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失的拼圖碎片 　　我倒認為這條路沒什麼特別，看上去平凡無奇，不修邊幅，你看看也可以，那就走吧，可我不擔保我不繞路。不過我想，對此你早已知曉。（《繞道》，2005年1月） 　　你嘴扁了，嘟嚷著我又再次離題。關於人生的意義，我無法多說。誰有權逾越上帝的目光？我們的思考要是只能引起偷笑，何不多加躲避？你知道我沒有辦法回答你的問題，但答案已隱藏在離題之中。（《離題》，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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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象，死亡，但鮑德利亞死了嗎？

(小弟本文由《財經》刊出，本文只算轉載）


深夜，按照慣例打開腦查收電子郵件，發現一封朋友的信，主題是鮑德里亞之死。點擊打開，才知道這位反媒體的哲學家因病去世。友人說他從法國同學處得知此消息，特意來信告之，但我一直懷疑此訊息的真實性。不因為別的，而是在資訊爆炸的今天，什麼傳言都振振有詞，叫人無從判斷真假。

鮑德里亞是每一本後現代教科書都無法回避的哲學家，不論是介紹後現代主義的哲學教科書還是描繪後現代性的社會學教科書都無法繞開他。他從馬克思處接來政治經濟學，融入了索緒爾及後結構主義思想，在當代商業的商品邏輯成為研究物件之前，率先在1968年發表了《物體系》，在1970年發表了《消費社會》，又在1976年發表了《象徵交換與死亡》。這第三部著作，被認為是後現代理論與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社會的人，消費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符號價值。商品的符號必須與其他商品符號產生關係，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基於索緒爾語言學原理，他把符號分為能指和所指，能指是聲音和形象，所指是概念，概念取決於能指的差異。簡而言之，要理解“冷”的意義，必須把它與“熱”“暖”“寒”等詞進行比較；要理解LV的價值，一定要把它與班尼路進行比較。所以，消費的對象不是簡單的商品，而是差異和比較中的能指。

這意味著，喜愛LV和Gucci的上海白領，並不是真的喜歡它們的設計和用料，而是希望透過這些名牌商品樹立一個符號一種個人形象，告訴別人自己的個性。在這樣的社會裏，個性等於自己消費的商品與眾不同。換句話說，脫離了大眾消費的商品，我的個性便失去意義。所以，沒有“消費社會”，就沒有白領們的“個性”。

這就是消費社會，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它的生產過程創造的，而是取決於它與眾不同的能指。不是嗎？當所有人都用“LV”的時候，人們無法顯示出能指差異，於是就有人轉向使用別的牌子。一切只是為了能指的差異。

在這樣的世界裏，所指、概念和“事物客觀的意義”不再起作用。這是一場能指的遊戲──這不是後現代社會的特點嗎？在哈桑研究後現代性的著作中，現代性對應著所指，後現代性對應著能指；在大衛．哈威的＜後現代性狀況＞中，後現代性依舊對應著能指。

這似乎在暗示，後現代社會裏只有鋪天蓋地的符號，而事實卻被懸置。沿此發展，鮑德利亞在1981年揣測一個“類像”的世界——《類像與仿真》：在這個世界裏，人們對真實世界不感興趣，卻沉溺在“類像”之中。這類像不是複製真實世界的能指，而是虛無縹緲與真實世界毫無關係的能指遊戲：白領們趨之若騖的“名牌包包”是一例──它的價值只與能指／差別有關，與其真實價值無關。所以，冒牌的LV包，品質雖差，只要不被發現其冒牌之處，其價值與正版一樣。

現象與真實之間的區別慢慢被腐蝕，真與假的邊界漸漸融化，人們長期浸淫在大眾媒體泡制的“資訊”或“雜訊”之中，再分不出真實和現象。鮑德里亞把“類像”概念推向極致：世界不再有真實，一切“真實”都因“類像”或“虛擬”而生，人們以為電視中的醫生演員真是醫生，人們以為電影中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傳統的“真實感”將消失殆盡。

難怪鮑德里亞在《衛報》聲稱：“海灣戰爭並未發生”。其實，對鮑德里亞而言，“九．一一”慘劇或“伊拉克戰爭”可能當真沒有發生過。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它們類似於好萊塢“戰爭大片”或習德梅爾研製的“文明III遊戲”。因為，除非你當時在現場，你如何相信這些戰爭是真實的呢？根據媒體報導所引述的更權威媒體的報導嗎？根據被相信在場的“在場者”的目擊記錄嗎？凱爾納評論說：“後現代世界不存在意義……意義需要深度，一個隱藏的維度……；然而，在後現代社會中，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可見的、外顯的、平面化的，並且總是處於變動之中”，這讓我有衝動修改鮑德里亞名言——“海灣戰爭發生在媒體，但事實上，我知道的是一堆能指在互動”。

後來，經過多家媒體報導，我才勉強相信鮑德里亞的死，是真的。這意味著，我並非鮑德里亞信徒。其中有英國《衛報》報導他去世的消息，開篇即諷刺“鮑德里亞的死亡不曾發生”。鮑達裏亞一生攻擊媒體，這句刻薄的話大概是媒體給他的最後禮物。這無損於他的快樂，因為，他在《象徵交換與死亡》裏說過：惟有死亡，才能無視和逃避這個被代碼邏輯支配著的世界。

他死了嗎？還是能指在互動？他超越了消費世界嗎？但願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