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曬的11樓 埋首在11樓的文字堆中, 忘了歲月在滴答的擒縱輪上飛逝. 幸好照相機為時間留下了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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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關於海德格論詩的短文中，筆者提到了海德格從荷爾德林的詩作〈歸家〉中解讀到了所謂詩的本質，然而，筆者只提到了詩作為追求神聖性的媒介，而其另一面，詩卻永遠無法達到這一神聖性。

後來筆者在閱讀了更晚期的著作〈詩人何為？〉（1946）（關於荷爾德林那篇為1936年）及〈尼采的話『上帝死了』〉（1943）後，對海德格對於詩的另一面向有了多一些的理解，然而，非常遺憾的是，筆者實在無能為力把兩篇加起來約一百頁的文章徹底讀熟，尤其是〈詩人為何？〉一文，更是轉向了里爾克（R.M. Rilke, 1875-1926）的詩作，當然是延續著有關荷爾德林的“為何追求不到神聖性”之問題意識下的文章，即「在貧困時代裡詩人何為？」。

但是，這篇〈詩人何為？〉的前幾段仍稍微提到荷爾德林，若配合〈尼采的話『上帝死了』〉，就能自成一格了，而且十分精彩。

尼采反對自蘇格拉底以來的形上學──一個超感性世界的圖像，一個作為指引現實生活的理念世界。尼采敏銳的眼光看穿了他的時代：一個沒有上帝的時代。這裡所說的沒有上帝並非表面地指沒了教堂中的上帝，而是一個不需要由上帝決定一切的時代。尼采因而才會提出，所有形上學都是虛無主義的。海德格為這虛無主義做了十分深刻的解讀：「即觀念、上帝、道德法則、理性權威、進步、最大多數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喪失其構造力量並且成為虛無的。……對尼采來說，虛無主義絕不只是一種墮落現象，毋寧說，“虛無主義作為西方歷史的基本過程同時並且首先是西方歷史的法則。”」（1994，《林中路》，孫周興譯，時報出版，205-207頁）然而，尼采晚年寫就卻未出版且被強硬冠上《強力意志》一書，就不斷為新的價值做出闡述。（在其《道德譜系》中就能看到尼采對西方傳統價值的有力批判了，《強力意志》副標：重估一切價值）既然尼采反對傳統價值──西方的價值都建立在形上學的想像之上，例如上帝、理念世界，卻又為什麼要再提「重估」價值呢？海德格指出尼采的虛無主義的二重性，一方面即廢黜傳統的價值，另一方面，尼采的超人亦是一種新的價值。虛無主義在廢除形上學，但它本身又呼籲新的形上學。因此，儘管上帝從形上學的位座退下後，那座位依然留著，只是看看由誰坐上罷了。（ibid., pp.:208-9）
如果各位還記得，在上篇我有提到「然而，這個神聖之物是人類永遠無法企及的，為什麼？因為它只是詞語的建構物而非實體。」這個解讀只是停留在語言哲學和哲學人類學的層次，是對詩作為語言的表現的一種單純闡述。在〈詩人何為？〉一篇中，海德格又回到了這一問題，但卻從西方形上學之崩潰來說明的。當然，這問題是和他對尼采的虛無主義之解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的。
荷爾德林所追問的「在貧困時代裡詩人何為？」，是針對他所處的時代的提問。貧困時代的詩人，海德格說道，即是「吟唱著去摸索遠逝諸神之蹤跡。因此詩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時代裡道說神聖。」（ibid., p.250）因此，回顧海德格所謂的「〈歸家〉一詩既歌吟了優傷，又歌吟了神聖，還歌吟了二者之間的對話。」（《存在與在》，第85頁）詩人，即是在歌吟時代的無形上學，同時，詩人也歌吟出新的神聖性，經由詩人向世人揭示時代的貧乏，才有可能發生時代質的轉變，這種轉變「並非由於什麼時候有某個新上帝殺將出來…如若人沒有事先為它準備好一個居留之所，上帝重降之際又該何所往呢？」（《林中路》，第248頁）

至於詩－語言－形上學的三角關係，筆者認為敏銳的讀者一定也發現到它們之間必然存在著以語言──再加上海德格似乎採納尼采的超人意志說：成為主人的意志──作為人類宣示自身的媒介，即宣示一個形上學的理想的超感性世界，而詩又是語言的產物，因此，這三者的關係又該如何釐清，這已超出了筆者的耐性和目前的知識了，或許未來有機會再讀海德格的《走向語言之途》中有關詩和語言的文章時，加上有興趣再鑽下去時，再來向各位簡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