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理想的生活是什麽樣子，只知道，目前得在這個充滿苦悶的地方過日子。”
最後一次約會，朋友淡淡一句對澳門的埋怨，卻爲我帶來整個無奈和不安的冬天。去年十一月上旬，最奇怪，也是最欠缺勁度的三號颱風吹襲澳門，我將公司不肯放假的現實，反映于比平時更惡劣的工作態度裏。後來，又因爲膽怯，害怕愛諂媚的同事以此作爲在上司面前攻擊我的暗箭，才不敢再將那天的口頭禪：“快改懸八號風球。”宣之於口。
陽光溫暖以一種令人抗拒的表情向我們微笑步近：看似平靜，又有些陰濕，彷彿創傷與復原交會的時刻，無法說得清是痛楚還是舒暢。看看窗外欲雨不雨的街道，我想起幾年前那個冷雨夜，與他在西灣喝了一夜啤酒，只爲了不讓失戀的他胡思亂想。
朋友與我有十年交情，從中學時的無知，賭場上班時的頹廢，轉到機場工作後的世故，此刻熟練地爲即將降落的貨機清理跑道，仿佛迎接風雨後的希望。據說，他還以爲自己在颱風之下仍然毫無怨言，拼搏工作，必定會獲得公司的賞識。然而，真正欣賞他的，卻是颱風中一塊從天而降的鐵板。
翌日，從前的同學都在報紙上讀到他出事的消息，我不敢確定新聞圖片中那個血肉模糊的頭顱就是我的朋友，即使同學們已經打電話到他的家證實了，但我還是不肯相信。
一個星期之後，我才獲准進入深切治療部探他，而他被鐵板擊中前額後一直昏迷。沒有人知道事發時的情形，他當時在想什麽?他現在又有何感想?他後悔嗎?他傷心嗎?他知道自己的顱骨被鐵板擊碎，碎片移位元，傷及腦組織，做成凹陷性骨折嗎?
也許是瘀血未清的緣故，他的頸和臉都呈淺紫色的腫脹，雙眼下陷成兩個黑洞。他會失去記憶嗎?讀書時的快樂，在小城謀生的艱難，他可以忘記嗎?躺在病床上，全身接上多種喉管，連呼吸都要用儀器輔助。醫生說：“嚴重頭顱損傷會引起昏迷，他會長時間的無意識，對環境無感受，或無反應。”問題是：這樣子昏迷會持續到幾時?一星期?一個月?一年?抑或永遠?積極的工作態度，默默耕耘的一個小人物，爲什麽會遇上這樣的橫禍?爲了見他，我失眠了許多晚，但當我站在他的床前，卻不敢直視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
從來沒有想象愛說話的他會變得如此沈默，一向擅長與人溝通的他總是猜到別人的心思，讓每位跟他交談的人都不覺沈悶。或許，我悲觀的腦袋裏占滿不祥的色彩，但在他淺紫色的臉和凹陷的前額之間，卻泛著異樣的色彩。這種色彩是不是支援他活下去的動力呢?一分鐘前，在深切治療病房的入口，我遇見他的母親，她對我說：“稍後見到他，別怕，要有信心。”
是的，要有信心，我勉強擠出一個苦笑，試著喚他的名字。我知道他不會作出任何反應，而我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有千斤重。第一聲問候，竟是一連串孩子氣的話：“喂，快起床吧!老友。我等著你一起去跑步呢!”中五那年，他很想投考警察，所以很努力地練習跑步。我
們同班的男生，曾經每天下午都在一起，跑過長長的路。我搖搖頭，捉著他暖暖的手，仿佛想拉他離開傷痛和寧靜，但他還有可能離開嗎?去年夏天，我在松山跑步時突然暈倒，躺在床上感受自己的心跳和心痛，呼吸也不能用力，因爲我胸口藏著一個炸彈，太劇烈的運動和太大的刺激都會令它不勝負荷。驗血、心電圖、長期服藥、定期檢查，所有的醫療技術，都不能完全解除我體內的危機。如果不是一年以來對健康的重視，我大概不會體會到他躺在床上的寧靜與莊嚴。
“如果可以選擇，我想我只會活到三十歲。”八年之前，我們討論成長的問題，朋友不無感慨地說自己不願長大、不想自己的棱角被磨平。
沒有上大學的他，顯現出無比的活力和對不平事的憤怒。他的聲音沙啞，具控拆性，即使隨手攤開澳聞版，也能滔滔不絕，詳述他的政見和對民生措施的不滿，充分顯示他的博聞強記，以及對社會的關懷。他有時會打電話到電臺投訴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有時會爲一些受欺壓的朋友到各政府部門談判，以他熟識的各種條例幫大家解決問題。我們有時候會笑他過分熱心，但他卻堅稱他只是盡一個市民的責任。末了，他總不忘指責我：“你們這些大學生，豈能只關心娛樂版的瑣事!”
不過我們又能關心什麽呢?一道淺紫色的異色憔悴一直籠罩著這小小的城市。像他這樣關心時事的人，不也是對治安不靖、經濟蕭條、失業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等問題痛心疾首，卻無力改變嗎?他關心，是因爲他有健康的身體，對這地方有期望。而我，早就知道自己已經千瘡百孔，連自己的生命都無力控制，又何必思考太多沈重的問題。
朋友被送進醫院之後，馬上接受手術，治療及預防腦壓增高，控制出血，維持適當的血壓，保持供應腦及各種重要器官足夠充分的氧氣，預防、控制癲癇，維持體液平衡……如此複雜的手術，都無法把朋友弄醒，我不由得心生恐懼。爲什麽不該受傷的人總會受傷?爲什麽該死的人總不會死?我害怕什麽?我該不該死?
我忘了站在他床邊過了多少時間。當時，我感到的恐慌到底是出於對昏迷者的關懷，還是旁觀者的擔憂?或者，所謂昏迷者不過是大腦功能深度抑制的表現，並不代表死亡。死亡本身也不一定最可怕，每次想起他，我都像一尾瀕死的遊魚，沈入回憶和苦澀的深藍色海洋。
一個月過去了，朋友始終處於昏迷狀態。我試圖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學習他的奮勇和積極。我想，如果每一個人都像他一樣對生活、對澳門充滿熱誠，日子是否會過得更有意義?人間是否更值得留戀?一個月以來，我服務的公司共有三十二人被解雇，也許是近日作了垂死掙紮，我暫時避過了失業的痛擊。原來澳門的失業率已升至五點六，燒車、兇殺、綁架等案件時有所聞，旅遊業、酒店業的生意都跌入穀底，無論是大老闆抑或小市民，都叫苦連天。澳門是不是也進入了昏迷狀態?她目前的狀況，算不算是大腦功能深度抑制，意識、感覺和隨意運動安全喪失?朋友的母親說他現在肌肉鬆弛，不能吞咽，大小便失禁，對外界環境的各種刺激毫無反應，除了呼吸和迴圈功能尚存，外界其餘反射全部消失。他還關心澳門嗎?他希望重新振作，忘掉傷痛嗎?抑或他真的甘於放棄過去，放棄這個同樣處於昏迷狀態的地方，安躺於那個泛著淺紫色異色光彩的安寧世界?然而，生活在昏迷城市裏的人，是否真的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抑或只是城市的大腦受了創傷，需要一段長時間的治療呢?我們是怎樣受傷的?我們的傷勢到底有多嚴重?
最後一次到醫院探他，他已經離開了深切治療病房，腫脹的臉和頸變得瘦削，但那淺紫色的光彩卻埋藏在前額凹陷了的、直通大腦的創傷深淵裏。我忍不住撫著他的前額，一面流淚，一面對昏迷者說：“我們真的很想你醒來，至少給我們展現一次微笑，或者翻個身，說句夢話吧。”
昏迷者始終對外界的刺激毫無反應，如果要等他醒來，需要半年?一年?抑或永遠?
我愕視著只有在靜觀昏迷者時才會出現的淺紫色，偶現於澳門黃昏的晚霞。心胸一陣絞痛，我想，我心中的炸彈也快要爆炸了。
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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