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澤的經營思想
“士魂商才”的理想人格
澀澤提出了“士魂商才”這個概念，其靈感來源於日本歷史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漢才”。所謂“和魂漢才”，就是以日本所特有的大和魂(日本精神)為根本內核，而以中國的文化為外在手段，類似於晚清在洋務運動時期提出的“中體西用”。澀澤認為，“和魂漢才”很值得繼續發揚光大，不過在新的時代，為了適應工商強國的需要，應該提倡“士魂商才”。他說：“士魂商才的真正意義，就是要具有卓立人世間所必備的武士精神，但僅有武士精神而無商才的話，在經濟上又會招來滅亡之運，故有士魂尚須有商才。”簡單地說，士魂商才就是指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幹與務實。他說：“之所以提倡士魂商才，是因為集正義、廉直、俠義、勇為、禮讓美德為一體的武士精神雖然為人敬仰為民族的驕傲，可是一些工商業者卻認為，如果以此為宗旨去做生意就行不通了，這種態度乃是只趨眼前之利的表現，必須加以糾正，否則日本將因小失大，在世界上失去信譽。”
所以，“所謂的商才應以道德為本”，它不能背離道德而存在，而“欺瞞、詐騙、浮華、輕佻之商才，實為賣弄小聰明、小把戲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他提出，無論是滋養士魂還是培養商才，歸根到底都需要從《論語》中得到教誨和啟發。從澀澤關於“士魂商才”的解釋來看，它的核心是道德的完善，一個商人想要成功，首先要培養出高尚的品格，有了高尚的品格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澀澤將“士魂商才”確定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為日本商人的經濟活動確定了一個高尚的動機：經營商業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自己一時的肉體的私欲，而是為了使自己完善理想人格；商業經營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社會，為了日本國家和民族的興盛；經商不但同理想人格沒有矛盾，而且還是實現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徑。通過這種論證和闡釋，澀澤確立了經濟發展在價值觀上的合理性，同歐洲新教徒以經商來成為“上帝選民”的價值觀異曲同工；同時，澀澤從工商業者應該具備的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高度來認識“士魂”，又打上了鮮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喚起工商業者的高度職業使命感。
道德與經濟的合一
澀澤從《論語》的有關語句為起點，論證了道德與經濟的關係。他指出，道德與經濟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的。不存在脫離經濟的道德，也不可設想背離道德的經濟會給社會帶來好處。他說：“拋棄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財富，正當的殖利必須伴隨道德。”
澀澤認為，在日本，存在著武士道與殖產功利之道，二者之所以背馳，是受中國宋明理學偏於說性論理影響的結果，而這種把道德與經濟分開的傾向，必然給國家帶來危害。澀澤批判宋學說：“儒程子和朱子的解釋馳於高深理學，以至於遠離實際行事。我邦諸如藤原惺窩、林羅山等秉承宋儒之弊，將學問與實際視為別物。至荻生徂徠竟明言，學問唯有士大夫以上可修，農工商實業家被排斥在圈外。德川氏三百年的教育，立足於這一主義，讀書學問成為不從事實業人士之業。農工商大多數國民，擔當著為國家奠基的各種實業，然卻成為不讀書不學文的無知文盲。因襲久而成習，事業與學問截然視為別物而無人敢怪。士止於高位而賤視農工商為下民，農工商則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只知青表紙讀四角文字。”在澀澤榮一眼裡，中國的程朱理學包括日本學者對程朱理學的繼承，是建構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最大障礙。只有把握這一點，才能掌握澀澤思想的真實用意。那麼，兩千多年前的“孔子之教”如何搖身一變，成為可以建構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新基礎呢?從澀澤的《〈論語〉與算盤》一書中可以看出，這是澀澤基於自己對《論語》的體認而進行的再詮釋。澀澤是這樣理解的：孔子之教是以“經世濟民”為根本前提的，主張“博施濟眾”；而要“博施濟眾”，就不能不講貨殖經濟；要講貨殖經濟，就不能不講功利和人欲。
這樣一來，它就使講求“仁義道德”的孔教與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嫁接在一起了。與此相同，澀澤對孔子的財富觀的解釋也是如此。例如他列舉了一般人對《論語》中“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的理解，說：“由此就認為孔子一味厭惡富貴，是荒謬的”，並舉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等孔子的言論，說明孔子重視富貴的價值取向。澀澤之所以著重強調道德經濟兩者缺一不可，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傳統的“輕商”價值觀，伸張“殖產興業”的資本主義價值取向，鼓勵日本民眾興業致富，從而達到立國興國之目的。
主張“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
澀澤把“利”區分為公益和私利兩種。他對於公益的定義是：“超越私利私欲觀念，出於為國家時候儘力之誠意而得之利。”可以看出，澀澤認為，公益就是國家和社會的利益，而從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出發從事工商活動就是他所提倡的道德。澀澤在關於公益和私利的關係上，也主張二者合一。他首先強調樹立國家和社會利益的重要性，但同時他明確提出了公益和私利二者並不是無法統一的，反對把二者對立起來。澀澤認為：“謀求社會利益，使國家富強，終究會給個人帶來利益。”他以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來說明他的觀點：“譬如通過火車站的檢票口，如果人人認為只要自己先通過那狹隘的出入口就好，那麼結果誰也擠不過去，大家會同樣陷入困境。”
澀澤對“公與私”的關係這樣論道：所謂公益與私利本為一物。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若非可為公益之私利，則不能稱之為真正之私利。商業的真正意義也就在於此。因此他主張，從事商業的人都不應誤解其意義，應專營可致公益之私利，因為這不僅可帶來一身一家之繁榮，且同時可致國家之富裕、社會之和平。在澀澤自己的解釋中，雖然引用了不少《論語》中具有古典性的“仁、義、利、欲”等概念，但是其最大特點是導入了具有近代性的“公、私”概念，將傳統的“義利之辨”提升到了“公私關係論”。這一點在澀澤的思想中最為閃光。澀澤的“公私關係論”，主旨是伸張商業經營及“私利私欲”的“公利性”和“公益性”，以及“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的價值倫理，樹立了企業家作為近代國家主人翁的地位和倫理精神，這也是澀澤經營思想的本質目的。在公益和私利的關係上，澀澤的論證與其說接近孔子的思想，不如說更接近亞當·斯密的“正當私利推進社會公益”的觀點。不過，斯密是從私利推及公益，而澀澤是以公益統領私利。比較澀澤與孔子，再比較澀澤與斯密，就更能把握住澀澤的思想特征。
義利結合的經營原則
澀澤認為，傳統觀念總把義與利對立起來，這從中國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說法，如中國傳統有“為富不仁”之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之論。這些觀念的形成，當然與不法商人的不當牟利有關，但如果把這種觀念絕對化，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會產生極大的危害。澀澤認為，後儒對孔子學說最突出的誤解是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他們錯誤地把“仁義道德”同“貨殖富貴”完全對立起來。所以，澀澤對孔子的財富觀做了自己獨到的論證和說明。他通過對《論語》有關論述的分析表明，孔子並無鄙視富貴的觀點，只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澀澤還補充道：“孟子也主張謀利與仁義道德相結合，只是後來的學者將兩者越拉越遠，反說有仁義而遠富貴，有富貴則遠仁義。”在這裡，澀澤完全否定了以往人們對於“仁則不富，富則不仁”的理解。
同時，他指出這種理解的危害是“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於道德的規範之外，同時農工商階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去受道義約束的必要”，“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神，幾乎都變成了利己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既沒有仁義，也沒有道德，甚至想儘可能鑽法律的空子去達到賺錢的目的”。因此，修身養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空談心性，鄙視實業，也是導致國弱民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澀澤強調指出：“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後走向了亡國。
因此，他主張：“謀利和重視仁義道德只有並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富。”他還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義和利可以並行不悖。由於時代的緣故，澀澤的思想仍然處於感知體會層次，沒有構成嚴密的理論體系。正如森村英正等一些日本學者指出的那樣，無論從理論和邏輯的角度來看，還是從歷史和文字訓詁的角度來看，澀澤的“《論語》加算盤”式經營思想都存在一些難以自圓其說的欠缺。
比如，有的學者認為澀澤的學說在思想內涵上比較膚淺；有的學者指出他對公益和私利的論述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矛盾和混亂等等。但這些缺陷並不影響澀澤的道德經濟合一學說的歷史地位。澀澤經營思想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日本“輕商”的傳統，很多青年人投身於實業界，推動了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生成與發展。正如曾擔任過日本經濟院院長的有澤廣己評價澀澤時所說：“產業本身便以與之相符的進取自尊的氣象極為活躍地向前推動，在此影響下，無論中央和地方，士魂商才的企業家輩出。”從其思想的實踐意義上說，澀澤的經營思想功不可沒。1983年，日本的《日經產業新聞》進行了“日本企業家最崇拜的人物”調查，結果顯示，德川家康居首位，第二位便是澀澤榮一。可以說，澀澤榮一奠定了近代日本經濟發展的基本路徑和價值取向，而且其作用至今不減。澀澤的《〈論語〉與算盤》，也依然是日本企業家閱讀最多的管理經典著作之一。要想瞭解近代日本經濟騰飛的奧秘和管理思想狀況，必須瞭解澀澤榮一。
澀澤榮一的名言
1.個人之富即國家之富，個人如無欲求富，國家之富如何可得?正因為國家之富與個人之榮達，人人才能夙夜匪懈，自我勉力 |
2每天比人早起，將事情做好一點，以智慧和努力勝過他人，就是好的競爭 |
3 若以仿冒、掠奪的方式，將別人努力的成果拿來當作自己的，或用旁門左道的方式侵犯他人，以博取聲名，就是不好的競爭 |
4 如果競爭的性質不善的話，雖然有時會使自己得到很多好處，但多半是既妨害他人，也會最終讓自己蒙受損失。而且，此弊病不止限於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關係而已，有時也將禍延整個國家 |
5 所謂避免惡性競爭，也就是尊重彼此間的商業道德，而且以此做為信仰，也就不至於因努力過度而導致惡性競爭的地步 |
6.以妨害的方式來奪取他人利益的競爭，就是惡性競爭，反之，對產品精益求精，不做侵犯或吞併他人利益範圍的事，就是善意的競爭，兩者間的分界能用良知去判明並能謹守，就是商業道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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