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三年的冬天，《邊城》的作者沈從文「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
在短短的十八年之間，沈從文發現了故鄉的種種墮落的跡象，可是，他的故鄉又本是什麼樣子的？據說，《邊城》「展示給讀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諧的生命形態」，那麼，沈從文對故鄉的印象應該可以《邊城》中找到。
《邊城》描寫了山城茶峒碼頭團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與擺渡人的外孫女翠翠的曲折愛情。青山似弓背，綠水似弓弦，在河邊的守了渡頭般五十年的爺爺，十五歲的翠翠，直率強壯的天保，俊秀如嶽雲的儺送……《邊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樣純淨自然，展現出一個詩意的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
書中是對翠翠的描寫，已經眾所周知了：人又那麼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她從小與爺爺相依為命，守在渡頭，為路人提供方便。爺爺從二十歲已守在這裏，從沒有問過這工作的意義，只是一直靜靜地守著，很忠實地活著，看著他女兒為殉情，留下了翠翠這個遺孤，於是，生命意義好像出現了。一直以來，他都認為他的女兒將翠翠交托給他，因此，他也要在死之前，將翠翠托附給一家值得信任的人家。恰巧得很，當地最令人尊敬的順順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這個純真的女孩。但最後這兩個男孩，一個身亡，一個出走，祖父也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死去，一個順乎自然的故事以悲劇告終。
沈從文想從這個愛情故事上告訴我們的有太多太多，以致無法在短短的文章裏完全得到討論。順應著文首，當務之急是簡單地看看＜邊城＞中給予我們的那些純真的畫面。
翠翠陪著爺爺守著的渡頭，「有時過渡的是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轎，翠翠必爭看作渡船夫，站在船頭，懶懶的攀引纜索，讓船緩緩的過去。牛羊花轎上岸後，翠翠必跟著走，站到小山頭，目送這些東西走去很遠了，方回轉船上，把船牽靠近家的岸邊。且獨自低低的學小羊叫著，學母牛叫著，或采一把野花縛在頭上，獨自裝扮新娘子。」她從沒有向爺爺索求什麼，甚至，她從不任何人索求什麼，更沒有想到任何物質上的滿足，因此，她並沒有眼紅於新娘子的美豔，僅僅俏皮地、單純地將野花縛在頭上，滿足了她簡單的心靈，獲得了小小的幸福。
沒有物質侵蝕的心靈是多麼的純真？爺爺和翠翠從不計較金錢什麼的，也不去追求多餘的財富，只是自然而然地與自然相處著，生為自然，死歸自然。
爺爺所守的「渡頭為公家所有，故過渡人不必出錢。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錢擲到船板上時， 管渡船的（爺爺）必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裏去」，「但不成，凡事求個心安理得，出氣力不受酬誰好意思，不管如何還是有人把錢的。管船人卻情不過，也為了心安起見，便把這些錢托人到茶峒去買茶葉和草煙，將茶峒出產的上等草煙，一紮一紮掛在自己腰帶邊，過渡的誰需要這東西必慷慨奉贈」。
到了六月，老船夫「照例準備了些發痧肚痛治皰瘡瘍子的草根木皮，把這些藥擱在家中當眼處，一見過渡人神氣不對，就忙匆匆的把藥取來，善意的勒迫這過路人使用他的藥方，且告人這許多救急丹方的來源」。
每逢過年過節，爺爺都要跑到鎮上買點東西。茶館裏的人對他的葫蘆感興趣，他便將葫蘆塞給那陌生人，要他嘗嘗裏面的酒，如遇上他讚美，爺爺越發要他多喝幾口。葫蘆既空，他又興致勃勃地地跑去買酒處，再一次把葫蘆灌滿。
或許是因為爺爺的影響，又或許是整個邊城的環境本為如此，翠翠也十分慷慨，卻不喜愛收別人的禮。一次，她遇到了一些婦女和一個帶銀鐲子的小女孩，她被那鐲的美深深吸引了，不覺意地接了一婦女的幾個銅版。當她意識過來時，立即追上去，將別人的施予硬生生地塞還。
然而，這些鄉村的純樸，被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相互坦誠的胸襟被教育成自私自利的計量，處處為人著想的可愛被塑造成一雙雙往銅板裏看的鼠目。代表著那些單純的爺爺在一場暴雨中死去了，這不是象徵著西方的貨物和資本主義精神對純樸心靈的瘋狂侵入，對寧靜和諧農的破壞嗎？邊城的淳樸習俗和傳統，在陰差陽錯之中消逝著。這歷歷在沈從文的眼中，難道不會衝擊他的心和夢嗎？
《邊城》原文分十一次發表於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恰恰是他離鄉十八年，當他剛回憶完他的湘西，卻得知他母親的死訊，又發現湘西的淳樸不再的時候，他會是怎樣的痛苦：「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質樸、勤儉、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後，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新東西？」
同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希望這個民族進步，且希望這個民族擺脫當前墮落崩潰滅亡的厄運，雖可以說是國內一切負責者說話者共通的意義，然而，地位不同，觀點也就常常大有區別」──魯迅選擇做野草，當熔岩將其摧殘時，他將大笑，他將坦然。沈從文說他願選擇在人煙稀少的地方建立一座小小的希臘祠廟，卻不要做什麼宏碩華麗的宮殿。
一九三六年，沈從文重讀《邊城》，歎道：「真像自己在那裏守靈。人事就是這樣子，自己造囚籠，關著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來崇拜。生存真是一種可憐的事情。」囚籠不就是那座典雅的希臘祠廟？上帝不就是這祠廟中供著的神嗎？
在《邊城》的未尾，爺爺死去之後，來了一個很懂說故事的五十歲人。他陪著翠翠每日在黃昏中同晚上，坐在門前溪邊高崖上，談點祖父的往事，有許多是她先前所不知道的。又說到翠翠的父親，那個又要愛情又惜名譽的軍人，又說到翠翠的母親，如何善於唱歌，而且所唱的那些歌在當時如何流行。
事實上，講故事的是沈從文，聽故事的也是沈從文。「我做就了故事，故事做就了我」，在邊城中，他向世人展現了小村中的率直和坦誠，當然，世人中包括了他自己，他無時無刻都給自己講《邊城》，講那些純真的少女，那些愛名譽和尊嚴的軍人。由此，他將自己囚在了《邊城》──至於他做的神倒底是什麼，也昭然若揭了。
沈從文執意要問「如何活下去」。在對農村和純真的傳統的魂牽夢縈中，他塑造了神，他也憑藉著它，在生命的荒原中、在可憐的生存中，依仗著對古物的崇敬，在博物館活了下來。活得精采還是寧靜、快樂還是痛苦，只有沉默的他最為明白。
沈從文曾寫道：「生命在發展中，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惟轉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遙的空間，讓另外一時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我想，這些與邊城的生命相互流注的這個人和精神，正如翠翠所等待的儺送一樣，「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中國再一次開啟了駛向資本主義的火車頭。意味深長的是，沈從文的《邊城》恰巧在這個時期，展現在我的面前。
二稿：十一月二十六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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