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之“五德”，亦是企業家，生意人必須遵循的原則。 孫子講到了為將需要具備的五種品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王哲注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眾心。五者相須，閉一不可。”我則認為，五德還不夠，要加上“知識的知”，成為六德。 在日新月異的知識經濟時代，要有六德才夠——只有這種傑出的將才方能率軍在決定國家和百姓的生死存亡命運的戰爭中取勝。
俗話說：欲冶兵者，要先選將。 也就是說，要想冶理好軍隊首先就要選擇好將軍。 商場如戰場！ 同理可證，要想冶理好企業首行就要選擇好管理者。 作為兵家的孫武尚智，他把智放在首位。 戰爭作為敵我雙方武力的競爭首走是智能的競爭。 故《孫子作戰篇》雲：“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真知用兵之道的大將之才，對勝負關係極大。 大將富有智慧就能正確地判斷情況，想出克敵制勝的計謀，並能因情況變化而靈活變通；只有守信，令出必行，士卒才能聽命令；而仁則能得人心；勇敢也是為將所必備的品質；而嚴明法紀，才能整肅全軍。 知則塑造學習型組織，提高企業家見識！ 這六者相互聯繫，共同起作用，缺一下可。
一個成功的生意人必備的六種品質是智、信、仁、勇、嚴、知。 與孫子所講的五德何其相似！ 孫子講的五德也是當代市場激烈競爭中的優秀生意人，企業家應具備的品德。 要做好生意，智慧是生意入必備的第一個主觀條件，另外則是信、仁、勇、嚴、知。 具體來說，有如下幾點：
一、智：智慧。
對於企業家、高層管理者層面的智慧來說，就是戰略、謀略、商業模式。 作為一個管理者，手中把握的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命脈，如果沒有過人的智慧，那麼他所帶領的企業前景必將暗淡。 我們說：知識就是力量。 這句話裡包含著“知”與“能”。 “智”正是讓我們正確的把知識運用到管理之中，並把之轉化為力量發揮能量，而管理者則恰恰需要運用自己的智慧合理的管理和利用資源，使之發揮能量為企業所用。
古人說：“下君之策儘自之力，中君之策盡人之力，上君之策盡人之智。”一個人能竭儘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一項事業，這是難能可貴的，亦必須要那樣去奮鬥。 如果一個人沒有自己的奮鬥目標，又不肯付出自己的力量去實施自己的計劃，這個人很難事業有成。 更為值得注意的，人的智慧力量是無窮無盡的，盡人之力遠不如盡人之智，所以古人已道出了下中上的策略。
“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天。”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凡是善於借助別人力量的，均可事半功倍，更容易更快捷地達到成功的目的。 猶太人不論是商界或科技界的成功者眾多，普遍都具有善於借助別人之智本領。 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且不說其在外交工作的政治手腕，就說他在處理白宮內的事務工作，就是一位典型巧於借用別人力量和智慧的能手。 他有一個慣例，凡是下級呈報來的工作方案或議案，他先不看，壓它三幾天后，把提出方案或議案的人叫來，問他：“這是你最成熟的方案(議案)嗎?”對方思考一下，一般不敢肯定是最成熟的，只好答說：“也許還有不足之處。”基辛格即會叫他拿回去再思考和修改得完善些。
過了一些時間後，提案者再次送來修改過的方案(議案)，此時基辛格把它看閱了，然後問對方：“這是你最好的方案嗎?還有沒有別的比這方案更好的辦法?”這又使提案者陷入更深層次思考，把方案拿回去再研究。 就是這樣反复讓別人深入思考研究，用盡最佳的智慧，達到自己所需要的目的，這不愧為猶太人基辛格的一手高招，這也反映出猶太人的一種成功的訣竅。
二、信：自古經商之道在於一個信字。
中國以前很多店鋪上書有“童望無欺”字樣，以取得顧客信任。 傳說中國古代季布很守諾言，故有“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之語（《史高.季布傳》）。 作為一個管理者,在某種意義上講，其在企業中的一言一行，已經不只單純的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代表著一種企業行為。 “信”是為人為事之根本所在。 “信”雖無形但卻是一種寶貴的財富。 眾所周知，對於一個企業來講，金錢的損失是可以計算挽回的，而一旦失去信譽所造損失卻是難以計算、甚至不可挽回的。 企業的管理者也是一樣，一旦失信於員工，那麼所帶來的後果不僅僅限於人格和威信的下降，更是要坐收在管理中無法得到員工認同和支持的惡果。
日本商人很重視“季布一諾”的信用；世界商人猶太人是世界上最精幹做生意的民族，其生意經中重要一條是講信用守契約。 日本商人藤田研究學習猶太人生意經有術，他與美國猶太商人做生意，寧可虧本也要按合同規定時間內交貨，因而贏得了“銀座猶太人”的稱譽，整個猶太人生意界都信任他，與他大做生意，他因而發財致富。
三、仁：“仁”是中國儒學中最基本的一個觀點。
仁能附眾，作為一名管理者，得到大家的支持、把眾人團結到自己的身邊來在管理的過程中，是必要的同時也是必需的。 亦如，在管理中懲罰只是管理的一種手段決非管理的本質。 “石可破，但不可奪其堅。”也就是說：在管理中你懲罰員工會很容易，但讓他心服口服從此改正錯誤卻決非易事。 而管理中的“仁”更多的則體現為一種“雙贏”，管理者贏得管理，而員工則贏得利益。 管理中並非為“管”而“管”，而是為“理”而“管”。
四、勇：成功的商人都是勇於決斷，善於決斷。
“將不勇，則三軍不銳。”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管理者如果沒有迎難而上、乘風破浪、歷險前行的“勇”，則無法帶隊團隊有所作為。 管理中的的“勇”並非獨立存在，而是與“道”和“智”相輔相承。 何為大智大勇？ 難不畏險，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在管理的是艱險的路程，當遇到困境和非議時需要“勇，”在這個時候的“勇”就是不畏艱難險阻，始終堅持自我向正確的方向前進；當工作中取得成績之時同樣需要“勇”，這時的“勇”就是不居功、貪戀名利；而在工作中遭遇失敗之時更加需要“勇”，這時的“勇”則是不推脫責任，能夠反省自己承擔並改正錯誤。
已故世界船王包玉剛，當1956年由於蘇伊士運河關閉，海運業務十分興旺，別人勸包玉剛也去那邊搞航運時，包玉剛自有主意，他照舊緊緊抓住東南亞的貨源，避免去與西方大船主直接競爭。 果如包玉剛所料，十幾年後，埃以休戰，蘇伊土運何重新通航，西方大批商船過剩。 而包玉剛卻背靠中國大陸，主要經營東南亞航運，佔盡天時地利人和，其航運事業步步上升，終於成為世界第一船王。
五、嚴：管理企業需要嚴明紀律。
只有嚴格遵守規章制度，才能使企業上下井然有秩序，保證工作任務的完成。 賞罰公正分明，促使企業員工努力工作，不做對企業不利之事。 中國有句俗語叫做“軍令如山”。 即：軍令就如大山一樣威嚴、莊重、不可侵犯。 也正是有了這樣嚴格的紀律，軍隊才可以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號令，在戰場上才可能有披靡的戰績，此是為將之道。
作為管理者就是企業中的“將”——在管理中也應該有三嚴：其一，法令嚴。 在管理中如果沒有嚴格的規章作為標榜和約束，那麼企業就沒有了規矩，紀律必然鬆散；其二，賞罰嚴。 在管理中如果沒有明確而嚴格的賞與罰，那麼就會缺乏激勵和製約，其法令必然難以貫徹執行；其三，律已嚴。 作為管理者，如果在企業中無法做到嚴於律已、寬以待人，那麼必然會無法服眾，無人尊從。
日本現任松下電器公司總經理山下俊彥的《山下俊彥經營語錄》中就有一條：“職員們要生存下去，應當歡迎嚴厲的領導。”日本佳能公司的照相機之所以贏得全世界廣大攝影家們的好評，在激烈的國際照相機市場的競爭中佔優勢，其中一條措施就是嚴格的質量管理制度。
首都鋼鐵公司的企業管理經驗中，有一條“三個百分之百：規章制度必須百分之百的執行；違反規章制度必須百分之百的登記上報；違規違制的舉動即使沒有造成損失，都要百分之百的扣除當事人當月獎金，有關負責人也得相應受罰。“三個百分之百”制度實施後，全公司沒有再發生過嚴重停產事故。
六、知：學習力是企業家必備素養。
當代有些企業家追求所謂事業的成功，整日忙於交際應酬，書基本不讀。 知識匱乏，見識膚淺，談不上智慧、感悟和境界；有些企業缺乏責任心更缺乏愛心，處處只為私慾苦心積慮；也有些企業家為了物質最大化而不擇手段，有的甚至置國家法律與社會道德於不顧，更談不上施仁於社會、施仁於人民。 也有些企業家最初的人生目標實現後，失去理想和信念，沒有了人生信條，沒有了勇敢之心，沒有了前行動力。
幾日前，我在一個大學的總裁班開頭演講的第一句話就提到了學習力。 企業小的時候，企業家主要工作是陪客戶吃飯，企業家沒時間學習。 企業發展壯大了，企業家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迎來送往各級領導、各部門領導，各種各樣的應酬應接不暇，企業家更沒時間學習。 如此這般，企業家真正用來思考、讀書、學習的時間少的可憐。
萬向集團的魯冠球一般不陪客吃飯，不在外過夜，擠出時間都用來學習，因此，只讀過初中的魯冠球，已有多篇論文在《人民日報》、《求是》 、《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等發表，成為一個出口成章並著書立論、能寫會說的“農民理論家”。 王均瑤，早年輟學。 他為了實現從草根浙商成長為新浙商的願望，就不斷超越自我，不但自己參加了長江商學院EMBA的學習，還讓兩個弟弟都成了MBA成員。 奧康集團的王振滔，出生木匠。 他認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取決於這個企業是否是一個學習性企業。 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學習，在北大讀完MBA後，2003年起參加了中歐國際商學院總裁班的學習，後來又去長江商學院讀EMBA。
總之，具備了“智、信、仁、勇、嚴、知”六德的經濟人才，能在經濟活動中發揮出良好的作用，可以被放到重要的崗位上，成為高水準的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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