極的意義。「那深厚的城腳就奠基在漢民族農業文化的基礎上，是農業文化繁榮的象徵，是漢民族向西北拓殖最遠的極限。」何以有此一說？逯耀東先生從民族行程的背景和生活形態，考察出「築城不僅是農業民族的特有技巧，也是農業文化發展的必經階段。長城就是從最初許多小城漸漸累積，慢慢連綴而成的。從最初第一座城出現於中國歷史，到最後發展成萬里長城，也可以說是中國上古歷史演變發展過程。」
所以長城不是一天造成的，每一寸牆基都孕有著華夏民族的智慧和技藝，因此，歷史上的長城表現了比防胡更積極的意義，它代表了農業民族向西北拓展的極限，不僅是帝國的國界，也是一條文化的疆界。作者認為：
「長城就橫在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之間，形成以後中國兩千年來歷史雙軌的發展，過去的兩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文華，以長城為界線互相激盪的歷史。」
作者所指的兩種不同形態，即農業民族文化於草原民族文化。
這是逯耀東先生以「知性」的眼光，從「感性」的文章中探索出長城出現在中國歷史上所富有的積極意義，讓我們在嚮往、讚嘆、低迴之餘，更深一層認識「長城正象徵了中華民族文化與歷史發展的歷程」。
同樣的道哩，逯耀東先生對於「昭君和番」的史實也認為有它積極、肯定的一面。他在「獨留青塚向黃昏」中寫著：
「王昭君的本身，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若從文學的觀點來看，他的確是值得同情的悲劇角色；若從歷史的角度去分析，她却是一個值得我們欽佩的人物。」因為，王昭君帶去的不僅是嬪妃衣食，也把漢民族的文化種籽，播種在草原遊牧民族的血統裏，因此，作者認為「揩去詩人和詞客的墨跡，我們將會發現，王昭君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女性。」
第二個單元所探討的魏晉史學，作者以一連五篇論文探討這一個我國歷史上史學發展的黃金時代。由於魏晉時代太雜亂，因此很少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作者認為那是一塊值得大家共同墾植的園地。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動亂不安的時代，也正是史學特別發達的時代，魏晉南北朝、北宋和南宋，都是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魏晉時代由於儒家思想的由漢代定於一尊的地位而逐漸低落到影響衰微，使這個時代的史學發展傾向脫離經學而獨立，也使史學的範圍遠超過前代，史料的範圍擴大，記載的形式也隨著增加，譬如故人傳記和家族史，便是魏晉南北朝時代史學的特色之一。
魏晉時代史學的另一個特色，是玄學與個人意識覺醒的關係。儒家思想在兩漢以唯我獨尊的地位支配著學術、社會和政治，但發展到東漢以漸趨衰微，無法適應魏晉變動的社會，於是老莊思想、清談之風盛行於魏晉而代替了儒家的經典。所以，魏晉思想的轉變，促使了個人意識的自覺，使個人的感情與個性，都獲得充分發揮的機會。
這幾篇討論魏晉史學的著作，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整體來看，作者在這方面下過相當長時期的工夫研究，他的見解和議論，對於有志為中國歷史作「薪盡火傳」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指標，他告訴你「讀史」和「治史」的最佳途徑，也引領你從歷史的回顧中旬到前瞻的信心。
至於第三個單元所談論的張？─張季直先生，作者以三本有關張先生的傳記，比較分析其優劣，並從張季直先生早年贊成「君主立憲」到後來「擁護共和」的轉變，探索出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和識見。
「量才適性的沈剛伯先生」一文，是記述沈教授一生為人治學教書的典範。沈剛伯先生也是學歷史的，他不但教中國史，以教西洋史，他的一雙慧眼，對歷史有極超脫的見解。陸耀東先生也頗受他的影響，從本書中所論有關魏晉史學和長城的論著，可以印證出他抱有「對我們祖先所留下的文化遺產，作一個貫穿古今的解釋」的抱負。
附錄的一篇「俄國文學傳統裏的反叛精神」，是從索忍尼辛的作品，擴展及巴斯特拉克、拉迪史契夫……等許多為自由而奮戰的作家與作品的探索，他說：「俄國的文學作品，並非淵源於豐富的文化和悠閒的生活，都是出自失望和反叛的情緒。」俄國的文學就建築在這種傳統的基礎上。
「勒馬長城」是逯耀東先生尋找我們自己民族的歷史解釋的新嘗試，也是他讀歷史、察古今、觀人事的心血結晶。這本書比起他的前兩本著作─「異鄉人手記」和「丈夫有淚不輕彈」的純以抒情記感來，他的那份憂國的胸懷，更加深沉，那種洞澈的史識，也更澄明。
從這本書，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知識份子由遙路遠程的成長歷程，也聽到了一個歷史轉型期風雲變幻的震盪。
翹首雲天，北望中原，雖然長城今日蒙塵已深，但我們深信終有一天會回到長城下，讓萬千子民一瞻它的古偉與雄奇，讓長城巨大的形象投射在華夏子民的心中，堆砌起「光我華夏」的驕傲！
國魂 七月號 三九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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