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完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在一則幾百年前的舊事想到很多問題，歷史學家以小故事說大道理的眼光與功力的確令人佩服。
胡若望是一個不見經傳的大清子民，他在1722年接受傳教士傅聖澤的聘請，遠赴法國，任務是協助教會抄寫傅氏帶回去的十一箱中文書籍。原來當時歐洲各國對於中華文化既欠缺認識又無比好奇，傅氏曾長時間在中國生活，懂中文，對中文典籍非常傾心，而且認為這套文化可以幫助其教會解釋教義，令其傳教工作更有說服力，更深信自己搜羅的十一箱中文書將會令法國的知識界突飛猛進，於是他急於要辦好這件大事，也對胡若望的工作寄予厚望。
胡在出發前簽了協議書，承諾盡力完成任務，但出發之後，他在長途航行中便開始以種種藉口拒絕工作，重新計算薪金，聲稱傅氏欠他錢。身為僱主的傅氏，強調的是合約精神，雖然在物質上作出不同程度的讓步，但他歸根究底就是希望這個大清子民能履行當初的協議，完成抄寫的工作。
胡若望抵達巴黎之後，成為當時在歐洲唯一的華人，他對這個大城市充滿好奇，但他的言行卻與當地文化格格不入，他始終沒有按約定執行工作，只是以自己的角度向傅氏提出種種指控，主要是不停索取金錢。這本小書詳盡紀錄了胡若望在1722年至1725年之間留在巴黎與傅氏爭拗的經過，而他的事跡其實保留在世界三大擋案庫:羅馬的梵諦岡圖書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巴黎的外交檔案室，作者史景遷獨具慧眼，發掘出這個看似無關重要，其實充滿象徵意義的故事，讓後世的讀者在兩個早已被遺忘的人物身上看到東西文化交流的誤會重重。
史景遷的著作向來充滿故事性，這本從檔案資料整理出來的小書當然也不例外，他巧妙的剪裁和敘述不但令全書毫不沉悶，還像小說一般引人入勝，而且幾百年前發生過的處事方式、文化衝突今天看來一點也不陌生。這個故事發生時香港還未登上國際舞台，當時歐洲人所認識的重要商港是廣州和澳門，傳教士尤其喜歡以後者為進入大清帝國的門戶，書中有多處地方提及教會與澳門的關係，如今看來也很有趣。
胡若望在歐洲期間一度被視為精神失常被關在療養院，他不明白傳教士為何要這樣對待他，內心不免懷著怨恨。其實書中對教會組織當時的在亞洲的擴張，傳教士對個人名利的計算亦有詳盡刻劃，所謂傳教工作也不一定是單純的樂善好施，當中的政治考量與爭權奪利的想法亦讓讀者看到他們世俗的一面。
在熱心人士的努力調解之下，教會終於同意出資讓胡乘船返回廣州，結束他在歐洲三年獨一無二的〝旅行〞。傅氏雖然血本無歸，但他與胡的事跡在二百幾年之後成就了這本小書，也算是為人類文化交流的歷史留下別具意義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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