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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是常見的人為地景，但不幸的是，公路對許多野生生物生存造成直接及間接的負面影響。直接的影響包括修築過程中的干擾、及開通後的路死（roadkill）所造成的高死亡率（Fahrig et al. 1995）；間接的影響來自於改變動物行為、干擾動物生存的物理環境、改變化學環境、促進外來種擴散、及改變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方式（Trombulak & Frissell 2000）。

對開築於森林環境的公路，公路和森林交會處，更會造成邊緣效應(edge effect)(Forman 2000)，在此邊緣環境，由於日照量、氣溫、風速的增加、土壤含水量的降低、外來種競爭及天敵的捕食壓力增加等因素，形成不適合生物生存的棲地（Saunders et al. 1991），因此，對於依賴森林生存的生物影響非常的大。

雖然國外有相當多的文獻探討公路對野生生物及生態的影響，但台灣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不過從文獻紀錄，或許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蘇花公路的前身「蘇花臨海道」是1927到1945年日治時代主要沿著海岸所修築的公路，之後歷經改善、拓寬，才形成今日風貌；在開鑿拓寬過程，生態環境當然也受到衝擊。日人江崎悌三在1932年所著的「台灣採集旅行記」曾描述宜蘭蘇澳往南「沿途各式各樣的昆蟲迎面入窗而來」，但顯然此種盛況，在蘇花公路開鑿之後已不復見。

縱使如此，根據花蓮縣野鳥學會在2002年對蘇花公路（台九線172K-188K）沿線動物資源調查發現，哺乳類共記錄4種，包括台灣獼猴、台灣野豬、白鼻心及赤腹松鼠；鳥類有51種，包括大冠鷲、黃山雀、烏頭翁、台灣紫嘯鶇等保育類動物；兩棲爬蟲類有13種，包括莫氏樹蛙、褐樹蛙、雨傘節等保育類動物；昆蟲類記錄的種類最多，約162種，包括曙鳳蝶、黃裳鳳蝶、渡邊長吻白蠟蟲、無霸勾蜓等保育類動物。

這些在蘇花公路開鑿之後倖存下來的生物，主要侷限於蘇花公路兩旁山區的森林及溪流環境，形成易受傷害的隔離小族群。有些則屬於遷徙性的物種，例如冬天從高山降遷的黃山雀、過境的紫斑蝶等。

規劃中的蘇花高速公路，全長約86公里，包括40公里的隧道及34公里的橋樑，全線均為雙向4車道，施工期間預計7至8年，工程之浩大，對生態的影響，恐怕不是歷經長時間改善修築、隱身於群山峻嶺間、以2車道為主的蘇花公路所能比擬。蘇花高速公路施工期間所造成的噪音、震動、車流等衝擊，對生物將造成直接的傷害，亦影響野生動物的遷徙。

施工完成之後，沿著山區的4線道開闊筆直的公路，寬廣的公路面積，絕對造成森林邊緣效應，將增加公路鄰近區域生物棲地的日照量、氣溫及風速，進而降低土壤含水量，並提高外來種入侵的機會，生物的族群量因此減少，甚至造成物種的滅絕。而在開通之後，將帶來大量的人潮及車潮，勢必衝擊花蓮的生態環境，改變城鄉風貌，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雖然蘇花高速公路在民國89年已經通過第一次環境影響評估，並正進行差異性分析，但環境影響評估主要單純以調查生物相及數量為主，並偏重保育類生物，不涉及地景及環境的改變對生物所造成的影響。在這樣情況之下，縱使要求一年四季的監測調查，恐怕在短時間內也看不出變化。

而在對生態衝擊的背景資料不充足的情況下，我很難想像開發單位所規劃的生態工法，例如生態植栽美化、生態池、生物廊道、老樹保護、表土保持、多孔隙之護岸與護坡工程、植栽防止飛鳥遭撞擊等措施（國工局網站，2007年6月查詢），將如何落實及達到成效。

公路開發對生態絕對會造成影響，這是開發單位必須虛心承認及嚴肅面對的問題，並客觀誠實的評估開發所造成的影響，絕不能有公路非建不可的預設立場，也不能樂觀的推測一切問題都可以用技術解決。希望蘇花高速公路闢建議題能樹立一個新典範，藉此讓國人及開發單位深入思考公路開發與生態之間的關係，並進行相關的研究，如此台灣的生態環境才有永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