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迭代、競爭愈發激烈、世界局勢變幻...... 經濟神話和階層逆襲的故事變得越來越罕見，只有「不確定性」成為為數不多的常態。 如今，全世界都在「大洗牌」中尋找答案，如何在不確定性之中生存發展，成了新的時代命題。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社會情緒也在發生變化。 大家越來越多地感受到，隨著環境的變化，職場變得浮躁，職場人變得短視，有人「摸魚」，有人「擺爛」，有人擔心被裁，也有人選擇不停地變換賽道。

林惠是IT行業的從業者，35歲那年，她離開了這家待了5年的公司。 看過了太多類似「某大廠裁掉了34歲以上的員工」「互聯網中層再就業路難選」的文章，她很清楚地知道，在IT行業里，35歲以上的職場危機比其他領域來得更兇猛。 她迫切地想要轉行，做一份出差少、前景穩、也不需要擔心因為超過35歲就被辭退的工作——崗位最好是辦公室文職，公司最好是國企。

然而，林惠收到的面試通知，不是推銷銀行信用卡的，就是賣保險的;她也去找了在國企的朋友內推，HR看過簡歷，卻始終沒聯絡。 林惠回憶，那年的新年鐘聲敲響時，36歲、單身女性、無業，這三個關鍵詞深深刺痛了她。

35歲后的職業危機、女性生育后的職場危機、年輕人跳槽頻繁...... 在近期結束的兩會中，很多圍繞「職場中的個人困境」的話題出現在提案和建議中，受到公眾廣泛的關注和探討。

而另一端，還有千軍萬馬正擠向獨木橋。 據瞭解，今年應屆生數量首次超過1000萬，達到1076萬;大批應屆生和非應屆生湧入考研、考公的賽道，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為457萬，比2021年增長80萬。 「穩定」，重新成為一代年輕人的首選項。

園園是河南人，考研時想要報考河南大學學前教育專業。 成績公佈那天，她看到400出頭的成績懸掛在那裡，和自己的預期不相上下。 但在今年，這個數字並沒有換來一個好消息，園園遠沒有想到，400多分的成績，排名的位置，赫然到了40多——這等於直接被淘汰了。

「去年的複試線是388分，怎麼樣我都是遠遠超出的，結果今年卡邊的第16名竟然都有420多分，等於分數線直接上漲了45分。」 園園很清楚，這隻是一個開始，以後考研一定會越來越難，最終，她決定調劑。

也有太多人和園園一樣，尚未步入職場，就已經為拿到一張好的職場入場券而精疲力竭。 當競爭越來越激烈，壓力越來越大，對這一群體而言，他們的待解命題是：路，在何方？

迷茫、焦慮、缺乏動力，何以成為職場「打工人」的普遍情緒？ 這些情緒來自哪裡？ 在所謂的「內卷」和「躺平」之間，看似非左即右的選擇中，是否又有第三條路？

放眼行業與企業，數位化發展和疫情影響，讓勞動力市場發生了什麼變化？ 同時，社會應該形成怎樣的共識，以及提供怎樣的職場環境，讓人才實現高質量發展，從「螺絲釘」回到「人」？

基於這些，前不久，《人物》與《領英·影響力》欄目一起邀請了3位嘉賓，從當下職場人的普遍困境出發，聊了聊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里，職場人如何更好地實現人與工作機會的雙向匹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結合經濟學的理論和與學生日常相處中的實際感受，提供了由表及里的探索;領英全球副總裁、領英中國總裁陸堅， 提供了更宏觀的視野，涵蓋了經濟發展趨勢和全球勞動力市場的變遷，以此為原點，給予當下職場人及企業管理者更深層的觀照;現任大型跨國公司卡瓦集團全球高級副總裁及大中華區總裁的邢軍則提供了實際的建議， 她的另一個身份是專欄作家、職場暢銷書《決戰職場》的作者，曾多次在媒體發表文章談及職場發展等相關話題。 一定意義上，這也是來自學界和業界的對談，他們基於不同的視角，對這些話題給出了各自的思考和答案。藥神網  壯陽藥 韓國奇力片 雙效犀利士 英國威馬 泰國馬力丸 美國黑金 犀利士 cl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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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嘉賓分析了宏觀經濟和時代背景對行業、企業與個人的影響，有經濟放緩、大國博弈和疫情的客觀干擾，也有根源於東亞文化之中的比較和競爭意識。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句古語在當下有了新的奧義，當大環境影響了「遠慮」，如何能夠更好地處理「近憂」？

在訪談中，作為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就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和年輕學子接觸時的感受，向兩位來自企業的嘉賓拋出了自己的疑問： 我們的學生無論是本科生、博士生還是MBA同學都變得極其焦慮、短視化，恨不得一兩年之內就拿到百萬年薪，跳槽率也越來越高，如何改變這種狀態？ 以及，很多工作是不需要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那麼，企業為什麼傾向於雇傭高學歷的員工？

對此，陸堅認為社會應該轉變對人才的評判標準：以後技能會成為勞動力市場的流通貨幣，應該堅持以技能為導向而非「唯學歷論」，拒絕批量生產下的教育資源浪費;在工作方式層面，個人和企業都能在諸如混合辦公、零工經濟這樣更靈活的新常態下找到價值。 邢軍則建議，社會要建立職業教育的生態體系，發揮一技之長，反對人的異化，鼓勵人更多元的長期發展;而個人，則要建立長期主義的信念。

這是一次跨領域的對談，他們在對方的分享裡交換經驗，同時也提出各自感興趣的話題，他們希望更深入地瞭解和探索大時代、大環境，也想要實實在在地改變和説明小生態、普通人。

談焦慮和短視化

「競爭的目的單一化，才是年輕人要防禦的。」

《人物》：近兩年來我們觀察到，圍繞工作與職場，有一系列網路熱詞層出不窮，比如「躺平」「摸魚」「擺爛」;而年輕人中也普遍存在著，為了找到工作、保住工作的迷茫和焦慮，以及處於工作狀態中但沒動力、沒有價值感等等，三位老師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否感受到這種普遍性的社會情緒？ 這種情緒又來自於哪裡？

陸堅：用一個不是特別恰當的話講，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當然這句話本身是講個人有沒有遠大的抱負和理想。 但我覺得，這句話也可以反向邏輯來思考——個人如果近期以來有情緒或者憂慮，也很可能是來源於一些宏觀的、長期的環境要素的不確定性。 過去一段時間，在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的紅利接近尾聲的時候，像互聯網企業、高科技企業，它們的發展其實放慢了很多;還有在大國關係、大國博弈直接影響下，像供應鏈、技術、人才流動、外貿等企業，也受到了挺大的衝擊。 所以整個宏觀經濟發展的放緩，對職場人有一些非常直觀的影響。 舉個例子，比如高科技企業和互聯網公司，很多公司股票的價格其實是比以前縮水了不少，而股票對這種公司員工來說，是長期激勵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當員工看到他的財富在縮水，而且看不到短期能有改觀的時候，那不僅對短期，也對長期目標失去了預期;不僅對自身企業，可能對整個行業都會有一種迷茫。 這就是受宏觀環境變化影響的個人情緒。

所以我看，很多當下的焦慮其實都來源於大的（社會性）目標、行業的改變，從而讓大家產生了迷茫。 當然，既然是「近憂」，自己個人工作上績效的壓力實際上是一直存在的，或者說是更直接的因素。 我想聽聽姚老師和邢老師的看法。

姚洋：我想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來稍微展開講一下。 其實做一下跨國比較就會發現，東亞地區就是比世界其他地區競爭更激烈，無論是和北美比，跟歐洲比，還是和我們收入水平比較同等的這些國家比，東亞競爭壓力都比較大。 不光是中國，到日本、韓國，實際上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背後恐怕有兩個大的原因：一個是文化因素，受儒家傳統的影響，東亞人民的血液里頭都有這種精英主義，就是努力就能得到回報，由此而產生的現象，就是大家競爭。 我們東亞社會全是考試社會，自古以來就競爭、科舉，所以東亞社會自古以來就卷。 第二方面原因是，東亞過去幾十年經濟發展速度特別快，大家都想跟上這個節奏，所以競爭的壓力就更大。 但為什麼這兩年大家對「內卷」談得多了，我覺得從某種原因上來說是一種覺醒，就像剛才陸堅博士說的，因為經濟增長減速，突然大家發現，努力未必能得到回報，所以我覺得大家去談「內卷」，恐怕是對過去「內卷」的一個反動吧。 所以這是整個社會環境還有經濟發展雙重作用的一個結果。

邢軍：所謂的「摸魚」、「擺爛」，我覺得可能是一種自嘲吧，一種對抗壓力和焦慮的心理防禦。 其實我們社會經歷了多年的高速發展，很多現象都顯現出來，包括財富差距增大，包括競爭愈發激烈。 很多產業、職業可能就消失了，這些人是不是立刻就能轉型？ 這種焦慮引發的行業競爭就愈發激烈。

這些防禦和對抗，或許並不真的是來自競爭本身，因為競爭型社會本身應該有些積極意義的，但是我們現在有什麼問題呢？ 競爭的目的單一化，社會衡量成功的價值標準單一化，就是大家對所謂成功學的追求，比方說必須得年薪百萬啊，比方說必須名校畢業啊，比方說成為大廠員工或者是500強精英啊，這些可能才是年輕人想要對抗的問題的癥結所在。

《人物》：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這種迷茫、焦慮的情緒作用在職場人身上的具體表現是怎樣的？ 它們又如何影響和干擾個人的選擇？ 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這兩年考研、考公、考體制內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大家的選擇趨於保守。

姚洋：我說一下從我們學生角度的觀察，我看到我們的學生無論是本科生、博士生，還是MBA的同學，都變得極其焦慮，恨不得一兩年之內就拿到百萬年薪;等他們拿到百萬年薪，恐怕還要有其他的焦慮。 這種競爭的壓力讓大家的行為很明顯地變得短期化，所以年輕人的跳槽率越來越高，很多人在一個地方就工作一年，趕緊又跑，可能直到35、36歲，甚至40歲之後才停止跳槽，變成了一種常態。

這個其實給各個公司帶來巨大壓力，剛招了人，一年之後又跑了，所以大公司基本上常年都在招人。 但是你想去改變這種狀態，難度又非常非常大，因為它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勢頭，我也沒想好，聽聽兩位的意見吧。

陸堅：我覺得姚老師說的這個特別對，尤其是在過去這兩年中，大學生的就業所面臨的挑戰其實還是蠻大的。 畢業生逐年增加，從每一年大概800萬、900萬，再到1000萬的量級，競爭越來越激烈，所以很多年輕人也有壓力和焦慮。 在領英有一個面向學生的專案叫「職場導師」，我自己也曾經作為導師輔導過3個學生，也聽到了他們的這種焦慮。 當時我發現，其實在廣泛的焦慮下，每個人具體的焦慮是不一樣的。 對於優秀的學生，他們拿到很多offer，已經站在高點了。 這個時候應該去哪裡工作，哪裡上升更快，怎麼能夠掙得更多是主要的焦慮，這是一種競爭壓力;但還有大量的學生實際上找工作是有困難的，這又是完全不同的壓力，但這些都是初入職場時的挑戰。 而對於已經身處職場的人們，剛才姚老師也講到，快到接近30歲的時候，又會有另外的焦慮，比如如何轉型到管理崗、如何突破職業瓶頸這樣的壓力。

邢軍：說實話我周圍真「躺平」的還真的不多，但焦慮和迷茫是有的。 比如年齡焦慮，大家覺得30歲后職業上行就開始有壓力了，35歲沒做到中層就覺得我是不是不行，包括到了40歲、45歲，我是不是要被後浪們淘汰了啊，這些壓力還是隨處可見的。日本淑女剋星精華素 日本興奮劑必利吉 藍P 德國必邦 威而鋼 印度必利勁 一炮到天亮 Goodman增大丸 GHB  FM2 安眠藥 迷姦藥

確實像兩位所說，這種焦慮感非常普遍。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願意和別人比，我覺得和自己比是不是更重要啊。 從文化的根兒上，我們最願意打聽你掙了多少錢、你工資多少，這個在西方真的很少見，大家認為是極端隱私的東西。 我們之所以感興趣，是因為會在心裡面比較，而很多的焦慮都是產生在願意和別人比較上。

《人物》：那這種比較心理除了文化上的根源，會不會也有現實下的不安？ 像前面談到的大環境的變化，給個體帶來太多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

邢軍：當然，對，因為競爭確實很激烈，好的工作崗位就那麼多，高管的位置就那麼幾個，確實沒有安全感。 同時我們對成功的定義非常單一，不認為在公司裡面老老實實做一個職員就是成功，我們經常願意被別人定義，而不是自己定義。

而且我覺得，為什麼說我們國家那種本質性創新不多，因為本質性的創新需要的第一個就是耐心、長期主義，而我們現在什麼東西都講究「速食」式，娛樂速食化、知識速食化，好多東西變得速食化，整個社會都是偏短視的。

究其原因，我想，我們整個社會還沒有形成一個犒賞或者獎賞長期主義的機制，大家都沒有這個耐心，你想，連孩子都說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小孩恨不得從2歲開始教英文，有意義嗎？ 真的沒有必要。 但是我也理解家長們，就覺得要越來越往前，否則就輸在了起跑線上，這種全民焦慮，說到底我們的資源還不是那麼豐富嘛，所以大家都擠這個獨木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