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擺所有的鐘﹐切斷電話﹐
給狗一根多肉的骨頭﹐讓牠不要叫﹔
讓鋼琴安靜下來﹐並在低沉的鼓聲中
抬出棺材﹐讓哀悼者來憑弔。
讓飛機在頭頂悲鳴盤旋
在空中寫下“他去世了”﹔
給廣場鴿子的白頸繫上黑紗﹐
讓交通警察戴上黑棉手套。
他是我的東﹑西﹑南﹑北﹐
我的工作周和休息日﹐
我的正午﹑午夜﹑談話﹑歌聲﹔
我以為愛情能夠永遠長存﹔我錯了。
現在不需要星星了﹐把它們熄滅吧﹔
收起月亮﹐拆掉太陽﹐
倒掉海洋﹐掃掉樹林﹐
從此再沒有甚麼稱得上是好的。
【奧登﹤十二首歌之一﹥﹐摘自黃燦然論文集《必要的角度》﹐﹤從奧登的一首詩說起﹥一文﹐素業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這段日子我們對死亡充滿興趣﹐“今日香港死了多少人﹖”是每個傍晚大家習慣性的疑問。當死這件似乎很個人的事﹐變成了一串串習以為常的“數字”﹐生命的消逝彷彿刪削掉所有的感情和哀悼。非典型肺炎死亡個案突顯了主事者的無能﹐但任何人的死都是其親友心靈上的一場災難。當死亡數字每日不斷攀升﹐受傷受創的心靈則以更可怕的比例擴散﹐像到處埋下了哀傷的炸彈﹐不知道這些社會問題何時會爆發﹐釀成更大的災難。
奧登這首被黃燦然批評為平庸之作的詩歌﹐曾經因電影《四個婚禮一個葬禮》風行一時﹐全詩述說生者對死者的懷念﹐寫得如此生活化實屬難得﹐如果不是出自大詩人之手﹐這首詩自有其可貴之處﹐尤其當我們把詩中“愛情”二字改成“繁榮”﹐則更能切合今日鄰埠的境芈。不知是甚麼原因﹐最近每次看電視新聞﹐都會想起這首詩﹐這是對陌生人的哀悼﹐還是對一座熟悉城市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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