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裏我最年輕，房東老闆51歲，他的夥計小吳（也是我同事小朱的老公）46歲，小朱和公司老闆同是屬兔，今年44歲，店長39歲，我34歲。
下午五點下班前，大家經常會聚到一起，聊聊天，開開玩笑，愉快的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今天他們討論的主題，居然是懷舊。話題是由吃冰棒引起的，小朱說當年她小時候，一根冰棒五分錢，為了節約，她就買碎的，三分錢，於是話題引到了公司附近的一家麵館，原來的“一家春酒店”一樓麵食為主，二樓是經營上海本幫菜，去年改頭換面，變成了“德興館”，德興館也是上海麵館的一個老字號，只是新開的這家換湯不換藥，依舊是原來的那班人馬，所以湯麵還是原來的味道，甚至還不如從前，大排骨只有原來的二分之一大小。半個月前，在德興館的馬路對面又開了一家“朱鴻興”，是蘇州的老字號麵館，裝潢的有模有樣，價錢和德興館相差無幾，澆頭的料倒是要多些，一度我每天的中餐便是去嘗鮮，各種澆頭的味道都嘗試了一下，感覺也只是一般，現在便不經常去了。而一段時間的麵食讓我的救身圈有增無減，原先的減肥計劃也早已被抛之腦後。
楊經理說起他吃過的大飯店，他父親還健在時，香港臺灣的親戚每次到上海，都是請客吃飯，來的時候一餐，走的時候又一餐，於是楊經常也把上海的大飯店基本上吃了個遍。當時的大飯店現在不是換了地方就是再也沒有了（被動遷了）。說起當年金色陵東路的揚州飯店，我和店長都說第二天想吃揚州炒飯了。
於是七嘴八舌，店裏跟開了鍋似的，店長和楊經理都生長在老南市區，改革開放前，這裏是上海的棚戶區，也就是所謂的下之角，馬路都叫弄堂，如蜘蛛結網般盤繞，又小又曲折，地型十分複雜，什麽筷竹弄，什麽火腿弄，什麽天燈弄，名字也都稀奇古怪。最短的弄堂只有五十米長短，地圖上找不到。
店長回憶起她小時，還沒上小學，她家門外的一大片空地被造反派用來建了一個防空洞，洞頂與她家窗戶上椽平齊，害她家裏從此沒有了陽光，而她家門前也只留了可供一人行走的一條小巷，小小年紀的她沒事就拿個板凳坐在門前，看紅衛兵們在防空洞的平臺上開批鬥會。她記得最慘的是一個阿婆，剛嫁給一個資本家，還沒同房，資本家就帶著大老婆和家裏所有的錢離開了上海，而造反派天天批鬥她，要她交待出資本家的去向。小時候她還看過一群男孩在一起比賽誰的尿尿得最遠最准，男孩一字排開，對面是一排啤酒瓶，看來她從小豔福不淺。還有弄堂裏的男人夏天的時候只穿一條三角短褲洗澡，那情形她也描述得十分詳細，聽了都臉紅。她才說，她也是低著頭從旁邊走過去的。
房東老闆說起貳馬路，我說我只知道有個四馬路，小朱立即眉飛色舞地告訴我四馬路當年整條街都是窯子（妓女院），楊經理也補充說他父親以前肯定去過，只是不好告訴子女，解放前他家是資本家，在喬家路上有個宅子，是個大家族。有時候我真搞不懂，為什麽我身邊的人都要告訴我舊時他們家是如何的名門旺族，有多少房子。房東老闆解釋說，解放後公私合營，什麽叫公私合營呢？就是資本家必需要把自己的資産拿出來賣給國家，首先國家給你的價錢是相當低的，然後分十年，每年給資本家這個評估價的5%，這是53年左右的事情了（即民國42年），過了幾年，有個大資本家提出這不合理，十年總共才拿回評估價的50%，應該延長到二十年，於是他被打成了大右派，到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史無前例的紅色恐怖，再沒有資本家可以拿到一分錢，所有的財産統統被充公了。
我對上海的記憶只有小時候外婆家的曬台，那是新式里弄房子的屋頂，有一個十平方米左右的平台，給整幢十五家人共用的曬衣服的地方，那時外婆的小房子就蓋在曬台上，所以我的童年都在曬台上度過，曬台上鄰居種了很多盆花草，曬台上我帶著表妹們做遊戲，曬台上一家人圍在一起吃大西瓜，當年誰家能買得起西瓜回家吃，這家人就很有錢了。外婆家很窮，但人人懂得享受，外公去世很早，大舅舅和姨媽早早的工作補貼家用，我媽排行老三支援內地建設也離開了家，二舅舅和小舅舅去了崇明插隊，三舅舅到了安徽的煤礦插隊，後來政策落實插隊的先回了上海，媽媽則一直被留在了湖北。因為家中工作的人多，所以生活相對還算富足，外婆每個月也有退休工資，我從小沒有穿過一件補丁衣服，還經常有新衣服穿，因為我是家中的老大。當年我讀的幼兒園現在已經變成了綠地。
再有的記憶便是熱愛攝影的大舅舅拍的那些黑白照片，公園裏、人民廣場上、曬台上，還有我繈褓時大人們抱著的幸福照。看著這些照片，我的童年便是如此快樂。
記憶中最美的食物是外婆家樓下的國營小吃店裏排長隊的生煎饅頭，現在全上海再也找不到曾經的味道了。什麽都忘記了，可是這味道卻始終難忘。十歲後離開上海，每隔四年回來探親一次（國家規定父母回老家探望他們父母的假期，每四年二十天），每次回來必去那家店買整整一鍋的生煎饅頭回來和外婆一起吃，我一口氣能吃四十個。那時的生煎饅頭不像現在的個頭大，可是個個皮薄餡多湯汁香（我從小就是大胃王）。現在都變了，做餐飲小吃店（港式茶樓除外）的多是外地人，看起來就不太乾淨，生煎饅頭快變成大肉包了，不再多汁，想來都滄桑。
當年延安高架橋一建，我走到外婆家門口（離九龍柱很近）卻找不到弄堂口， 只好跑去九龍柱邊上的立交橋上去找門，才發現自己剛剛就在門口，這記憶也是刻骨銘心的，上海正在飛速的發展之中。
外婆家外的那條大路是延安東路，我順著它向南到淮海路的太平洋百貨，向西到大世界（途經上海音樂廳），向北是南京東路，當年這裏是上海最繁華熱鬧的中心地帶，現在商業區多了，很多地方都發展了起來，徐家匯是商業中心，靜安區是文化中心，長寧區則是外商雲集處，連浦西人瞧不起的浦東，也建成了陸家嘴金融中心，舉世矚目。
十歲離開上海，三十歲再次回來，二十年後發現自己已經不再是上海人了，原來自己真的就是個外來妹，除了會說上海話之外，對上海一無所知，上海的歷史在我的腦海中是一片空白，舊時的故事聽再多還是記不住，畢竟不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我看到的是一個全新的上海，一個硬體設施發展超過了臺灣的新城市。她曾經的百年歷史與世界的腳步融為一體。
生在上海，長在上海，但現在我已經不敢再說自己是上海人了，充其量不過一個新上海人，和那些外地大學生們在滬一樣，可是我還沒有他們為上海出的力多。當年父親為我起的名字叫曉燕，是希望我能飛回上海，現在我飛回來了，卻又要繼續飛行。我這一生會像我的名字一樣，飛來飛去，做一只快樂的燕子。
不去想俺是哪兒的人，反正俺一定是地球人。（圖為磁懸浮列車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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