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去世了，我是看報才知道的，
他和我當年是大學商學系的同班同學，畢業以後，兩個人都成了億萬富翁。
我們常常見面，有的時候也免不了會互相吹捧一番，
畢竟有億萬家產的人也不多。
老王說我和他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我們對數字非常敏感，
因此我們會感覺到美國利率可能漲，澳洲幣值可能跌，
我們更會知道我們設廠的時候該投多少資金下去，該向銀行貸多少錢。
說實話，這些事情，多少要靠一些天份，
我常看到一些人僱用了大批所謂的財務專家，使用了大批的電腦程式，
我和老王就憑我們的經驗和直覺，
輕而易舉地打敗了這些號稱專家所用的電腦。
老王最近很少和我們見面，聽說他已失去興趣賺錢了。
我仍在忙自己的事業，沒有時間去問他是怎麼一回事。
老王的追悼會由他兒子辦的，我和我太太坐定以後，
發現禮堂的第一排留給家人坐，後面的兩排卻寫了“恩人席”，
我左想右想，想不通老王有什麼恩人，
像他這種賺大錢的人，該有個 “仇人席” 還差不多。
典禮開始以前，一輛校車開到了，幾位老師帶了一些學生下車，
老王的兒子趕緊去招待，
令大家不解的是：這些老師和學生大刺刺地坐進了恩人席。
謎底終於解開了，追悼會中最有趣的一段，是老王生前的錄音，
他在病榻之上，將他晚年的故事錄了下來，
我現在就我的記憶所及，將老王的敘述記錄如下：
“一年以前，我有一天在台北街頭等路燈變綠，
忽然發現一個小孩子糊裡糊塗地穿越紅燈，一時交通大亂，
一連串汽車緊急煞車的聲音，將那個小孩子嚇壞了，
可是他好像仍要往前走，我只好衝上去將他一把拉了回來。
孩子緊緊地拉著我的手不放，我問他名字，他說了，
可是問不出來他家在那裡，我和我司機商量的結果，
決定帶他到附近的派出所去。
派出所的警員告訴我，有一所智障中心曾打電話來，
說他們有一個智障的孩子走失了，他們有他的名字，比對之下，果真是他，
我打了電話去，告訴負責人孩子找到了。
那裡的人高興極了。
孩子仍拉著我的手不放，我反正沒有事做，決定送他去。
我從此變成了這所智障中心的座上客，我常去智障中心，
也是出於自私心理，我們這種有錢人，一輩子都對別人疑神疑鬼，
有人對我好，我就會懷疑他是衝著我有錢來的，
惟獨在這所智障中心，孩子們絕對不知道我是何許人也。
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中心的老師們也把我當成普通人看，
去中心做義工的人不少，很多人顯然認出了我，可是誰也不大驚小怪。
我發現這所智障中心雖然有政府的補助，可是開銷極大，
因為要請很多老師的原故，我決定送一筆錢給他們。
沒想到那位負責人不肯拿這麼多錢，他說需要錢的公益團體非常多，
他的原則是不要有太多的錢，因此他只肯收一半，
他勸我將另一半捐給別的團體去。
對我來講，這是第一次知道有人會感到錢太多，我過去從來沒有這種想法。
有一天，有一個小孩快樂地告訴我，他們種的盆栽都賣掉了，
我順口問他，每盆多少錢？
這個小子居然說“一塊錢”，旁邊的一個老師很難為情，
他告訴我，這些孩子的智商都在四十左右，大概是幼稚園程度，
他說很多智障的孩子一臉聰明像，有時看不出有任何問題，
最好測試的方法就是問他有關數字的問題，
不相信的話，可以問他年齡，果真這孩子說他現在三歲。
那位老師又說
“王先生，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對數字有觀念，
這個孩子固然對數字似乎一竅不通，
就以我們這些人，其實也都不知道怎樣賺錢。
人家捐來的錢，我們只會放在銀行裡。”
當天晚上，我的總經理給我看我們最近的業績，
我在一個月之內，又賺了幾百萬台幣，
我賺了這些錢有何意義﹖我開始懷疑起來。
對一個沒有什麼錢的人來講，賺錢可以增加安全感，
對我而言，可說是毫無意義。
像我這種年紀的人，
還要不斷地再賺幾百萬，居然有人說我對數字有概念，
我覺得我對數字才真是毫無正確的認識，賺了這麼多錢，還要拼老命賺錢，
我覺得我和那些智障兒，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我惟一的兒子很有出息，不需要我的財產，
我留了一個零頭給他，其餘的錢，
我成立了一個基金會，所有的財產都進入了這個基金會，專門做慈善工作。
當年我從社會上賺的錢，又回到了社會。
我自認我現在對數字有正確的看法了。”
追悼會完了以後，我和我太太走回汽車，車上的大哥大響了，
我的總經理很高興地告訴我，香港的一筆生意成交了，我又賺進了一千萬。
車外是個萬里無雲的大好天，我忽發奇想請司機停車，太太被我拉下了車，
我要和她輕鬆地找一家飯館吃午飯，我和太太找了一家吃牛肉麵的地方，
老板問我們吃大碗﹑中碗或是小碗，我們都點了小碗，再加了一盤小菜。
我太太說“老頭子，麵只能吃小碗了，錢卻要拼命地賺，
我問你：＂我們賺這麼多錢有什麼用﹖連吃都吃不下了”
我不理她，她知道我要怎麼處理我的財產，
我和老王一樣，對數字都有正確的認識，我會正確地處理我賺來的錢，
錢從那裡來，就應回到那裡去，我總不能被人笑成了智障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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