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國文化的繼承者，也是中華文化的批判者。過去，我首先是它繼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現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後才是它的繼承者。
西方的歷史是一部改惡從善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則是一部改善從惡的歷史。古代西方什麼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國什麼都不禁，獨獨禁本能。西方人敢於展示自己，既敢於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於展示自己的裸體。中國就知道穿衣服。給思想穿衣服。穿衣服總比脫衣服容易。西方鞭撻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馳騁。我們歌頌自己的光明，結果帶來千年的黑暗。黑格爾說：“中國無哲學。”我認為中國幾千年來沒有產生過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爾、蘇格拉底、柏拉圖，這些對人類文明進程有重大貢獻的思想家。老聃，你說他是思想家嗎？僅憑五千字的《道德經》能當思想家嗎？且不說他的《道德經》有問題。孔子能算思想家嗎？我們後人怎麼審視他？怎麼審視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從未為中國人內心提供一個可以對抗世俗權力的價值體系，提供的是一切圍繞權力轉。儒學如果是宗教的話，便是偽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話，便是偽信仰；如果是哲學的話，則是官場化社會的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對中國人是有罪的。中國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謀略家。
中國社會是個兵法社會。我們民族只崇尚謀略家。一個事業上並不怎麼成功的諸葛亮被人反復的紀念著。他心胸不開闊，用人也不當。有資料表明他也是弄權者。但恰恰是這麼一個人，被抬到了嚇人的高度，這也是我們民族心靈的一種寫照。
在這種社會形態下，有三種行為大行其道：
一、詭辯術。我兒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學新聞系，該大學新聞系是中國最好的新聞系之一。我對兒子說：拿教材來我看看。看過後我說，這不值得看。裏面有這麼一個論斷：中國發明了火藥。火藥傳到歐洲之後，衝破了歐洲中世紀封建的堡壘。真是笑話。你發明的火藥衝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壘，你自己的堡壘怎麼沒被衝破？反而更加堅挺？在國防大學討論臺灣問題時，有一個觀點頗有市場：臺灣像一把鎖。如果臺灣問題解決不了，臺灣這把鎖就會把中國的大門鎖住。中國將沒有出海的通道。這是詭辯。我一句話就可以給你頂回去。西班牙成為海上強國後，並沒有能阻止它的近鄰葡萄牙也成為海上強國。法國多佛海峽離英國只有二十八海裏，英國阻擋法國成為海上強國了嗎？中國失去海洋關鍵是歷代統治者沒有海權觀念。
二、對外懷柔，對內殘忍。歐洲文明和中國文明幾乎同時起步，但是歐洲形成了許多小國家，中國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帝國。談及此，我們往往沾沾自喜。其實，歐洲形成這麼多國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種體現。它雖然形成了這麼多小國家，但是，多少與人類文明有關的東西是從這些分裂的小國中產生出來的，而我們為世界文明做些什麼呢？統一江山肯定與統一思想有某種必然的聯繫。謀略社會是個內向性的社會。我曾經仔細研究過中美兩國的差異：中國在國際事務方面基本是柔，在國內事物則是剛。美國正相反，在國際事物方面剛，在國內事務方面柔。我不記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過這個問題，可能是《對台作戰，危險評估》，並做出這樣的結論：這是由於文化不同所決定的。中國文化是封閉的，內斂的，內向的；美國文化就是開放的、外向的。大一統的理念也是個內向形的理念。這也是解釋我們為什麼在外國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個日本兵，就能夠押著五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到燕子磯去槍殺。不要說反抗，他們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解放戰爭中萊蕪戰役，僅三日，我軍殲滅敵七個整師，五萬六千人。戰後，王耀武抱怨：“五萬頭豬，叫共軍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國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三、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帶來行為的鄙俗。精神高貴必然帶來行為的高貴。大約二十年前吧，我住的社區發生這麼一件事：一對夫妻鬧離婚，丈夫把新歡帶進家，大吵。妻子跑到樓頂，欲往下跳。圍觀的人很多。有的人興災樂禍地大叫：“快跳！快跳！”後來員警把人救了下來，圍觀者甚至感到遺憾，我長歎一聲。回到家裏，打開電視，正播著一個在歐洲剛發生的真實故事：某國，依稀記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個年輕的礦工馬上要和新娘舉行婚禮，婚禮前最後一次下井，但發生了塌方，礦工永遠沒有回來。新娘不相信她的愛人就此離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礦井，在坑道深處一汪積水中發現一具屍體，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裏的新郎。由於沒有空氣，又浸泡在飽含礦物質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輕。新娘已成為白髮蒼蒼的老嫗。她撲在心愛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個決定，繼續與愛人完成他們的婚禮。那一幕太動人了：八十多歲的新娘子一身盛裝，潔白如雪。頭髮也如雪。她的愛人，依然那麼年輕，閉著眼睛躺在一駕馬車上。婚禮與葬禮同時舉行，多少人都落淚了。
最能考驗我們民族道德水準的事情就是美國發生的“9.11”事件了。“9.11”雖然沒有改變世界，但是改變了美國。同時，“9.11”之後的世界很難回到“9.11”之前去。當“9.11”事件發生的時候，在我們國家，至少在一段時間裏，彌漫著一股不健康的氣氛。9月12號的那天晚上，北大和清華的學生正在敲鑼打鼓，我說中國足球隊還沒有出線呢，中國隊出線要到10月7號，那是最後一場，中國對阿聯酋，贏了就提前出線進世界盃。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國大學生在慶祝美國“雙子星”大樓被炸。
我國有一個記者代表團，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看到世貿大樓被撞，這些記者團的成員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這是一種文化的浸濡，這不能怨他們，他們已經控制不了自己了。結果被宣佈為永遠不受歡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幾天部隊來人看我，我都問他們對“9.11”什麼看法。眾口一詞：“炸得好。”後來我講，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這樣的人愛中國，那中國還有救嗎？
媒體就更不用提了，中國最沒有新聞的地方就是在報紙上。1997年戴安娜遇車禍去世。你不管戴安娜這個人怎麼樣，英國王室怎麼樣，她至少具有新聞價值。世界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登了這條消息，唯獨中國的報紙不登這條消息。那天北京各大報紙的頭版新聞是“北京市中小學開學了。”這條新聞就等同報導“北京人今天吃早飯了”一樣，就這個價值。
“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電視機旁看《焦點訪談》，我想看看那些國嘴們如何評價“9.11”這個焦點，結果那天的《焦點訪談》的內容是關於農村黨支部加強自身建設什麼的。你想看什麼？偏沒有，你不想聽的，偏講給你，國嘴當然無辜。
1999年美國打南斯拉夫，中國出了一次頭。那次出頭的代價就是大使館被炸。這次差點又出了一次頭，後來還是以某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及時扭轉了局面。我們這個文化的列車，帶著巨大的慣性，載著我們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風馳電掣地駛向終點。有人還在這個時候提出，趁機打臺灣。此時動手，一鼓可下。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現在委實不是一個恰當的時機。當時我想，“9.11”死了這麼多人，都是無辜的人。喪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嚴的東西。這些生命本身與美國政府沒有關係。
我們以這種態度對待別人，別人卻不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多佛慘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悶罐車從多佛海峽進入英國的時候，由於在空氣不暢的車裏呆了幾十個小時，人都悶死了，只有兩個活的。這個事件曝光後，中國大使館的官員沒有一個出面。最後是英國老百姓在多佛這個地方自發地舉行追悼會和燭光晚會，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來參加，手裏拿著玩具，中國製造的玩具。順便說一句，現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記者問孩子：為什麼來參加追悼會？孩子說，他們也是人嘛。我們現在手裏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們當中的人生產的。在整個追悼會中，沒有一個中國人在場。
什麼叫文明，什麼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一、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國文化教育出來的中國人。首先漠視和輕視自己的生命，才會對他人、他國的生命也視如兒戲。自己沒有珍惜生命的權力，也不許別人有。魯迅早年前批判過的“看客”心態就是這麼煉成的。中國人看殺別人，無不興高采烈。統治階級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廣眾下去殺。被統治者就在大庭廣眾下享受了統治者的快感。特別在淩遲處死犯人時，連續三天，人山人海。連小攤販都在那兒擺攤。劊子手還出售沾血的饅頭。今天沒有淩遲了，但當眾審判也是這種習慣的延伸。當年如同過節一般去看殺譚嗣同六君子的國人，甲午之役中怎麼能不丟掉臺灣？他們的子孫—我們，如果還和他們一樣，又如何解放臺灣？公共汽車上一個歹徒逞兇，萬馬齊喑。就憑這樣的人去解放臺灣？就憑這樣的人怎麼去實現四個現代化？你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又有什麼用？我早上鍛煉的時候看電視，《早間新聞》的廣告節目，最暢銷的產品是什麼？防盜門。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你看我們住的就像籠子一樣。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幾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進去一看，哎喲，我進監獄了。窗子上、陽臺上到處都是防盜柵欄。我讓拆掉。前些天有一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我說，你是可以說不，但你是在防盜門後面說不。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喬良說的好：“連看見雞鳴狗盜之徒都要躲著走的愛國者，偏偏膽氣粗豪地對遙遠的列強說不！”
二、要客觀、全面地看待美國。美國是什麼樣的國家？記得早年聽過這樣一句形容紐約的話：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壞的加起來就是紐約。用這句話來套用今天的美國，是不是也合適呢？我們這一代軍人，擔負祖國未來希望的軍人，既不當“親美派”，也不能當簡單的“反美派”，而應當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敵人才能戰勝敵人。貶低對手便是貶低自己。拓跋燾把柔然的國名改為”蠕蠕”，意即蟲子，可他偏偏被這條蟲子打敗。那你連蟲子都不如。美國不希望中國強大就如同中國不希望美國稱霸一樣。中美關係有衝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衝突，發展共同利益，是當前中國外交家們應當努力去做的。中國要發展就不能斷絕與世界的交往。現在世界是單級的。只有美國衰落才能出現多極世界。我們既不能斷絕與美國的關係，又不能對美國抱有太大的期望，目前與美國對抗並非是最適當的時機，國家利益應當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最高準則，我們需要忍耐，忍耐並不是軟弱，只有屈服才是軟弱。美國當然亡社會主義心不死，美國當然不希望中國崛起，不希望中國經濟發展上去。但我們應切記：與對手作鬥爭，一定要讓你的對手見到一種最不願意見到的局面。美國人希望中國人打內戰，我們就真打內戰了。他不在被窩裏笑得渾身發抖才怪哩。當然，一味地“臥薪嚐膽，韜光養晦”也不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可能像古代一個武俠一樣躲進深山裏苦練武功，待武藝高強了再出來與敵人決勝嗎？以中國的人口和資源。特別是以中國的文化，中國不可能和美國一樣強大，況且美國也不是停止不前。還是毛澤東說得好：“打還是要打，談還是要談，和還是要和。”人要機智，外交鬥爭更要機智，要牽著別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別人牽著走。赫魯雪夫就是個機智的傢伙。我給你們講個故事：在一次大會上，赫魯雪夫大肆揭露並批判史達林的暴政。有人遞上紙條，質問赫魯雪夫，赫氏本人在史達林當政時期也是權力核心集團的一員，為什麼他在當時不起而反對史達林的獨斷？赫魯雪夫把質問的紙條高聲念一遍，隨即當眾大聲道：這是誰遞上的條子？站出來！站出來…下面輕輕騷動了片刻，但是沒有人站出來。赫魯雪夫道：“你們瞧，我們現在這樣民主，這樣無須恐懼的情況下，遞條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來；試想想，在史達林統治時期的那種氣氛中，有人膽敢站出來頂撞史達林麼？”全場鼓掌。我們對美鬥爭，應該具有赫魯雪夫這種機智，該韜光養晦時，就韜晦到家。就像小平同志當年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講的一段話：“我們所講的韜光養晦，包括不要臉面，也一定要與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保持關係。（大意）”鄧小平的意思是，中國一定要與世界文明同步。不能遠離世界文明。
在“9.11”事件中，除了個別國家，中國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離世界主流文明最遙遠的。該鬥爭時，寸步不讓。“崇美”不對，“親美”不對，“仇美”也不對。美國政府和政客與美國人民既一樣，又不一樣，有共同處，有異處，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們區分開來。
過去，美國人民為了幫助中國擺脫殖民統治，打敗日本，為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兩國沒有根本利益衝突。今天因為美國利益遍佈全球，兩國有了衝突。但我們仍要以道德之心來評判事物，不可衝動。我曾講過，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經常說“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要仇視呢？
三、美國真正的可怕之處在哪兒？美國雖然有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最先進的科技，但我認為這並不可怕。據說它的隱形飛機來去中國很自由，但這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它可怕的東西不是這些。1972年我在武漢大學讀書，上政治課，一個政治老師講：“美國是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我，工農兵大學生，一身軍裝，立即站起來反駁：“老師，我覺得你說得不對。美國雖然不像中國一樣，是早晨八、九點鐘噴薄而出的太陽，但它也不是什麼夕陽，而是正午的太陽。”老師氣白了臉，結結巴巴地說：“你這個同學，怎麼敢說這話！”他沒有問我為什麼要說這話，卻用了一個“敢”字，其間心態，一眼看穿。就是這個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領導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場科技革命。我大學畢業後，正逢改革開放。我又有一個觀點：美國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但他們都很愛美國。那時很多領導人，一邊罵美國，一邊把子女往美國送，反差巨大！<轉載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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