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18/08/22/868486.html
【看中國2018年8月22日訊】一、
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於北京。鄭念的父親官至將軍，家世極為顯赫。
鄭念天生麗質，舉止優雅，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就四次登上了《北洋畫報》的封面，即使當年名聲大噪的趙四小姐也只登上過一次。大家本以為鄭念憑藉家世美貌，會早早找個好家庭嫁了。誰知她卻一步一個腳印，先是考入燕京大學，後又遠渡重洋攻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
在倫敦期間，她與同校的博士鄭康琪相識相愛，並結下百年之好，不久後生了一個女兒。
1949年，鄭念決定和丈夫回到上海，原意是想為中華民族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如當時許多懷有同樣夢想回國的海外精英們，誰會想到在這個被共產黨篡奪的國度，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個如此悲慘的未來。
上海，這座歌舞昇平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華麗光鮮的外表之下，早已暗藏洶湧的無盡黑暗……
1957年，丈夫患癌症去世，那年她42歲。
二、
余秋雨曾在《山居筆記》中寫過這樣一段話：
「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
這段話大概說的就是鄭念，丈夫去世後，她並沒有被打垮，而是依然認真的過日子。
她會在夏天的晚上坐在自家靜靜的書房裡看報。檯燈的光照下，柔軟的沙發，織錦緞的墊子，牆邊裝著中文英文書籍的書架。佣人前來通報有客來訪，然後，會客廳裡，主人和客人聊著天，佣人端來用精緻瓷器盛的茶和英國式薄三明治……
本以為就這樣在上海度過後半生，但是1966年夏天，在一個悶熱的清晨，兩位政府的不速之客來到了鄭念的家。
旋即她被打為右派，隨即被抄了家，理由是她資產階級式的生活，長期留學供職國外，有很大的間諜嫌疑。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裡，她開始了長達六年半的噩夢。
這時候，鄭念已經年過五十。她想起了早逝的丈夫，卻不是哀嘆命運，反是為丈夫慶幸：
「自他逝世後，我這還是第一次，不為他的去世惋惜。謝天謝地，他不在了。否則，他必然難逃一場凌辱和迫害。」
三、
在獄中，鄭念要忍受各種飢刑、銬刑，還要時不時被拳打腳踢、精神虐待。孤立無援的絕望，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正常人早已失去了盼頭，然而鄭念卻從未放棄對生活的熱愛。
她借來掃帚，把監牢打掃得干乾淨淨，給存水用的臉盆做蓋子防塵，她甚至還編了一套運動操，讓自己保持清醒。
每當看守員嘟囔著嫌麻煩時，她就振振有詞地背出「語錄」：「以講衛生為光榮，不講衛生為可恥。」讓看守員無言以對。
有些人，即使生活在陰溝裡，依然可以仰望星空：監獄的角落，她被蜘蛛吐絲織網而震撼；放風的時候，她為一朵野花而欣喜。她把狼狽不堪的獄中生活，過成了其他囚犯羨慕的「詩和遠方」。
她的雙手曾經因為手銬深深嵌進肉裡，磨破皮膚，膿血流淌。她每次方便後要拉上西褲側面的拉鏈，勒得傷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寧願創口加深也不願衣衫不整。儘管那個房間只有她一個人，甚至窗戶都沒打開。她說：那不體面。
她遭遇拷打時從未大聲求饒過，她說：這太幼稚，也不文明。
6年間，她從未承認任何罪名，也從未揭發任何人。那時，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是「犯罪份子」，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份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
命運（其實是共產黨）要判她有罪，可鄭念堅信，命運可以改寫。
1973年，鄭念最終無罪釋放，那個時候的她已經年近花甲，帶著一身的傷痕和疲憊重見天日。然而迎接她的卻是一個更痛苦的消息——她唯一的女兒自殺了。
在監獄裡無論被如何折磨都沒流過眼淚的鄭念，在知道女兒離世後，終於哭了出來：
「我竭盡全力，為著生存而付出的種種代價和遭受的種種磨難，瞬間全部失去了意義。我只覺得自己四週一片白白茫茫，似乎一下子全給掏空了。」
她不相信像她一樣熱愛生活的女兒會自殺。她積極治病，重新修繕住所，並動用一切關係追查女兒死亡的真相，後來才知道女兒被人活活打死扔下了樓。
她老了，虛弱了，可依然鬥志昂揚。命運似乎永遠折不彎她的脊樑，生活只要還在繼續，她依然要活得漂亮。
四、
1980年，鄭念選擇離開這片傷心之地。踏上離開祖國的船時，她已經65歲了。
離開上海那一刻，鄭念的內心是複雜而痛苦的。
「將永遠離開生我養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
雖然去美時已經65歲高齡，但鄭念很快使自己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諸如高速公路上的駕駛、超市購物及銀行自動提存款機。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寫作的《上海生死劫》，用血淚書寫了在那個可怕歲月所遭遇的非難，並成為當時風靡歐美的暢銷書。
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庫切都忍不住寫書評說：
「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憶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的記錄。」
也正是在這本書中，她用了筆名：鄭念。既是紀念丈夫，也是紀念女兒。
《上海生死劫》火了之後，鄭念受邀去各地參加演講，她將演講的費用和多餘的稿費，都捐給了美國一所大學，用來資助那些中國留學生，依然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對故國做一點點貢獻。
1988年在夏威夷演講的時候，鄭念將丈夫和女兒的骨灰灑在了大平洋——因為太平洋與中國相鄰，海水會將他們帶回祖國。
她也留下了遺囑，死後骨灰同樣灑進太平洋，讓一家三口在黃浦江匯合。
94歲時，鄭念的生命走到了終點。
命運把她的生活蹂躪成一張張皺紙，但是這個雙鬢落雪的老人，卻始終散發著一股渾然天成的高貴氣度。
在鄭念逝世後，人們紛紛讚其為「最後一個貴族」。她也的確當得起這樣的稱讚。
她用倔強與自尊回應苦難，她用勇氣和固執對抗強權。無論身處怎樣的命運漩渦，她都不放棄去發現生活的美；無論在哪個年齡段，她都只聽從自己的內心堅守尊嚴。
她是民國天空下那朵優雅的千年花，演繹一生之美的傳奇，她一直美麗著，無論暖春還是嚴冬，無論地獄還是天堂，從不曾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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