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0日訊】今年對法國人來說，可能是個薩特年，因為正好是這位存在主義哲學家誕生百年、去世 25周年。法國左派報紙《解放報》還邀請中國學者寫文章談薩特，畢竟在八十年代，中國曾有過一陣「薩特熱」。但在美國，不要說知識界沒有任何紀念活動，主要大報連報道和評論都沒有。
但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薩特和他的情侶戰友西蒙波娃不僅在西方知識界大為走紅，而且經過他們強化和解釋 的存在主義曾影響了全球無數知識分子。今天在回首反思上個世紀人類巨大災難的經驗教訓之際，大概沒有什麼比審視一番薩特和西蒙波娃的人生道路更容易令人理清思路了。
薩特一生都是無神論者，並像尼采那樣，致力於挑戰上帝。在 12歲這麼小的年紀時，薩特就開始認為這個世界沒有上帝，他要自己解決一切問題。他在代表作《存在與虛無》中表示，「在沒有上帝的世界，人人都想成為上帝」。他自己就完全是這麼做的。他認為以前的偉大哲學家，都不同程度信仰上帝，而無神論者的哲學則幾乎是空白，於是他決定填補那個空白，否定一切傳統的知識經典，做一種從未有過的新型知識分子。他推動和發展的存在主義，最後在歐洲風行。
簡單概括說，薩特的存在主義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認為上帝不存在，現實是荒謬的，人生是虛無的，沒有意義和目的，人也沒有義務遵守既定的道德標准，人有選擇自己人生道路和生活准則的自由，即人的本質是自由。二是在這個本無意義和荒謬的現實環境中，人又必須有所行動，也就是在「虛無」的現實中用人的「有所為」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從而獲得生存的價值。
● 薩特和尼采們造就了斯大林、毛澤東
存在主義所以風行二三十年後就退潮，冷卻，以至被揚棄了，因為其前後兩個主要內容難以自圓其說，根本無法實施下去。因為當已確認上帝不存在，世界本是荒謬 的，人生其實是沒有意義、沒有目的，那麼後面那個部份，即人要行動，要在這種荒謬和無意義中體現出意義，就根本無法做到，更不會像另外一位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所認為的「是一種快樂的哲學。」我們通過存在主義劇作家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 Waiting for Godot ），更可看出這種哲學的荒謬性：該劇寫兩個流浪漢在等待一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叫「戈多」的人（Godot 暗示上帝God）。但經過一場無聊至極的等待之後（以至後悔沒有去埃菲爾鐵塔自殺），最終戈多也沒有出現。貝克特想要表現的是，現實是荒謬的（苦候一個根 本不會來的人），人生是無意義的（終生期待一種不存在的虛無）。但貝克特和薩特們認為，兩個流浪漢「苦候」的過程構成生存的意義。但這種毫沒結果、絕無希望的「苦候」人生，怎麼可能會是「快樂的」，它怎麼可能會是「快樂的哲學」？難怪連加繆都認為，「如果把存在主義哲學引用到現實生活中，則是哲學自殺。」 因為這種人生哲學不僅是前後矛盾的，而且絕不會有樂觀和喜悅，更不會有真正的信心和信念。這也就是為什麼存在主義哲學迅速銷聲匿跡的原因之一。
但薩特們的存在主義為什麼曾風靡一時？這和十八、十九世紀興起、二十世紀達到高潮的反上帝的啟蒙主義有直接的關系。這種左翼思潮的主要目標是否定上帝，拒絕 《聖經》中對人的規定性和道德規范。薩特提出的「人的本質是自由」，和尼采所強調的「自由意志」，都是要否定絕對的道德標准。薩特認為，「不信上帝帶來的好處是，可以完全按照自我意志行事。」這種哲學引導的現實就是，離開絕對的道德標准，拋棄上帝的主導，而按照人的「自由意志」來行動，於是有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等尼采所推崇的「超人」主宰世界，結果是出現空前的人類災難。
薩特之所以能夠成功，是他把哲學帶到了現實的政治中， 與此同時，他給政治賦予了哲學意義。對於當時已經相當受黑格爾、尼采和弗洛依德等思潮影響的二十世紀知識分子來說，薩特的蔑視傳統和道德，鼓勵人們只需要用直覺和理性指導行動，自然立刻引起呼應。與此同時，當時正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法國和大半個歐洲被納粹統治，人民失去自由。在這種情況下，薩特的「現實是荒謬的」，人必須起來行動的理論，就相當有市場。這正應驗了法國另一名偉大的基督作家雨果的話：一種思想一旦適應了時代，就具有無比的力量。
二 戰結束後，五、六十年代共產主義興起，左翼思潮開始風靡整個歐洲知識界，這種人文背景，又給了薩特們這種反上帝、反既定秩序、反資本主義，要起來抗爭，要 挑戰現存秩序的帶有造反色彩的理論，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後來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薩特和他的存在主義之所以也曾紅火了一陣子，主要也是由於當時中國的特定背景，自由派知識分子利用介紹薩特的理論，來影射共產黨統治下現實的荒謬性，以發洩對現存社會的不滿；以薩特的「人的本質是自由」來抗衡沒有自由的專制制度。
在專制制度下，知識分子借用薩特的理論來否認現存制度還有情可原，但在已經實行了民主憲政制度的西方，薩特的一味反抗、顛覆現存秩序， 把西方的資本主義，西方的基督文明作為抗爭和否定的對象，把行動、過程本身當作了目的，同時，在顛覆一切的過程中還拋棄絕對道德標准的指導，這就和同樣拋棄上帝、顛覆資本主義、宣稱人定勝天的共產主義一味相投。於是出現了薩特們在自由的西方推崇專制的共產社會，而共產社會下的人們用薩特理論來追求自由的荒誕現象。
● 不惜撒謊支持共產主義
像薩特、西蒙波娃這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自己這樣認定），出於反對資本主義，同情社會底層民眾的情懷而支持宣稱要解放勞苦大眾的共產主義還是有情可原的。但是，當那場共產主義運動明確地剝奪了薩特所追求的個人自由，並用集體主義取代了薩特最強調的個人主義的時候，薩特仍閉著眼睛，甚至不惜撒謊來支持共產主義，這就典型地成為了邪惡的幫凶，完全不可原諒了。
薩特和西蒙波娃五十年代初曾去蘇聯訪問，回來後發表了那個後來他自己也承認是「撒謊」的講話：「蘇聯公民能比我們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評政府」，「在蘇聯有絕對的批評自由」，「蘇聯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國旅行，而是他們不願意離開自己美麗的國家。」薩特幾年後表示，當時「說了許多對蘇聯友好的話，這些我自己都不相信。」 至於為什麼那樣做，他解釋說，「我們不能剛離開了東道主國家，就批評人家，這不夠禮貌。」一個具有世界范圍影響力的作家，居然如此應對這麼大是大非的問題，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好在他還承認撒了謊。至於為什麼能做出如此荒唐之舉，薩特更進一步坦承：「部份原因是我不知道在與蘇聯和我自己的思想的關系中，我 應該站在什麼立場上。」
但是當毛澤東、卡斯特羅等暴君邀請他們去做客之後，薩特可是很清楚選擇什麼立場。他稱贊共產古巴「是一種直接的民主 制」；鐵托的南斯拉夫「是我的哲學的實現」；對毛的中國，他和西蒙波娃更是贊美有加。毛發動文革時，薩特也想在法國復制，他支持 1968年的法國學生造反，煽動說「暴力是遺留在學生手中的唯一的東西， ……在我們西方國家，學生代表了反對既定統治的唯一力量。」他和西蒙波娃最喜歡的學生口號是「把禁止禁止掉」，那就是要像中國的紅衛兵那樣，踐踏一切秩序、法律和道德，要無法無天，這樣薩特和西蒙波娃就能做「法國思想界的毛澤東和江青」。
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對共產世界的烏托邦幻想和美化，從 某種意義上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們一直生活在西方文明之中，根本不了解到底什麼是邪惡。但是，一旦了解到那個共產世界的真實之後，他們中一般來說會有三種態度，一種是像寫出《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的奧威爾那樣，當發現現實和他信奉的學說發生了沖突之後，他選擇服從現實經驗（真實），放棄了曾信仰的左 派理論，並從此全身心地傳播真實，鞭撻共產邪惡。再就是像和薩特同時代的法國作家加繆那樣，選擇站在真實一邊，站在人的一邊，而不是讓人屈從於理論和意識形態。
作為同樣信奉存在主義的作家，加繆和薩特不僅同是左派戰友，而且一度還是親密的朋友。但後來兩人分道揚鑣，並發生激烈筆戰，很主要的 一個原因是，在共產世界的真實和殘酷越來越被西方所了解的時候，薩特繼續向左轉，加繆不能接受，更無法跟隨；他轉向批判共產主義，因為他認為「人比概念更重要」。加繆曾向西蒙波娃坦率地說，「我們，我和你，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人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我們寧要具體不要抽象。我們寧要人民不要『主義』。」但 薩特繼續選擇堅持自己的理論，而無視人的經驗。西蒙波娃直覺意識到加繆是正確的，但仍非常理智地追隨了薩特。
● 推崇暴力和毛主義
除了在人和概念、真實和謊言中薩特選擇了概念與謊言之外，他的另一個不可原諒之處是他的行動哲學，包含革命和暴力。薩特一直認為法國左派，法國共產黨組織都 不夠左，不夠「革命」，不情願「以暴易暴」。他宣稱，「對我而言，關鍵的問題是要拋棄左派那種不應當以暴易暴的理論。」他認為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民選議會制度而形成的現存秩序就是「制度化的暴力」，因此使用屠殺和革命等暴力手段推翻它就是正當的。這種觀點和列寧的「十月革命」、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 權」以及後來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大清洗」，在本質上完全一樣。它對西方的左派造反運動，對東方的暴力革命等，都產生了非常有害的影響。例如後來在柬埔寨殺害了四百萬人的波爾布特集團的八個頭目，有五個是教師，一個大學教授，一個公務員，一個經濟學家，全部都是知識分子和薩特的信徒，他們五十年代在巴黎留學 時接受了薩特的行動主義哲學和「必要的暴力」理論，因而薩特也被稱為暴力和恐怖活動的「理論教父」。
在薩特晚年，即使面對共產國家那麼多血 腥的事實，他仍然沒有絲毫的改變。據西蒙波娃的《告別薩特》（ Adieux: A Farewell To Sartre），在 1971年時，他還對西蒙波娃說，希望死後有眾多的毛主義者（Maoists）跟在他的棺材後面。他認為西方有太多道德上理不清的問題，他最認同的是毛主義的道德觀。這是在中國已經發生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其殘酷西方已經不是太陌生的情況下。此時那個在北京垂垂老已的毛澤東大概做夢都沒想到，在被他認為是敵 方的西方竟然有那麼多他的追隨者，而那個風靡了半個地球的「大哲學家」竟然是他的崇拜者。當然他知道了也不會在乎，因為他同樣認為自己是拯救整個人類的上帝。
在薩特1980 年去世前的二、三年，他的追隨者更大幅滑坡到寥寥無幾的程度。難以忍耐沒有崇拜者的薩特被一位個人野心極大的年輕男秘書左右，這位崇拜者帶他去貧民窟般的地方吃飯、聊天。盡管當時薩特已經雙目失明，什麼也看不見，耳朵也接近全聾，但他很高興，因為那種地方還有年輕人崇拜他。美國作家貝爾（ Deirdre Bair）的《西蒙波娃傳》裡指出，「薩特晚年只要年輕和變化，拒絕一切其它。」
● 「女權主義」的犧牲品
薩特和西蒙波娃兩人除了在思想和社會行動上造就了一代西方左派知識分子之外，他倆的私生活方式也影響了無數昨日的西方左派和今天第三世界的「現代派」。
薩特和西蒙波娃在相愛初始就定下原則，他們兩人之間的愛情是本質的愛（ essential love），與此同時，他們各自可以體驗和他（她）人的偶然情愛（ contingent love affairs），條件是兩人要相互絕對坦誠，不向對方隱瞞任何事情。出於女性本能，西蒙波娃對這種做法一開始就有所畏懼，但是在理性和理論上接受，加上對薩特的一往情深，所以答應了。在准則定下之後，薩特首先付諸實現，並坦然地和西蒙波娃談論他的女人們。
面對這種情形，西蒙波娃在第二卷自 傳《鼎盛人生》（ The Prime of Life）中寫道：「在我這方面是沒有嫉妒的…… 我既然已經接受了這個原則，那就沒有困難接受這個事實。」但這完全不是西蒙波娃的真實。在她毫不諱言是根據自身經歷而寫的第一本小說《女賓》（She Comes to Stay ）中，女主角在無數次理性和感性的掙扎、妒火和原則的沖突中痛苦不堪，最後把她的情敵殺了。而且是完全按照存在主義哲學理論做的，小說這樣結尾：「『我按 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這樣做了』…… 她選擇了自己。」
200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作家奈保爾曾說，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比現實中發生的 更接近自我內心的真實。相信這是多數作家，尤其是小說家的共識。西蒙波娃同樣，她的小說也明顯比她的傳記更表現她的內心真實，雖然她的小說質量很差。上述《女賓》和包括她得到最高法國文學獎龔古獎的《名士風流》（The Mandarins ）等都非常瑣碎、拖遢、缺乏構思、思想混亂，所以人們多記得的是她的《第二性》和她是西方女權主義先驅的形象。
盡管這本被西方左派捧到天上 去的女權主義宣言也是繁瑣、過時到令人像吞中藥般難以下咽（以至無法不懷疑到底有幾個狂熱的女權分子真的讀下去了），但該書畢竟抨擊了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等，有些有益的部份。但她提出的女人在性方面要和男人平等的理論，卻在她自己那裡就不僅行不通，甚至成為這個理論的受害者。例如，薩特可以做到輕松愉快地 同時擁有多個性伴侶，而西蒙波娃就絕對做不到，不到薩特零頭的幾個「多重性關系」就已經快把她自己折騰瘋了。
● 女性的「榜樣」，小女人般可憐
為 了實踐「各自可以體驗和他人的偶然情愛」的理論，西蒙波娃在一次到美國的旅行中和芝加哥的作家艾格林（ Nelson Algren）相愛，並給他寫了後來發表出來長達五百多頁的情書。她在信中寫道：她有「使自己幸福的天才」。但真實並非如此，她的美國情人不僅沒能使她緩 解對薩特情婦們的妒嫉，反而更增加了一層困擾。
盡管對描述自己的真實情感相當有保留，西蒙波娃在她的幾部傳記中還是經常流露出她和薩特關系 的痛苦。她多次提到經常喝酒，經常淚如泉湧，或突然無法控制地痛哭，隨後是長時間的情緒低落、沮喪，覺得周圍一切都是灰色的，毫無生氣。由於薩特定期去見他的其它女人，西蒙波娃寫道：「和薩特分離總是令我非常痛苦。每天晚上睡覺之前，我都長時間地哭泣。」
難以想象這個曾被《紐約時報》稱為 「女權運動之母」、這個令無數女性羨慕、佩服的榜樣，竟常常如一個小女人般可憐。她的經歷無法不給人一種感覺，她本人是她那種女權主義的最大受害者，只不過她用巨大的理性克制了自己。她說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一種樣板式的經驗。於是為了成為樣板，為了實踐一種理論和設想的生活方式，她寧肯忍受巨大的痛苦， 寧肯扭曲自己。
西蒙波娃這種情願犧牲自己的情感，也要滿足薩特情欲的做法，從男性自私的角度來看，似乎應該感激。但事實是，她不僅摧殘了自 己，也害了薩特。正是在西蒙波娃的聳恿下，薩特才坦然地、理直氣壯地放縱自己，最後把男人的自私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這裡，西蒙波娃是負有相當大責任的，她扮演了一個既可悲、又可憐的角色。
她不僅容忍、聳恿了薩特的女人們，甚至幫助拉皮條，勾引自己年輕的女學生送給薩特。在和薩特關系的痛苦和沮喪中，她試圖從女人中尋找情感安慰，和薩特的女人們發展同性戀關系。但這種荒唐的關系不僅沒能給她帶來解脫，反而更把她拖向痛苦的深淵。
而 薩特也淨找些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就要那種被崇拜的感覺。他自己對需要各種女人的解釋是：「敏感和智慧不能分割，敏感是智慧的一部份」；他「希望從女性那 裡得到男人在成長過程中失去的敏感」。這話聽起來滿有道理，但他似乎忘記了，敏感不只是指自己對外界事務的感覺，還包括對他人的理解。雖然西蒙波娃拼命努力去理解薩特，而薩特卻從未理解、甚至從未想過去理解那個和他生活了半個世紀的女人，就更別提其它女人了。薩特的做法是左派的典型，他們總能拿出各種聽來 滿是那麼回事兒的理論，但這些理論和實踐無論怎樣脫節，都無關緊要了。
在這些和女人們的關系中，薩特和絕大多數男人完全一樣，要滿足的只不 過是男人的征服欲、肉體快感和被女人們寵著的得意。但這兩個所謂的哲學家，硬要從這裡面解釋出各種意義，西蒙波娃更是拼命努力地要去理解薩特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獨特」，並為只有她能「理解」薩特而自得。誰知道薩特的其它女人們是否也或多或少地持同樣想法呢？
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女性成了效仿西 蒙波娃的受害者。好萊塢影星、美國女權主義分子簡．芳達在她最近出版的自傳《我迄今為止的人生》（ My Life So Far）中就詳細地描述了她怎麼幫助第一個丈夫找情婦、和妓女一起伺候丈夫的經歷。這個「瘋」了一輩子、現在政治上仍繼續左瘋的、離了三次婚的近七十歲的簡．芳達，唯一在情感問題上開始醒悟：表示羨慕那些維持了一輩子婚姻的老人，遺憾自己沒能有一次維持了五十年的婚姻。
左派們首先害了自己，然後害他人、害世界。西蒙波娃是個最典型的代表，她首先害苦了自己，其次害了薩特，害了薩特的其它女人們，然後他們一起害死了無數崇拜他們「高智商」、要模仿他們生活方式的年輕人。
西蒙波娃在扮演著女性「樣板」的角色、不和任何一個薩特的情婦公開決裂的同時，絕對沒有忘記報復她們。她在自己的五本傳記中，（除第一本描述少女時代的之 外）對薩特的女人們極盡嘲諷、挖苦和貶損。薩特死後，她出版了薩特給她的信件，把其中薩特對別的女人的議論，從性、愛、相貌，到年齡、智商等等，全都一古腦地倒了出來。她在傳記中說，「把我們聯系在一起的同志和戰友般的關系使我們足以嘲弄我們和任何其它人的關系。」薩特對西蒙波娃說，「我和你是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也就是說他和其它女人是生活在一個虛幻的世界。薩特還多次跟西蒙波娃強調，她是中心，其它女人只是邊緣。這些信件發表之後，令好幾個薩特的情婦憤怒至極，她們意識到自己成了薩特和西蒙波娃的犧牲品。
● 對西蒙波娃的致命一擊
如此看來西蒙波娃好像還有可得意之處， 但薩特最後對她的背叛則是對這個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並在他的創作中留下了不可估量貢獻的女人的致命一擊：他瞞著西蒙波娃把一個年輕的情婦變成法律上的養女，在他死後繼承了他的所有遺產和版權等。而僅僅是伴侶，卻沒有任何名份的西蒙波娃，則連薩特的手稿也拿不回來，而薩特的幾乎全部作品都是經過西蒙波 娃的嚴格審核、編輯之後才發表的。
薩特這個被西蒙波娃慣壞了的男人，不僅殘酷地對待了那個他聲稱是「中心」的女人，同時也背叛了他的「不向 對方隱瞞任何事情」的原則。那麼，曾經獲得過巨大榮譽、又擁有過眾多女人的薩特晚年是否為自己的「成功」而很得意呢？據西蒙波娃的《告別薩特》，他在晚年對很多事情都不關心，因為他對自己的命運也沒興趣了。他經常是要麼很悲傷，要麼拒人千里之外地冷漠。抑郁、沮喪、酗酒、用藥和毒品是他晚年的常態，經常被情婦們發現醉倒在地板上。
由於他一生都不會理財，同時要在經濟上資助眾多女人（因為他的女人們全都是自己沒有什麼經濟能力的小左瘋），所以晚年經濟狀況一直十分窘迫，西蒙波娃在上述《告別薩特》中寫到，缺錢成為最後幾年裡困擾折磨他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他最後一次被送去醫院之前，西蒙波娃像往常一樣到他的公寓去關照，發現他在自己的房間裡呼吸困難，連叫她的能力都沒有了，而且這種狀態已持續了四個多小時。西蒙波娃立刻抓起電話要叫救護車，但是 電話被切斷了，因為他沒錢交電話費。在他死前最清醒的時候，最關心的還是金錢，「我們怎麼解決葬禮的費用？」西蒙波娃安慰他說，法國的社會福利會解決這個問題的。但事實上最後還是朋友們支付的。
雖然結局如此，但薩特從未反省自己的哲學和人生。他在去世前六年時對西蒙波娃說，「對自己曾經有過的觀點、原則、行為全都滿意，只是遺憾在年輕的時候沒有與比共產主義分子更左的馬克思主義分子更接近。」所以他在晚年時與比法國共產主義分子更左的毛主義分子更接近。他說，「我完全接受我自己，我覺得我現在完全是一個我想成為的人。」
連靠肌肉吃飯的拳王阿里都明白：「如果你在40歲的時候和20 歲時的想法一樣，那你就白活了20年。」真正的人，都是在不斷地探索、修正、矯正自己的過程中成長，而薩特則自始至終沒有過任何反省精神，所以他越走向晚年，越胡塗，至死未有絲毫清醒。
西蒙波娃同樣，也是對自己的人生沒有任何反省懺悔之處。老年後也是酗酒、用藥，憂郁症嚴重，卻仍不忘到處宣講她的女權主義理論。她死後，帶著美國作家艾格林 給她的戒指，埋在了薩特的身邊。他們三人在地獄裡仍然繼續著情場苦旅，體驗著薩特的《禁閉》（又譯「間隔」）中所描述的掙扎。
薩特和西蒙波娃用他們自身的「行動」證明了他們這種拋棄上帝、在純理性主義和絕對自我意志主導下的人生存在的「荒謬」。他們就是這樣一對兒既勤奮又刻苦的「高智商」者的自我摧殘、又摧殘社會的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典型。
注：本文為作者將於十月在台灣出版的《理性的歧途——東西方知識分子的困境》一書中的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