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實的主權國家，固然紛紛以降低稅收、吸引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為職志，但是也有像杜拜這樣有「遠見」的國家，以「世界資本的消費場」自期。原本只注目於國內的資本，現在把眼光瞟向國際了；原本只在國內追求享樂的資本餘額，現在試圖在七星級帆船飯店或是神奇的棕櫚人造島享受更高級的全球頂級假期了。
垂直分割的拆解，對資本家當然是個利多：他們因而可以像個大老爺似的四處閒晃：既然到處有人奉承巴結，他們也不妨隨意拋出一點雞骨頭。但是，這對於受薪者來說，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災難──尤其對於西歐北歐那些原本在民族國家範圍裡享有各項優渥的社會福利的受薪者。資本出走了：它們愛去哪裡就去哪裡、毫無阻礙。但是哪裡有資本出走，哪裡就有失業。失業者可不像資本可以在全球找出路。
資本出走，於是福利國家無力維繫福利：乃紛紛削減福利、以期苦苦留住資本。但是資本仍然在其他國家更大的誘因下不斷出走，因此造成本國更多失業。更多失業，就更需社會福利。但是要維持福利，又必須不斷惡性地縮減稅收以留住資本。而縮減稅收的結果，又是國家財政無力支付福利……。
這樣，各福利國家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泥淖。（何況還有「外勞」問題：他們不僅被認為搶去了本國人的工作機會，而且被認為不應享有已然捉襟見肘的社會福利。）
在這個脈絡下，或許可以理解：西歐各老牌的、原本被稱羨的福利國家，何以都在近年紛紛「右轉」。甚至或許也可以在這個脈絡下理解：何以所謂「多元主義」會在西方政治思想界成為主流議題。
但是，如果這些「右轉」都是在廿一世紀初期、世界從垂直分割過渡向水平分割──或是資本從（本國內）垂直流動過渡向（國際間）水平流動──這個總趨勢下的「產物」，那麼，儘管它們再具戲劇張力、再有令人振奮或扼腕的效果，那也只是短期的、一時的。
廿一世紀還很長（它很可能會是一個「長世紀」）、人類的未來，還要更長。拉開了歷史的寬度，則一時一地的成功，固不足以歡慶，但一時一地的挫敗，也同樣不足以惋惜。全球化，或者世界的重新水平分割，固然對於那些過去數十年生活在完善社會福利體制下的受薪者是個災難，但是，喪失這些「特權」、從而泯除（西歐福利國家中的）「貴族工人」與（拉美亞非）「平民工人」之間的差異，卻未必對於全人類來說不是一件有益的事。
很顯然：如果「全球化」的結果，就必然是使全球80%的財富集中在20%的人的手裡，而全球20%的財富卻要分散給80%的人口，那麼，這種「全球化」又有甚麼值得額手稱讚的呢？它又會得到多少人的支持呢？
左派運動，並不（也不應）把目光集中在一時的得失，反而，左派的成果，在於一次又一次擴大的團結──這是〈共產黨宣言〉已清楚說明的。在資本愈來愈團結在20%人手裡的時候，站在對面的80%的群眾，只有靠自己的團結，才能贏回自己該得的財富。這個道理，或許才是真正的是「硬道理」。
(作者孫善豪：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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