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曬的11樓 埋首在11樓的文字堆中, 忘了歲月在滴答的擒縱輪上飛逝. 幸好照相機為時間留下了印記.

1,229愛的鼓勵 1訂閱站台

口述：林克昌
作者：楊忠衡、陳效真
出版社：時報出版
初版日期：2004 年 01 月 17 日

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名言：「自己的命運要由自己創造！」多麼壯志豪情的座右銘啊！閱讀完這本有血有肉的林克昌回憶錄，讓我對這句名言有了更深一層認識和除魅。是的，除魅，就是否定這句名言。

藝術家的形象總是像貝多芬那樣，要不低著頭皺著眉頭，緊閉雙唇，似乎在沉思著什麼；要不就抬頭望著遙遠的天邊──同樣要皺著眉頭──似乎大地以及他的命運都不被放在眼裡。意志，決定了藝術家的命運！然而這本回憶錄叫我們認識到藝術家的真實面，並不在於藝術家和凡人一樣也要為生活而苦惱，而是藝術家和我們的命運一樣，就像在迷宮中前進：不知何時會走到死胡同裡去。這個迷宮，就是我所謂的制度，廣義的制度，包括種族歧視、政治局勢及至不合理的官僚制度。

林克昌1928年出生於印尼的一個小甘榜(kampung, 小鄉村之意)，家計並不優渥。在偶然的機遇下，林克昌的父親讓他向一個同樣貧困的外國樂手學習小提琴，打開了林克昌的音樂不歸路。由於林克昌在雅加達廣播樂團表現不俗，並獲得荷蘭東印度群島政府獎學金，有機會於1946年前往荷蘭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音樂學院深造。畢業後，雖然林克昌可以留在荷蘭發展，不回歧視華人的印尼工作，但是，正是華人受到歧視，林克昌意識到若他不依領取獎學金而需回國服務的規定，那在他之後的華裔就會更加難以申請到獎學金出國求學，於是林克昌只好放棄前去蘇聯向著名小提琴家歐依斯特拉夫(David Oistrakh)學習更精湛的小提琴演奏藝術。林克昌此時的命運可謂正踏入了迷宮的第一步。

由於印尼的排華運動越來越激烈，在受到種族歧視下而燒起的「祖國夢」使林克昌毅然於1959年登船回歸中國大陸。受夠了印尼的種族歧視，回到生活條件更差的中國，林克昌也默默承受了下來，但是，到了文革時期，西洋音樂成為了被批鬥的「資產階級玩意兒」。抱著回歸「祖國」，一同為中華民族打拼，遠道從印尼來到中國，卻淪落到被批鬥的地步，在林克昌極力的爭取下，周恩來才批準了他一家大小離開中國。時不予我，藝術家開始了其流浪的生涯。

雖然後來林克昌一家人偷渡入香港，同時他也有機會移民到美國，但卻因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使他選擇了居住在香港，並擔任了香港愛樂管弦樂團的首任音樂總監。音樂總監是一個樂團中最高的職位，有權決定樂團要上演什麼曲目。然而在1973年首屈香港藝術節，由於林克昌只演出中國曲子，例如丁善德的《長征組曲》和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立即受到英國政府的指責，並被解聘。此地不宜久留，林克昌一家人又搬到了澳洲。然而，堂堂一位進入1954年的羅馬國際小提琴大賽前三名的小提琴家，並擔任過音樂總監的大人物，在澳洲的雪梨交響樂團僅能擔任小提琴手，並坐在最後一排的最後一個位子。雖然大家喜歡說「音樂無國界」，但是，演奏這無國界音樂的演奏家可是「有國界的」呢！

1991年林克昌之妻石聖芳女士，應林懷民邀請來台指導雲門舞集，讓林克昌有機會踏上台灣這塊土地，並在國立藝術學院任教。然而，台灣重視教育文憑而非教學經驗的制度，不承認歐洲的演奏文憑，使得林克昌於65歲時被迫退休，沒有工作即沒有居留權，林克昌得離開台灣了。雖然台灣樂界儘力協助林克昌留下來，但這已是後話了。

黃土地──堅守在中華民族區域；貝多芬──自我、固執、試圖以毅力克服命運的左右。然而，這位黃土地上的貝多芬可說是在迷宮中跌跌撞撞前進著的，而且不是依他所設想的途徑，而是在迷宮般狹窄的通管中連跌帶撞的前進。石聖芳女士抱怨過，林克昌的際遇是他「百無遮攔」的個性而「自掘墳墓」。然而，決定這位黃土地上的貝多芬之命運的，對於我而言，更是那冷酷無情的制度：種族歧視迫使他離開印尼而遇上中國文化大革命、種族歧視也使他在香港這塊黃土地上依然得抱著白人的音樂大腿；也因為在印尼的排華制度下，更強化了林克昌的中國認同，而踏上正要沸騰的文革以及選擇留在香港而非美國。台灣只接受美式文憑制度，也迫使林克昌無法在其晚年安定地居留。制度，處處都是制度，個人的意志再強，也只有當意志和制度能取得一致時才有可能，讓我試著安慰林克昌先生一句聽起來十分令人心痛的話：「別問我認為這個決定對不對，我的生命中已經有太多抉擇點不堪回首。」(142頁)不，不是你的抉擇不堪回首，在這樣的時代下、在藝術家對自我期許的堅持下，你已做出了最好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