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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十六天——代序／白先勇
我是一九五二年從香港到台灣來的，離開二二八事件不過五年，當時我十五歲，在建國中學讀書。可是我在念中學以至上大學的年份裡，我常常遇到老一輩的台灣本省人士對我這樣說：
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台灣來，台灣人更不得了啦！
他們指的是一九四七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蔣中正特派父親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到台灣宣慰，處理二二八善後問題。父親在關鍵的十六天中，從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當時台灣人對父親一直銘感於心。那些台灣父老對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都壓低了聲音，似乎餘悸猶存，二二八，在戒嚴時代，還是一大禁忌，不能隨便談論的。
一九四七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不僅是台灣史上，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悲劇。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台灣人民是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戰爭，中國人民喪失三千萬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兩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殘殺起來，留下巨大創傷，難以彌補的裂痕。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複雜原因，許多學者專家從各種不同角度作過詳盡分析，但從二戰後全盤歷史的發展看來，二二八恐怕並非偶然，類似衝突，難以避免。二戰日本投降來得突然，接收工作，國民政府措手不及，東北、華北平津一帶、華東京滬區，是接收計畫重中之重，一流軍隊人才都遣派前往。台灣在當時接收計畫中，重要性排名後段，來接收的軍隊以及人員當然也屬二、三流了。事後證明，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平津、京滬一一失敗，這也是國府失去大陸的主因之一，台灣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情況更加複雜。台灣接收，未能順利，爆發二二八，並不意外。而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亦正是國共內戰的尖銳時刻，中國大陸從東北到華北，遍地烽火。蔣中正正忙於調動胡宗南部攻打延安，剿共是國民政府當時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標，同時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其嚴重性及後座力，政府未能及時作出正確判斷，直到事態發展不可收拾，只得派兵鎮壓，全島沸騰，蔣中正才命令父親到台灣宣慰，滅火善後。
蔣中正任命父親到台灣宣慰，基於父親當時職位是國防部長，對軍警人員有管束權，父親因抗日軍功，成為一代名將，在民間有足夠的聲望，而蔣對父親處理危機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當時父親正在華北巡視各綏靖區，三月七日飛抵山西太原，即接到命令，緊急返回南京。三月十七日，父親赴台展開宣慰，展開停損善後工作，當時，二二八已發生兩個多星期，三月八日深夜，奉命來台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主力在基隆上岸，其後一個星期，暴力鎮壓，濫捕濫殺，隨即展開，有不少台籍菁英份子以及基層百姓，在這個期間喪命。父親本來計畫三月十二日來台，後受阻於陳儀向蔣中正的建議，遲來數日。父親抵台時，面臨的情況，十分複雜敏感。當時全島人心惶惶，台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任何處理不當，即有火上加油、災情擴大的可能。父親是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親自任命的特派大員，可以說手上掌握生殺大權，他的態度及措施攸關善後工作的成敗。
據父親回憶錄自述，他處理二二八的基本態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他對二二八受難者，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士，都心存哀矜，希望息事寧人。事實上他未赴台前，已聽取各方的情報，因此他對於台灣情況，是有所了解的。父親行事，一向深謀遠慮，高瞻遠矚，但行動卻劍及履及，當機立斷。雖然他治軍嚴格，但賞罰分明。尤其人命關天的案子，父親宅心仁厚，謹慎判斷。抗戰期間，日本空軍空襲成都，我空軍成都軍區司令張有谷，令第五大隊隊長呂天龍率領十六架飛機避往天水，因為國軍飛機裝備比日機差一大截，無法正面迎戰。呂天龍臥病，由副隊長余平享帶隊，降落天水機場時遭日機突襲，全軍盡墨。蔣委員長震怒，將張、呂、余押至重慶槍決。蔣命父親任軍法審判長，父親對蔣說：「軍法審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下，若當斃而不斃，則我不做，若不當斃而斃，我亦不能作。」後來父親將三人免除死刑，為空軍保留了幾位優秀人員。他對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亦是持同一態度。他顯然認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尤其是青年學生，即使有所觸犯，也應罪不至死。所以他來台宣慰，基本上是採取寬大懷柔的政策，免除許多人的死刑。
事實上當時台灣的氣氛相當肅殺，陳儀手下有一派人，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主張嚴厲制裁，大開殺戒。父親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重要記載：父親召開清鄉會議，柯遠芬在會上慷慨發言：
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此等暴民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
柯遠芬還引用列寧的話：
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
父親當場嚴加駁斥：
我糾正他，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但古人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公開審訊，公開法辦，若暗中逮捕處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
二二八事件中，濫捕濫殺，柯遠芬扮演重要角色。父親回到南京，即向蔣中正彈劾柯遠芬：
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擬請予以撤職處分，以示懲戒，而平民忿。
可見父親對柯遠芬濫殺鎮壓的主張，完全不能認同，徹底反對。他以國防部長的身分，三番四次下令「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父親寬大處理的措施，對於穩定人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軍警情治單位由此收斂，許多已判死刑犯人，得以免死，判徒刑者，或減刑，或釋放。設若父親當時的態度稍顯躊躇，未能及時制止柯遠芬等人，恐怕二二八冤死的人數就遠不止現在這些數目了。
父親一到台灣便馬上積極展開宣慰工作。三月十七日，下飛機後，當晚六時半便在中山堂向全省廣播，宣布政府對二二八善後從寬處理的原則。吳濁流在《無花果》中記載：
白崇禧將軍在廣播中發表處理方針。於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復了。
父親在台灣十六天，從北到南，到處廣播演講，宣揚政策：
廣播五次，對長官公署全體職員及警備總部全體官兵訓話各一次；對省市各級公務員、民意機關代表、民意代表訓話共十六次；對高山族代表訓話二次；對駐臺陸、海、空軍及要塞部隊訓話五次。對青年學生演講廣播二次。
父親這些講話，起了穩定民情、約束軍警的效應。除了「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影響了許多個人及家庭的命運之外，他宣布的其他幾項原則方針，也有重大意義：
涉事青年學生，免究既往
捲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學生，不在少數，因恐懼報復，不敢上學。父親最關心這些學生的安危，特別頒布命令，保證學生安全：「凡參加事件之青年學生，准予復課，並准免繳特別保證書及照片，只需由家中父兄領回，即予免究。」三月二十日下午六時半，父親向全省青年學生廣播，除了保證復學學生人身安全外，並呼籲學生：
切望你們放大眼光，不要歧視外省人，破除地域觀念，……。我們要本親愛精誠，如手如足，互助合作。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父親赴台灣大學法商學院廣場，對台大及中等學校學生約八千人演講，再次保證學生安全：
一切曾被脅迫盲從之青年學生，均應盡速覺悟，返校復課，可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當予不究既往。余已飭令軍、警不許擅自逮捕，並將絕對保證青年學生之安全。
父親再三的命令保證學生安全，當時應該有大批涉案的學生，獲得赦免，恢復上課，繼續他們的學業。
安撫外省公務員
二二八事件中，頭一個星期，全省有不少外省人，尤其是公教人員，受到毆打，有的甚至喪失生命。因此公教人員紛紛攜眷離開台灣，父親於三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在長官公署大禮堂（今行政院），召集台北公務員講話，其間特別安撫外省公務員：
余今仍盼諸君繼續留台工作，勿稍灰心。須知中國不能離開台灣，台灣亦不能離開中國，諸君留台服務，實與前往內地服務無異。且台灣乃新收復之領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須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日前侮辱諸君以及傷害諸君者，僅為極少數之不良份子，極大多數之台胞仍極愛國，且願與諸君精誠合作，二二八事件，純係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余並保證今後中央亦絕不容許再有此事
有部分涉案原住民，事後攜兵器逃避山中，父親於三月二十六日晚間七時，於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原住民同胞廣播，勸令逃避山中原住民交械歸來，既往不咎。並接見協助政府的原住民領袖馬智禮、南志信等人，善加勉勵。
父親在台十六天密集旋風式的宣慰工作，穩定民心、恢復秩序，有止痛療傷的正面巨大效果，對二二八事件的後續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近年來，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及史料蒐輯，官方及民間都下了不少工夫，出版為數甚多的書籍，可是令人訝異的是，父親宣慰台灣，十六天中所作的重大措施及其影響效果，官方文獻，或者按下不表，或者一筆帶過。閱讀台灣官方出版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無論主導者為行政院、省政府，或中央研究院，幾乎都看不出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停損工作所扮演的角色。而民間學者專家的論述，也甚少論到這一節，更無一書全面探討。只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黃嘉謨兩位教授，各自撰寫過一篇論文，記錄父親來台宣慰的始末。父親二二八宣慰史實被官方以及民間學者所忽略，細究其因，並非偶然。
父親自從一九四八年，因副總統選舉支持李宗仁，與蔣中正產生嫌隙，更因徐蚌會戰，兩人衝突更為尖銳。此役國軍大敗，蔣中正隨之下野，期間父親曾發〈亥敬〉、〈亥全〉兩電，建議美國出面調停。蔣須下野，才能和談。兩封電報，觸怒蔣中正，蔣對父親一直頗不諒解。一九四九年底，父親入台，本意與中華民國共存亡，可是蔣中正卻派情治人員，對父親嚴加監控，在台十七年，二十四小時有特務跟蹤。事實上父親入台後只任閒職，並無兵權政權，而父親言行謹慎，與海外桂系勢力並無聯絡，對蔣中正政權，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當局對父親實在不需如此防範。惟一的原因，恐怕是跟二二八有關。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後來台宣慰，實行了不少德政，亦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台灣人民感念其恩，在台灣民間，當時國民黨官員中，父親德望甚高。多位台灣仕紳，一直與父親保持來往。這，就犯了當局的大忌。雷震一案，就因雷震與台籍人士李萬居等過往太密，企圖組織反對黨所致。有聲望的外省人士與台灣仕紳「勾結」，是當局的「夢靨」，必須阻止。
我閱讀蔣中正在台灣時期的日記，發現蔣對父親的確猜疑甚深，處處防範。當局對付父親的策略，是將父親的歷史，如北伐、抗日的軍功，當然也包括二二八時來台宣慰的成績，消滅抹煞；企圖將父親在民間的聲望，在民國史上的地位，撼搖更改。例如官方出版惟一一本有關抗戰著名戰役「台兒莊大捷」的書籍，登載國軍將領照片，卻獨缺白崇禧、李宗仁兩位桂系主帥。另一方面，國民黨宣傳機構自徐蚌會戰失敗、因而失去大陸之後，一直宣傳：華中白崇禧按兵不動，見死不救，徐蚌會戰乃敗。這項中傷謠言，一直持續，滲透到國軍軍中，迄今不散。
二二八整個事件中，父親來台宣慰，停損善後，算是國民黨政府官員所做的一項具有正面意義的措施，按理政府應當宣揚，以彰史實，平衡民怨。但因為當局對父親在台灣民間的聲望，「耿耿於懷」，當然，有關他二二八善後的德政，也最好不提。台灣歷屆政府，基本上也繼承這個態度，所以官方文獻上，父親關鍵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多半語焉不詳，糢糊帶過。至於民間學者專家的著作，對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中的角色，多持批判態度。父親既是蔣中正特派到台灣宣慰的大員，當然也是國民黨的一員，要給父親的宣慰工作一個公平全面的評價，則需有古史官齊太史、晉董狐的勇氣與良知了。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喪失生命，多少心靈受到創傷，多少家庭遭遇不幸。而其政治效應，無限擴大，迄今未戢。對待如此嚴重的歷史事件，當務之急，是把當年的歷史真相，原原本本，徹底還原。只有還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後達到諒解，這座島嶼上的人民，不管其不同背景，只能有一個共同命運，那就是與台灣共存亡。如果這個島上兩千三百萬人，還因為六十七年前發生的一項不幸歷史悲劇，彼此繼續猜疑仇視，那麼台灣的命運前途，將是坎坷的。寬容諒解，是唯一的選擇。
父親當年來台宣慰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悲劇發生後，能夠止痛療傷，這也是這本書《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出版的由來，希望能在二二八歷史真相的拼圖上，填滿一角空白。這也是我醞釀多年的心願。雖然我因為撰寫父親傳記，涉獵過不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但我本身未受過史學訓練，蒐集資料，取捨分析，對我來說，是一件吃重而不討好的工作。幸虧我找到合作對象，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彥博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曾就讀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博士班，專治民國史，曾以〈陳誠在國共內戰中的角色〉（Chen Cheng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也曾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父親與民國》出版時，國家圖書館及中山堂曾舉辦父親生平照片展，文字說明由彥博擔任。因此，他對父親的一生事業是熟悉的。此外彥博還翻譯、著述多本與歷史有關的書籍。彥博閱讀甚廣，用功甚勤，民國史，他頗有獨到見解，他對還原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有高度的熱情。我們合作，十分愉快。
書中長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件〉由彥博執筆，我僅提供意見。彥博將父親在台宣慰十六天，由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每天行程，所作所為，巨細無遺，通通詳盡記錄、分析，把父親那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做了一個全面完整的敘述。因為他參照的資料：文獻、檔案、報章雜誌，極為豐富多元，父親的宣慰工作，因此有了具體而有深度的面貌。此外，彥博又以歷史學者的眼光與高度，將父親來台宣慰，所做出的貢獻功績、他所處極端複雜艱難的情境、他所受到的侷限與掣肘、他未能達成救人一命的個案、造成的遺憾、尤其他與陳儀、柯遠芬諸人你來我往，極為複雜的互動、他與林獻堂、丘念台密商會談得到的訊息與幫助，都給予極為公平可信的論述分析。
廖彥博這篇長達一百六十餘頁的論文，考核詳實，觀照全面，有諸多前人未有的論點，有更多發掘出來的珍貴資料，是迄今為止對父親來台宣慰這段關鍵歷史最完整的一則文獻，具有高度的學術參考價值。
書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訪問，由我親自主導。我一共訪問了六位人士，蕭錦文、陳永壽、楊照、白崇亮、彭芳谷、粟明德，六位受訪者從各種角度切入，讓父親宣慰台灣這段歷史不僅只存於文獻紀載，也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有血有肉，有其延續不斷的生命。
進行這些訪問時，我才深深感受到二二八的悲劇對受難者及其家屬所造成的傷痕，有多深、多痛。六位先生都不憚其煩，接受我的訪問，在此，我由衷表示感激，我想他們與我一樣，也希望為尋找二二八真相，盡一己之力。
父親來台宣慰，所做得多項工作中，當然拯救人命是最有意義又影響深遠的功德，父親一到台灣便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向全省軍警情治人員發布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對於當時被囚禁在監獄裡，被關在警察局的拘留室中，甚至在被綁往刑場路上，許許多多命懸一線的人犯，父親這道命令，如同救命符。父親恐怕自己也沒料到，他發布這道命令，會改變多少人的一生，以及他們家屬的命運。
到底父親救過多少人的性命，並沒有確實數字，但從現有的口述訪問資料，大致情況，可以推測出來。以蕭錦文先生的遭遇為例：蕭先生在二二八時是《大明報》的實習記者，時年二十一歲。《大明報》對陳儀政府時有批評，社長鄧進益是蕭先生的舅舅、也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軍警要逮捕鄧社長，鄧聞訊躲避，當天蕭錦文到報社值班，被刑警帶走。在延平南路的警局裡，蕭被嚴刑拷打，灌水逼問鄧社長行蹤。他遭囚禁的警局地下室裡，同室牢友共有一、二十人。一天，蕭錦文被拉出去，五花大綁，眼睛蒙布，身後插上「驗明正身」的木條名牌，他被推到大卡車上，同車的有四、五人，一齊載往刑場槍決。可是卡車走到一半，又折回頭，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過一劫。
蕭錦文後來出獄後，舅舅鄧社長告知，是父親那道「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千鈞一髮，即時趕到，救了他一命。我訪問蕭錦文時，他已八十八歲，提到這段往事，仍十分激動，他緊握住我的手，顫聲說道：「是你父親那道命令，讓我多活了六十六年！」說著掉下淚來。蕭錦文說，前一天拉出去的一批人，大概通通遭槍決了，而與他同車的四、五人，卻都逃過死劫，關在地下室的其他人，也應該免刑了。可見父親的命令，不僅是針對單獨個案，而是整批豁免的。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案件中。如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中，王大中案。
王大中（原名王源趕），原是高雄警察，莫名遭到逮捕後，判了死刑，心驚膽跳過日子，直到父親來台，王大中才獲赦免，改為徒刑。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白崇禧先生過世時，那時我隱名王雲平，也前往祭拜，包了五百塊的奠儀，其家人不知我是誰。
王大中在廣場等候宣判時，另有一群被執者同時一起豁免，這也是個集體案件，免除死刑的人，人數大概不少。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記載：基隆市民朱麗水，二十一歲，被抓進基隆市警察局，送拘留所監禁：
基隆市警察局當時有十多間「牢房」，每天晚上都約有五、六人被捉出去，然後聽到一陣槍聲，出去的人就沒有再回來。直至白崇禧來台後，我們才被放出來，我釋放後未曾再被找過麻煩。
十幾間牢房，大概關了不少人，父親來台後，都釋放了。父親制止濫捕濫殺的命令，是通令，全省適用。當時關在牢裡的死刑犯，一定有可觀的人數，免於死劫者，可能有數百人之多。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二月，父親簽呈蔣中正主席，稱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受軍法審判的人犯十三案，共三十四人，當中原判死刑者十八人，經過國防部覆核之後，全部減為無期或有期徒刑，經蔣中正批示，「姑准如擬辦理」。這份重要文件（本書第一七四頁）現存國史館。對那十八名死刑犯來說，父親這道簽呈，又是一張救命符了。父親回返南京，一心還是牽掛台灣二二八那些涉案囚犯。
因二二八被判徒刑，因父親的命令而減刑或釋放的，就更多了。我的第二位受訪者陳永壽先生，父親陳長庚先生是台中地方法院的書記官，二二八時與法院其它文職人員，均以「叛亂」罪名逮捕，入獄半年後釋放。陳永壽先生認為，是父親命令的影響，陳長庚先生得以釋放。訪問時，陳永壽先生攜帶他全家還有姐姐陳昭惠女士一家，前來向我致意，他們是主動來找我的，就是要表達對父親的感激。
我的第六位受訪人是粟明德先生。粟明德是廣西同鄉，他的祖父、父親與我父親關係密切，父親晚年，粟明德經常陪伴父親聊天，談話中，父親也透露了一些埋藏多年的心思。粟明德證實了我的看法：父親在台灣受到嚴密監控，是因為他二二八宣慰善後處置得當，救了許多人的性命，在台灣民眾間，有崇高的聲望，由此犯了當局大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親心臟病突發歸真，追悼會上來祭悼者上千人，其中有許多台籍人士扶老攜幼前來追念父親。大部分人與我們並不相識，由他們眾多輓聯、輓詩看來，他們都藉此表達感念父親在二二八後來台宣慰留下的恩澤。台灣書法家、櫟社成員莊幼岳先生的輓聯可作代表：
憶當年蓬瀛事件微將軍及時趕到台民早已成冤鬼
痛此日禹甸淪胥正王師準備反攻天上漢河殞巨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二日
關鍵十六天——代序／白先勇
我是一九五二年從香港到台灣來的，離開二二八事件不過五年，當時我十五歲，在建國中學讀書。可是我在念中學以至上大學的年份裡，我常常遇到老一輩的台灣本省人士對我這樣說：
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台灣來，台灣人更不得了啦！他們指的是一九四七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蔣中正特派父親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到台灣宣慰，處理二二八善後問題。父親在關鍵的十六天中，從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當時台灣人對父親一直銘感於心。那些台灣父老對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都壓低了聲音，似乎餘悸猶存，二二八，在戒嚴時代，還是一大禁忌，不能隨便談論的。
一九四七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不僅是台灣史上，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悲劇。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台灣人民是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戰爭，中國人民喪失三千萬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兩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殘殺起來，留下巨大創傷，難以彌補的裂痕。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複雜原因，許多學者專家從各種不同角度作過詳盡分析，但從二戰後全盤歷史的發展看來，二二八恐怕並非偶然，類似衝突，難以避免。二戰日本投降來得突然，接收工作，國民政府措手不及，東北、華北平津一帶、華東京滬區，是接收計畫重中之重，一流軍隊人才都遣派前往。台灣在當時接收計畫中，重要性排名後段，來接收的軍隊以及人員當然也屬二、三流了。事後證明，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平津、京滬一一失敗，這也是國府失去大陸的主因之一，台灣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情況更加複雜。台灣接收，未能順利，爆發二二八，並不意外。而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亦正是國共內戰的尖銳時刻，中國大陸從東北到華北，遍地烽火。蔣中正正忙於調動胡宗南部攻打延安，剿共是國民政府當時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標，同時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其嚴重性及後座力，政府未能及時作出正確判斷，直到事態發展不可收拾，只得派兵鎮壓，全島沸騰，蔣中正才命令父親到台灣宣慰，滅火善後。
蔣中正任命父親到台灣宣慰，基於父親當時職位是國防部長，對軍警人員有管束權，父親因抗日軍功，成為一代名將，在民間有足夠的聲望，而蔣對父親處理危機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當時父親正在華北巡視各綏靖區，三月七日飛抵山西太原，即接到命令，緊急返回南京。三月十七日，父親赴台展開宣慰，展開停損善後工作，當時，二二八已發生兩個多星期，三月八日深夜，奉命來台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主力在基隆上岸，其後一個星期，暴力鎮壓，濫捕濫殺，隨即展開，有不少台籍菁英份子以及基層百姓，在這個期間喪命。父親本來計畫三月十二日來台，後受阻於陳儀向蔣中正的建議，遲來數日。父親抵台時，面臨的情況，十分複雜敏感。當時全島人心惶惶，台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任何處理不當，即有火上加油、災情擴大的可能。父親是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親自任命的特派大員，可以說手上掌握生殺大權，他的態度及措施攸關善後工作的成敗。
據父親回憶錄自述，他處理二二八的基本態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他對二二八受難者，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士，都心存哀矜，希望息事寧人。事實上他未赴台前，已聽取各方的情報，因此他對於台灣情況，是有所了解的。父親行事，一向深謀遠慮，高瞻遠矚，但行動卻劍及履及，當機立斷。雖然他治軍嚴格，但賞罰分明。尤其人命關天的案子，父親宅心仁厚，謹慎判斷。抗戰期間，日本空軍空襲成都，我空軍成都軍區司令張有谷，令第五大隊隊長呂天龍率領十六架飛機避往天水，因為國軍飛機裝備比日機差一大截，無法正面迎戰。呂天龍臥病，由副隊長余平享帶隊，降落天水機場時遭日機突襲，全軍盡墨。蔣委員長震怒，將張、呂、余押至重慶槍決。蔣命父親任軍法審判長，父親對蔣說：「軍法審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下，若當斃而不斃，則我不做，若不當斃而斃，我亦不能作。」後來父親將三人免除死刑，為空軍保留了幾位優秀人員。他對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亦是持同一態度。他顯然認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尤其是青年學生，即使有所觸犯，也應罪不至死。所以他來台宣慰，基本上是採取寬大懷柔的政策，免除許多人的死刑。
事實上當時台灣的氣氛相當肅殺，陳儀手下有一派人，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主張嚴厲制裁，大開殺戒。父親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重要記載：父親召開清鄉會議，柯遠芬在會上慷慨發言：
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此等暴民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
柯遠芬還引用列寧的話：
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
父親當場嚴加駁斥：
我糾正他，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但古人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公開審訊，公開法辦，若暗中逮捕處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
二二八事件中，濫捕濫殺，柯遠芬扮演重要角色。父親回到南京，即向蔣中正彈劾柯遠芬：
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擬請予以撤職處分，以示懲戒，而平民忿。
可見父親對柯遠芬濫殺鎮壓的主張，完全不能認同，徹底反對。他以國防部長的身分，三番四次下令「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父親寬大處理的措施，對於穩定人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軍警情治單位由此收斂，許多已判死刑犯人，得以免死，判徒刑者，或減刑，或釋放。設若父親當時的態度稍顯躊躇，未能及時制止柯遠芬等人，恐怕二二八冤死的人數就遠不止現在這些數目了。
父親一到台灣便馬上積極展開宣慰工作。三月十七日，下飛機後，當晚六時半便在中山堂向全省廣播，宣布政府對二二八善後從寬處理的原則。吳濁流在《無花果》中記載：
白崇禧將軍在廣播中發表處理方針。於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復了。
父親在台灣十六天，從北到南，到處廣播演講，宣揚政策：
廣播五次，對長官公署全體職員及警備總部全體官兵訓話各一次；對省市各級公務員、民意機關代表、民意代表訓話共十六次；對高山族代表訓話二次；對駐臺陸、海、空軍及要塞部隊訓話五次。對青年學生演講廣播二次。父親這些講話，起了穩定民情、約束軍警的效應。除了「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影響了許多個人及家庭的命運之外，他宣布的其他幾項原則方針，也有重大意義：
涉事青年學生，免究既往
捲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學生，不在少數，因恐懼報復，不敢上學。父親最關心這些學生的安危，特別頒布命令，保證學生安全：「凡參加事件之青年學生，准予復課，並准免繳特別保證書及照片，只需由家中父兄領回，即予免究。」三月二十日下午六時半，父親向全省青年學生廣播，除了保證復學學生人身安全外，並呼籲學生：
切望你們放大眼光，不要歧視外省人，破除地域觀念，……。我們要本親愛精誠，如手如足，互助合作。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父親赴台灣大學法商學院廣場，對台大及中等學校學生約八千人演講，再次保證學生安全：
一切曾被脅迫盲從之青年學生，均應盡速覺悟，返校復課，可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當予不究既往。余已飭令軍、警不許擅自逮捕，並將絕對保證青年學生之安全。父親再三的命令保證學生安全，當時應該有大批涉案的學生，獲得赦免，恢復上課，繼續他們的學業。
安撫外省公務員
二二八事件中，頭一個星期，全省有不少外省人，尤其是公教人員，受到毆打，有的甚至喪失生命。因此公教人員紛紛攜眷離開台灣，父親於三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在長官公署大禮堂（今行政院），召集台北公務員講話，其間特別安撫外省公務員：
余今仍盼諸君繼續留台工作，勿稍灰心。須知中國不能離開台灣，台灣亦不能離開中國，諸君留台服務，實與前往內地服務無異。且台灣乃新收復之領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須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日前侮辱諸君以及傷害諸君者，僅為極少數之不良份子，極大多數之台胞仍極愛國，且願與諸君精誠合作，二二八事件，純係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余並保證今後中央亦絕不容許再有此事
有部分涉案原住民，事後攜兵器逃避山中，父親於三月二十六日晚間七時，於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原住民同胞廣播，勸令逃避山中原住民交械歸來，既往不咎。並接見協助政府的原住民領袖馬智禮、南志信等人，善加勉勵。
父親在台十六天密集旋風式的宣慰工作，穩定民心、恢復秩序，有止痛療傷的正面巨大效果，對二二八事件的後續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近年來，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及史料蒐輯，官方及民間都下了不少工夫，出版為數甚多的書籍，可是令人訝異的是，父親宣慰台灣，十六天中所作的重大措施及其影響效果，官方文獻，或者按下不表，或者一筆帶過。閱讀台灣官方出版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無論主導者為行政院、省政府，或中央研究院，幾乎都看不出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停損工作所扮演的角色。而民間學者專家的論述，也甚少論到這一節，更無一書全面探討。只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黃嘉謨兩位教授，各自撰寫過一篇論文，記錄父親來台宣慰的始末。父親二二八宣慰史實被官方以及民間學者所忽略，細究其因，並非偶然。
父親自從一九四八年，因副總統選舉支持李宗仁，與蔣中正產生嫌隙，更因徐蚌會戰，兩人衝突更為尖銳。此役國軍大敗，蔣中正隨之下野，期間父親曾發〈亥敬〉、〈亥全〉兩電，建議美國出面調停。蔣須下野，才能和談。兩封電報，觸怒蔣中正，蔣對父親一直頗不諒解。一九四九年底，父親入台，本意與中華民國共存亡，可是蔣中正卻派情治人員，對父親嚴加監控，在台十七年，二十四小時有特務跟蹤。事實上父親入台後只任閒職，並無兵權政權，而父親言行謹慎，與海外桂系勢力並無聯絡，對蔣中正政權，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當局對父親實在不需如此防範。惟一的原因，恐怕是跟二二八有關。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後來台宣慰，實行了不少德政，亦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台灣人民感念其恩，在台灣民間，當時國民黨官員中，父親德望甚高。多位台灣仕紳，一直與父親保持來往。這，就犯了當局的大忌。雷震一案，就因雷震與台籍人士李萬居等過往太密，企圖組織反對黨所致。有聲望的外省人士與台灣仕紳「勾結」，是當局的「夢靨」，必須阻止。
我閱讀蔣中正在台灣時期的日記，發現蔣對父親的確猜疑甚深，處處防範。當局對付父親的策略，是將父親的歷史，如北伐、抗日的軍功，當然也包括二二八時來台宣慰的成績，消滅抹煞；企圖將父親在民間的聲望，在民國史上的地位，撼搖更改。例如官方出版惟一一本有關抗戰著名戰役「台兒莊大捷」的書籍，登載國軍將領照片，卻獨缺白崇禧、李宗仁兩位桂系主帥。另一方面，國民黨宣傳機構自徐蚌會戰失敗、因而失去大陸之後，一直宣傳：華中白崇禧按兵不動，見死不救，徐蚌會戰乃敗。這項中傷謠言，一直持續，滲透到國軍軍中，迄今不散。
二二八整個事件中，父親來台宣慰，停損善後，算是國民黨政府官員所做的一項具有正面意義的措施，按理政府應當宣揚，以彰史實，平衡民怨。但因為當局對父親在台灣民間的聲望，「耿耿於懷」，當然，有關他二二八善後的德政，也最好不提。台灣歷屆政府，基本上也繼承這個態度，所以官方文獻上，父親關鍵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多半語焉不詳，糢糊帶過。至於民間學者專家的著作，對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中的角色，多持批判態度。父親既是蔣中正特派到台灣宣慰的大員，當然也是國民黨的一員，要給父親的宣慰工作一個公平全面的評價，則需有古史官齊太史、晉董狐的勇氣與良知了。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喪失生命，多少心靈受到創傷，多少家庭遭遇不幸。而其政治效應，無限擴大，迄今未戢。對待如此嚴重的歷史事件，當務之急，是把當年的歷史真相，原原本本，徹底還原。只有還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後達到諒解，這座島嶼上的人民，不管其不同背景，只能有一個共同命運，那就是與台灣共存亡。如果這個島上兩千三百萬人，還因為六十七年前發生的一項不幸歷史悲劇，彼此繼續猜疑仇視，那麼台灣的命運前途，將是坎坷的。寬容諒解，是唯一的選擇。
父親當年來台宣慰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悲劇發生後，能夠止痛療傷，這也是這本書《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出版的由來，希望能在二二八歷史真相的拼圖上，填滿一角空白。這也是我醞釀多年的心願。雖然我因為撰寫父親傳記，涉獵過不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但我本身未受過史學訓練，蒐集資料，取捨分析，對我來說，是一件吃重而不討好的工作。幸虧我找到合作對象，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彥博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曾就讀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博士班，專治民國史，曾以〈陳誠在國共內戰中的角色〉（Chen Cheng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也曾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父親與民國》出版時，國家圖書館及中山堂曾舉辦父親生平照片展，文字說明由彥博擔任。因此，他對父親的一生事業是熟悉的。此外彥博還翻譯、著述多本與歷史有關的書籍。彥博閱讀甚廣，用功甚勤，民國史，他頗有獨到見解，他對還原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有高度的熱情。我們合作，十分愉快。
書中長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件〉由彥博執筆，我僅提供意見。彥博將父親在台宣慰十六天，由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每天行程，所作所為，巨細無遺，通通詳盡記錄、分析，把父親那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做了一個全面完整的敘述。因為他參照的資料：文獻、檔案、報章雜誌，極為豐富多元，父親的宣慰工作，因此有了具體而有深度的面貌。此外，彥博又以歷史學者的眼光與高度，將父親來台宣慰，所做出的貢獻功績、他所處極端複雜艱難的情境、他所受到的侷限與掣肘、他未能達成救人一命的個案、造成的遺憾、尤其他與陳儀、柯遠芬諸人你來我往，極為複雜的互動、他與林獻堂、丘念台密商會談得到的訊息與幫助，都給予極為公平可信的論述分析。
廖彥博這篇長達一百六十餘頁的論文，考核詳實，觀照全面，有諸多前人未有的論點，有更多發掘出來的珍貴資料，是迄今為止對父親來台宣慰這段關鍵歷史最完整的一則文獻，具有高度的學術參考價值。
書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訪問，由我親自主導。我一共訪問了六位人士，蕭錦文、陳永壽、楊照、白崇亮、彭芳谷、粟明德，六位受訪者從各種角度切入，讓父親宣慰台灣這段歷史不僅只存於文獻紀載，也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有血有肉，有其延續不斷的生命。
進行這些訪問時，我才深深感受到二二八的悲劇對受難者及其家屬所造成的傷痕，有多深、多痛。六位先生都不憚其煩，接受我的訪問，在此，我由衷表示感激，我想他們與我一樣，也希望為尋找二二八真相，盡一己之力。
父親來台宣慰，所做得多項工作中，當然拯救人命是最有意義又影響深遠的功德，父親一到台灣便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向全省軍警情治人員發布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對於當時被囚禁在監獄裡，被關在警察局的拘留室中，甚至在被綁往刑場路上，許許多多命懸一線的人犯，父親這道命令，如同救命符。父親恐怕自己也沒料到，他發布這道命令，會改變多少人的一生，以及他們家屬的命運。
到底父親救過多少人的性命，並沒有確實數字，但從現有的口述訪問資料，大致情況，可以推測出來。以蕭錦文先生的遭遇為例：蕭先生在二二八時是《大明報》的實習記者，時年二十一歲。《大明報》對陳儀政府時有批評，社長鄧進益是蕭先生的舅舅、也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軍警要逮捕鄧社長，鄧聞訊躲避，當天蕭錦文到報社值班，被刑警帶走。在延平南路的警局裡，蕭被嚴刑拷打，灌水逼問鄧社長行蹤。他遭囚禁的警局地下室裡，同室牢友共有一、二十人。一天，蕭錦文被拉出去，五花大綁，眼睛蒙布，身後插上「驗明正身」的木條名牌，他被推到大卡車上，同車的有四、五人，一齊載往刑場槍決。可是卡車走到一半，又折回頭，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過一劫。
蕭錦文後來出獄後，舅舅鄧社長告知，是父親那道「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千鈞一髮，即時趕到，救了他一命。我訪問蕭錦文時，他已八十八歲，提到這段往事，仍十分激動，他緊握住我的手，顫聲說道：「是你父親那道命令，讓我多活了六十六年！」說著掉下淚來。蕭錦文說，前一天拉出去的一批人，大概通通遭槍決了，而與他同車的四、五人，卻都逃過死劫，關在地下室的其他人，也應該免刑了。可見父親的命令，不僅是針對單獨個案，而是整批豁免的。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案件中。如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中，王大中案。
王大中（原名王源趕），原是高雄警察，莫名遭到逮捕後，判了死刑，心驚膽跳過日子，直到父親來台，王大中才獲赦免，改為徒刑。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白崇禧先生過世時，那時我隱名王雲平，也前往祭拜，包了五百塊的奠儀，其家人不知我是誰。
王大中在廣場等候宣判時，另有一群被執者同時一起豁免，這也是個集體案件，免除死刑的人，人數大概不少。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記載：基隆市民朱麗水，二十一歲，被抓進基隆市警察局，送拘留所監禁：
基隆市警察局當時有十多間「牢房」，每天晚上都約有五、六人被捉出去，然後聽到一陣槍聲，出去的人就沒有再回來。直至白崇禧來台後，我們才被放出來，我釋放後未曾再被找過麻煩。
十幾間牢房，大概關了不少人，父親來台後，都釋放了。父親制止濫捕濫殺的命令，是通令，全省適用。當時關在牢裡的死刑犯，一定有可觀的人數，免於死劫者，可能有數百人之多。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二月，父親簽呈蔣中正主席，稱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受軍法審判的人犯十三案，共三十四人，當中原判死刑者十八人，經過國防部覆核之後，全部減為無期或有期徒刑，經蔣中正批示，「姑准如擬辦理」。這份重要文件（本書第一七四頁）現存國史館。對那十八名死刑犯來說，父親這道簽呈，又是一張救命符了。父親回返南京，一心還是牽掛台灣二二八那些涉案囚犯。
因二二八被判徒刑，因父親的命令而減刑或釋放的，就更多了。我的第二位受訪者陳永壽先生，父親陳長庚先生是台中地方法院的書記官，二二八時與法院其它文職人員，均以「叛亂」罪名逮捕，入獄半年後釋放。陳永壽先生認為，是父親命令的影響，陳長庚先生得以釋放。訪問時，陳永壽先生攜帶他全家還有姐姐陳昭惠女士一家，前來向我致意，他們是主動來找我的，就是要表達對父親的感激。
我的第六位受訪人是粟明德先生。粟明德是廣西同鄉，他的祖父、父親與我父親關係密切，父親晚年，粟明德經常陪伴父親聊天，談話中，父親也透露了一些埋藏多年的心思。粟明德證實了我的看法：父親在台灣受到嚴密監控，是因為他二二八宣慰善後處置得當，救了許多人的性命，在台灣民眾間，有崇高的聲望，由此犯了當局大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親心臟病突發歸真，追悼會上來祭悼者上千人，其中有許多台籍人士扶老攜幼前來追念父親。大部分人與我們並不相識，由他們眾多輓聯、輓詩看來，他們都藉此表達感念父親在二二八後來台宣慰留下的恩澤。台灣書法家、櫟社成員莊幼岳先生的輓聯可作代表：
憶當年蓬瀛事件微將軍及時趕到台民早已成冤鬼
痛此日禹甸淪胥正王師準備反攻天上漢河殞巨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二日
http://hk.crntt.com/doc/1031/0/2/9/103102954.html?coluid=209&kindid=9578&docid=103102954
中評社台北4月1日電（記者 王宗銘專訪）台灣歷史學者廖彥博與白崇禧將軍的兒子、作家白先勇合著《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日前問世。廖彥博3月31日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說明受到蔣介石重用的白崇禧在1947年3月以國防部長身分到台灣宣慰228事件民心，與蔣介石之間的恩怨情仇，以及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撤退到台灣的一些歷史轉折關鍵。
廖彥博說，白崇禧在228事件後，來台宣慰16天，在其生命史中，只是一小部分，在他本人的口述歷史回憶錄上下冊900頁中，228事件部分只有12頁，太小了。可是白崇禧自己並不知道，不到2年，他再度來到台灣，由於國共內戰與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因為白崇禧在台灣有威澤，令國民黨擔心白崇禧跟本省人結合，白崇禧的故事變成被刻意遺忘的一段重要歷史。
廖彥博是台北市人，1976年次，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
廖彥博指出，蔣經國日記目前還沒有公開，但從蔣介石日記來看當時的決策思考，對於228事件，之前，一般都認為，當時陪白崇禧來台的蔣經國是真正的調查人，當時也另外來台調查的監察院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提到，白崇禧來台調查與宣慰只是過場，真正調查的人是蔣經國。他看完全部資料後認為，應該不是這樣子，這要回到蔣經國身上來看，蔣經國當時在忙的與全心全意的事情絕對不是228，蔣經國當時是蔣介石的蘇聯事務最高顧問，也是三青團中央幹事會處長，當時最在意的東北在蘇聯剛退出的處理問題，第二是三青團與國民黨的派系鬥爭問題，第三是，蔣經國曾擔任過青年軍政治部主任，所以也要處理青年軍復員的問題，所以228的問題只是臨時的任務。
廖彥博說，蔣介石為何叫蔣經國去台灣，其實是陳儀與柯遠芬一直阻止白崇禧。白崇禧原定3月12日成行，一直拖到3月17日才到台灣，蔣介石懷疑陳儀為何不讓中央大員來台，有隱情，在都不相信誰的情形下，自己兒子一定最可靠，才叫蔣經國跟白崇禧去一趟。
廖彥博說，蔣經國來台灣其實也不全是督軍而已，確實也有調查，但是調查的是三青團在228事件上涉入的程度，並託人詢問林獻堂事件的原因後，有了初步了解，19日就回大陸去了；而且蔣經國17日到台灣，蔣介石在18日就拍電要他趕快回去，表示蘇聯與三青團事務的處理是更優先的，可見蔣經國在228事件的角色就只到這裡
廖彥博說，至於蔣經國是不是在日後對於蔣介石撤到台灣這件事因此有過什麼建議，應該是有的，但是應該沒有那麼多，因為從蔣經國角度來看，當時他人很忙，例如1947年底，在三青團中央幹事長陳誠主導下，三青團併入國民黨，1948年，蔣經國到上海打老虎，蔣經國是陪著蔣介石到處跑的，等於是做他爸爸的特助，在對台灣的事務上，能夠扮演的角色當時是比較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