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立報 兩極化薪資的台灣
文／陳朝政 圖／黃世麒
斗大的「悶世代」橫越大紅色的雜誌封面。《Cheers》5月號的報導，比較日本、韓國、香港與台灣的大學畢業生薪資情況，試圖以此解析台灣的整體經濟趨勢。
報導中指出，「如果以民國90年前，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都超過2萬5千元做為觀察指標，『低薪青年』每年正以1個百分點的增加速度悄悄擴散中，去年已突破10％，人數由5萬3千人一舉增加到15萬4千人」；同時，「根據主計處統計，2004年國內經濟成長達5.7％，但是仍有88％的企業沒有任何調薪」。
報導結論認為，「日本、韓國、香港都曾經有過景氣衰退、就業不易、薪資不高的苦日子，唯有整體社會發展經濟，才能讓年輕人重拾對於未來的信心」。
成長中的台灣經濟
然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種種「經濟指標」，無不顯示台灣經濟情況「整體上升」。首先，國內生產毛額（GDP）自民國90年開始回升，從291,694百萬美元提高到93年的322,179百萬美元，國民所得也創下歷年新高的290,101百萬美元。
其次，扣除匯率因素、反映真實國內經濟狀況的「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power parity），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計算，台灣購買力從2003年的22,760美元，到2004年的24,676美元，顯示台灣國民「整體購買力」仍舊是往上提升；包括失業率日前已降至近年來、同月最低水準3.87％（91年3月5.16％、92年3月5.08％、93年3月4.45％、94年3月4.15％），家庭可支配所得也是逐年攀升7,638,048百萬元。
至於象徵國內差異的「所得分配5分位」，就最高20％所得與最低20％所得的家庭倍數，「也是從2001年的6.39倍，逐步降到去年的6.03倍。」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委葉明峰表示，政府近年來積極從事就業輔導與社會救助，結果也展現在貧富差距的縮小上。
差距擴大的薪水袋
既然台灣經濟整體而言是成長的，「人民好像沒有感受到經濟成長的成果？」經建會主委胡勝元認為，在民國90年達到所得不均的高峰後，雖然相對於歷史的趨勢仍舊偏高，但每年都有逐漸下降，「或許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經濟規模的擴大，使本國勞工面對中國勞工以較低薪資來競爭時，中、下階層的勞工薪資無法與經濟一同成長」。
「但是國內服務業又不需要與『國際』競爭，為什麼也大量使用約聘？」政治大學勞工所所長劉梅君直陳，台灣在引用「競爭力」的概念時，很籠統、不分青紅皂白。她表示，若是一些有國際市場的產業，或許會因為人力成本的變動而受到影響，但是一些只有「內需」的產業，只是與國內的相同產業競爭，「不要用一個國際競爭的大帽子，要求所有產業人力成本都壓低」。
劉梅君還指出，台灣中小企業的雇傭關係，「原本就是高度彈性化」，雖然有《勞動基準法》等法令，但是「法制」只是其中一個層面，在實務上又有多少企業因勞基法受到影響？所以承認「勞動派遣」這樣的型態，「是為了落實雇傭彈性化，或是要讓企業減少人力成本？」
據經建會報告，台灣平均每戶勞動報酬的差距，從民國83年的7.11倍，已經拉大至93年的11.95倍，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強調，「實質薪資下降是很重要的警訊」，因為窮人的所得，幾乎只有薪資這個唯一來源，「但是這個倍數在擴大，而且遠大於可支配所得」。
儘管受雇者的荷包漸漸縮小，整體經濟提升的數據卻是白紙黑字，林金源指出，「因為有『經濟成長』，未必有『經濟發展』。」他說，經濟成長率的上升，不代表國民整體經濟發展的提升，「因為經濟成長率不是一個好指標，可能只有富人在成長，窮人沒在成長」。
經濟指標的盲點
失業率雖然持續下降，「但有可能是『低度就業』的情況。」林金源說，假使他這份工作原本可以賺3萬元，現在只能賺1萬，這就是低度就業。劉梅君也表示，高就業率的背後，可能還包含許多「不穩定就業」，例如約聘雇等彈性雇傭。這些都是「隱藏性失業」，但失業率調查並不包括這些情形。
台北大學社工系教授林志鴻則認為，所得分配5分位的數據，「如果不能夠真實地反應『勞動所得』、『資本所得』等內容，會失真。」他指出，許多高所得的階層，除了薪資較高，還有許多來自非勞動的所得，例如理財投資。
台北大學財政系教授黃世鑫也指出，從課稅資料來看，所得納稅級距最低的人，7、8成的收入來自於薪資，但是級距最高者，許多收入來自金融性資產，也就是「資本收入」。
林志鴻則提出幾項「輔佐性」指標，例如「自殺率」。他說，近年來台灣自殺率的趨勢從民國73年開始下降後，又從82年一路爬升，「原本以為是因為高齡化所造成的自殺率攀升」，但實際上，各個年齡層的自殺率長期趨勢都與整體趨勢相同，「所以不是因為高齡化，這也是個警訊」。
此外，景氣好時，滿街計程車的空車率低，「看街上計程車車頂的燈亮得多寡（燈亮表示空車），也是一項重要指標」。
政府價值觀要改變
回到《Cheers》的「低薪青年風暴」。林金源認為，不論以購買力、大學生薪資來當作指標，「都有其意義，不衝突」，特別是剛畢業的學生正是求職弱勢，透過這項調查可以看見問題。劉梅君進一步分析，大學畢業生起薪偏低，主要是雇主的問題。
劉梅君表示，近年來年輕人的就業傾向轉向服務業，愈來愈少人願意進入製造業。而許多服務業雇主不願擔負社會責任，包括彈性工時、約聘僱、沒有勞健保等，「像勞委會解釋，時薪算法是依照最低基本工資15,840，除以每月30天、每天8小時，所以只有60多塊，難怪一大堆大學畢業生月薪不到2萬塊」，但是這種算法完全剝奪勞工的休息時間，根本不符合勞基法精神。
因此，關鍵不在於整體社會是朝富有或朝貧窮發展，而是貧富差距朝兩極化發展，「而且還不是各一半的兩極化，多數是向下。」劉梅君說。
林金源表示，經建會認為社會福利政策緩住貧富差距的看法沒有錯，「所以必須做下去。」他指出，與其他國家相比，台灣社福預算占GDP的比例如此低，「連5％都快撐不住，那減少了怎麼辦？」特別是國內情況無法像其他國家提高稅負，「大家一定都說不要」，因此無法開源就要想辦法「節流」。
林金源建議，除了「社會福利要繼續」、「產業升級要繼續」、「教育問題要解決」等「三要」，「修憲、軍購、拚外交這三項對改善貧富差距完全沒有幫助的，就不要」。
黃世鑫也嚴肅地表示，「所得差距感受最深的已經死掉了，因為感受深才會燒炭自殺！」他說，所得分配差距是一個現象，應該關心的是低所得的問題。
黃世鑫認為，推動「知識經濟」最力的經建會沒有思考其後果，「追求經濟成長沒有所謂好壞，但要考慮到會有人變窮」，例如學費自由化政策、油價調漲、北市機車收費等，「政府雖然有補貼弱勢家庭，但是學費一漲就沒了」。
「『永續』應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經濟成長為主要目標。」黃世鑫說，不要以為經濟成長就等於創造就業，重要的是拿出資源照顧生活苦難的人，「要解決問題得先破除經濟成長的迷思，否則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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