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客家麻糬文化來看漢娜．鄂倫的政治理念之緊張性矛盾
首先，吾人先簡述一下漢娜．鄂倫（Hannah Arendt）對於人類的活動型態的分類－－勞動(labor)：是一種生物性需求的滿足，是一種不自由；製造(work)：是一種具有自我實踐的性質，它具有創造的意義，但是只是一種勞動的特例，或是昇華；行動(action)：是人在社會中真正的自由，人必須在社會場域中，在政治場域中追求自我的實踐，再這實踐中, 人的自由與主體性才能發現，發揮，並且昂揚。
因為勞動是無意義的，唯一的意義只有為了生存與糊口；製造其實只是勞動的昇華，因為製造的過程中會與勞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製造卻有著明確的意涵，使得勞動的過程，有著一個方向，而非僅是為了生存；至於行動，便完全脫離了生存的意涵，她是追求自我的實踐。若是以藝術（藝品）來舉例：生產工藝品來換錢是勞動；生產出有個人特色風格的工藝品是製造，因此透過大量機器的製造是一種勞動，甚至比勞動還不如，因為勞動的過程中還不一定只是機器的奴隸，但是大量生產必定是一種機器的奴隸，這是一種異化；而創作出有自我意義，為藝術而藝術，非追求糊口的生產便是行動。因此勞動(labor)所代表的是生物性本能；製造(work)所代表的是人間性（worldliness）而行動(action)所代表的是開創新局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beginning something anew）。
除了這三種人類條件外，漢娜．鄂倫亦在人類的條件第八章跟第九章的部分補述了兩個普遍性的條件，一是生生不息（natality）另一為終必一死（mortality） 尤其是行動(action)與生生不息（natality）是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出生本身就蘊含了開創的元素，而行動可說是最能落實人類「存在」意義的活動型態。
對於漢娜．鄂倫對於人類活動的論述，吾人先暫時在這裡打住。現在吾人就以客家麻糬文化來探討漢娜．鄂倫理論內部的衝突與矛盾。撇開生存跟死亡這兩種型態，麻糬文化的本意是：客家族群為了理解一個新移入的成員，其背景習慣個性……等。質言之，就是讓整個族群能迅速的產生反應的作為來面對這新成員的衝擊；相反的，也讓新成員能迅速了理解當地的特色，甚至可以得到該族群的協助與庇護。然而這樣的思維卻跟漢娜．鄂倫的思維有著根本的差異。
首先，漢娜．鄂倫雖然所提的是人類（human）的條件，但是，實際上指的卻是個體（person）的行為，換言之，是指個體的勞動(labor)、製造(work）與行動(action)； 然而客家的麻糬文化卻是由客家群體的利益作為出發點，以此作為原點來面對新移民，以及做出適當的反應行為。前者是一種個體論的出發，而後者卻是一種群體論的思維。並且前者是一種追尋個體的理念實踐，而後者卻具有一種派森斯（Parsons）所提出的AGIL型態的功能性機制（不論是族群的調適反應或是給予新移民個體的協助）。
其次，漢娜．鄂倫所出的三種活動型態（應該五個但是通常是指三個「主要活動」），分別具有生物性、世界性與創造性。然而客家麻糬文化很明顯的不具有生物性生命維持，也不具有社會分工的意涵，更不具有「個體存有意義」的實踐；就麻糬兩字的本意來探究，麻糬在古文中應寫做「粢粺」， 粢為祭祀的榖；糯米蒸熟的團形食物之意，粺為舂過的糯米。因此，麻糬本身的功用就是一種宗教性意涵產物，雖然宗教性意涵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分工的產物，或者說宗教是社會中的一個環節。但是但是，在漢娜．鄂倫的理念中並不存在著宗教性的意涵，原因在於漢娜．鄂倫是要透過這三種人類活動，來區分出生物、社會與公共事務（政治生活），並且她甚至批判社會使得政治變成了一種「國民經濟學」、「社會經濟學」或是「集體的家政學」（collective housekeeping）， 而政治已經被社會徹底的功能化，政治只是一種滿足社會的工具，我們無法再辨識社會與政治的差別。 對她而言私人領域的擴張是令人憂慮的，而社會更是一個抹煞個體差異，崇尚順崇一致的恐怖領域。 因此，若是將廟堂之上，國家大事的思維套進了漢娜．鄂倫的想法中，那麼這一個宗教性的活動就是一種社會與政治不分的活動，這絕絕對對是漢娜．鄂倫所無法認同與接受的，故而漢娜．鄂倫的製造(work）行為絕對的不包含任何理由功能的宗教活動。
再來探論創造性的行動（action），就某種程度而言漢娜．鄂倫行為分類基本精神可以與馬斯洛（Maslow）所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相呼應，個體的意識實踐、個體存在的精神展現才是最高等級的行為或是價值實踐。那麼客家麻糬文化很明顯的是一種群體行動與價值，這一點與各體的實踐是截然不同的，若是要說，在互動的過程中產生出了麻糬製作技術的進步，這是一種創造的展現，那麼這一種創造僅僅是「附加」的，而非此一行為的「本意」與「目的」；甚至，此一行為並不符合漢娜．鄂倫所提出行動（action）的本意。
很明顯的，從客家麻糬文化中，我們無法找到漢娜．鄂倫所提出的行為依據，然而這並不代表著客家麻糬文化不是「人類的行為」或是「人類的條件」，這只能說是漢娜．鄂倫為了對抗自由主義的政治觀的論述，事實上忽略了東方的文化，杭庭頓（Huntington）所撰述文明的衝突一書不正說明了西方的價值觀往往忽視了其他世界（亞洲，中東等地）的價值觀，而多元主義在批判自由主義時，強烈的砲轟自由主義的想法脫離了歷史脈落與文化背景。但是，漢娜．鄂倫的問題不在於忽略了歷史，而是如同大家批判馬克思的歷史觀是一種以西歐歷史來推斷的世界觀 ，而漢娜．鄂倫正是犯了這種錯誤，漢娜．鄂倫所追求的是將古希臘城邦的精神在現代社會中重新展現。因此，漢娜．鄂倫要追求的是私人領域不過渡的入侵到公共事務與政治層面，而個人直接投身於公共事務之中，在政治領域中行動（action）以追求自我的實踐。 因此，漢娜．鄂倫的歷史觀是從西方的城邦政治來進行的歷史觀，是一種亞里斯多德哲學的再詮釋。
但，有趣的是，漢娜．鄂倫透過行動（action）的概念推導出有言之行的實踐模式（speech-act） ，透過有言之行的政治參與，使得言談與行動，將人類的特質完全的展露。這樣的概念再深化，再更進一步的演化，便是所謂的審議式民主。然而，審議式民主的架構卻正好給予了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在公共場域（政治領域）中進行「理念跟特質的實踐」。這對台灣社會所謂的多元文化，但實踐上卻是閩南意識型態霸權的政治與社會，帶給了其他文化「反擊」或是展現「自主性」的契機。
然而，如果將客家麻糬文化轉型為一種政治性的集社時，卻又完全與漢娜．鄂倫所謂畏懼的社會入侵政治的憂慮相衝突。那麼，漢娜．鄂倫的行為理論，似乎無法給予客家精神在公共事務上提供強大的行動綱領或是依據；相反的，多元主義的脈絡似乎比較有空間讓客家文化有發揮的空間，是可以作為抵抗閩南霸權意識的理論根基。那麼漢娜．鄂倫的理論貢獻，對於非西方文化的貢獻，我想應該是她所証成的審議式民主，能對多元的社會有所助益。
參考書目：
1．2001，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聯經
2．2001，Michael H．Lessnoff，楊慧玲譯，當代政治哲學巨擘，韋伯
3．2002，John Gray著，蔡英文譯，自由主義的兩種面貌，巨流
4．2002，蕭高彥，共和主義與現代政治，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巨流
5．2002，蕭高彥，崇高與美善的政治，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巨流
6．俞可平，社群主義，風雲論壇
7．社群主義及其批判，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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