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冠倫
曾幾何時，死亡不再是不可言說的禁忌話題。日本導演瀧田洋二郎（滝田洋二郎）以《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おくりびと，2008）拍出禮儀師一職的內涵；去年（2009）台灣導演樓一安在《一席之地》中，加入台灣傳統紙紮藝術師和墓園管理員兩個角色。這兩部電影都與死亡相關，但幾乎嗅不到可怕或黑暗的氣味，甚至《一席之地》還穿插了幽默風趣的橋段。在王育麟和劉梓潔共同執導的《父後七日》中，如同片名所示，描述的是為父親治喪的故事。雖然直接以喪事為主題，整部電影卻採黑色幽默的手法呈現，逗得觀眾不時哈哈大笑。
《父後七日》改編自同名散文作品，作者為導演之一的劉梓潔，於2006年獲得「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據聞散文的靈感來自於劉梓潔親身的經歷，因此即便全文不過4000字左右，讀來依舊深刻動人，對於有類似經歷的台灣讀者來說極具熟悉感。不過，要將篇幅不長的散文作品改編為90分鐘的電影，勢必得增添些許內容。幸而在原著作者的參與之下，電影中多出來的篇幅未淪為畫蛇添足之憾，反而更增風采。
台灣傳統喪葬文化
原著作者劉梓潔出身於彰化縣田尾鄉，是一個以生產花卉聞名的鄉下農村，因而《父後七日》中出現大片盛開的玫瑰田場景。除此之外，更可見到台灣本土味十足的風俗民情，其中喪葬文化便是頗富代表性的一環。
電影的開場以一首充滿異國風情的猶太民謠〈Hava Nagila〉作襯底音樂，這是一首多用於傳統猶太婚禮的歡樂樂曲。然而，導演卻反其道而行，將這首歌搭配上喪事相關的畫面：道士穿上道服，輕快旋轉，不曉得是在做法還是跳舞；職業孝女準備哭喪卻濃妝豔抹，因為她是專業的，不會哭出淚來，當然不用擔心妝花。此情此景雖然荒謬透頂，然而這又是台灣喪葬文化的真實寫生，令人感到啼笑皆非。此外，在歡快的異國樂曲襯托下，讓人頓時產生錯覺，彷彿此習俗不屬於台灣，而僅僅是他國的文化。這種表現手法讓台灣的觀眾得以跳脫出來，從旁觀者的角度審視自己的文化。
一如開場所展現的黑色幽默，導演在片中多次以誇張、詼諧的方式呈現台灣傳統的喪葬文化，例如：看到大志（陳家祥飾）為父親林國源（太保飾）準備色情書刊，道士阿義（吳朋奉飾）隨即以「這是那裡最缺的東西」讚賞他；議員送裝飾得像巴黎鐵塔的罐頭塔擺在靈堂前側，還擔心自己的名字寫得不夠顯眼；喪事期間，一次又一次的誦經，一次又一次的大哭，好似機械般制式；為了遺照的選用，從拿著麥克風唱歌生活化的照片，到電腦合成西裝筆挺拿著鮮花的照片，眾人費了好一番功夫；法事中，道士們一個接一個踏著如同舞蹈般的腳步，有的還舞弄著紙黏的馬匹；出殯時，樂儀隊鑼鼓喧天地演奏著庸俗的樂曲，底下坐的幾乎都是無親無故的議員代表等人。
除了上述的部分，電影中還出現其他的特殊喪葬文化，這些景象對於外國人或生於都市長於都市的台灣人來說，或許會深覺不可思議、嘖嘖稱奇，然而這卻是真實上演於台灣部分地區的戲碼。透過這些習俗和接連多日的法事，為的雖然是已過往的死者，但也同時是生者療癒心靈和沉澱的途徑。只是在過多的人為因素攙雜之下，原本單純為了送死者最後一程的喪禮，不再是肅穆哀榮，變質為滿足生者私欲、議員作秀的工具。
規矩的制約與荒謬
電影中有句台詞令我印象深刻：「規矩越來越多。」這是道士阿義在車站等車欲抽菸時，被小莊（陳泰樺飾）以車站禁菸為由阻止後所說的話。生活於這個由群體組成的社會，為了維持運行的秩序，有許多人為制定的規矩必須遵守，除了禁菸的明文律法之外，還有彼此心照不宣的道德習俗也是規矩的一種。
俗話說：「死者為大。」為了死者的最後一場人生典禮，人們依宗教風俗訂定許多規矩，美其名好似為了尊重死者，讓死者能順利走到另一個世界；實際上，過份的繁文縟節根本顯得莫名其妙，令人不得不懷疑當初制定的目的為何，又遵行的意義在哪？譬如：哭的時間點。迎棺木時，道士阿義告知女兒阿梅（王莉雯飾）何時該哭、何時不能哭；作法事誦經時，不管阿梅在講電話、吃飯或刷牙，聽聞道士阿義一聲：「查某囝來哭。」（台語：女兒來哭）必定隨傳隨到，使命必達，稱職地哭上幾聲。在王莉雯誇張的演技和明快的剪接節奏下，這一幕幕串聯成喪儀中最為瘋狂的鬧劇，相信所有看過電影的觀眾對此一橋段都記憶猶新。
披麻帶孝、衣著樸素、所有布置以白色為主，這些規矩的制定原是表達失去至親的哀慟，然而連哭泣的情感宣洩都成了喪葬規矩的一部分，未免過於矯情造作。因此，阿梅才會迸出一句：「常聽人說累到『哭爸』，原來『哭爸』真的是這麼累的事。」讓人聽了不禁像大志和阿梅一樣捧腹大笑。或許某些規矩真的是無可避免，必須遵守，換個角度想，這不也同時牽制了人們的情感嗎？
傳承與延續
《父後七日》不僅以笑鬧的方式呈現台灣傳統喪葬文化和死亡議題，讓電影成為輕鬆的喜劇，其中也夾雜了父親和小孩之間的風趣互動，特別是父女之間的不顯於外的親暱情感更是溫馨動人。
台灣傳統家庭中的父親多半為不苟言笑的嚴父，不過從「有醫、無醫」的笑話，以及邊擺設攤位賣CD邊唱卡拉OK的幾幕來看，阿梅的父親林國源和傳統嚴父的形象天差地別，唯有不擅表達情感這點是相同的。當林國源載著就讀於台中女中的阿梅回家時，聽聞阿梅提起今天是她的生日，林國源隨即停下車來拿出一顆肉粽給女兒。這顆肉粽裝在隨處可得的塑膠提袋中，看起來包裝不甚精美，肉粽和生日也十分不搭調，但是從父親溫和的神情和女兒滿足的吃相，傳達出的卻是難以言喻、滿滿的父女之情。
死亡雖然是人生的一個結束，卻也代表另一個延續的開始。阿梅背著父親的遺照騎車回家，回想起的是過去父親曾以機車載她，並從旁攙扶教導她騎機車的畫面；大志在父親死後，接續他原本的職業，在夜市叫賣起CD。兄妹倆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緬懷父親，並藉此將父親的某一部分繼續留存人間，讓死亡不完全只是一個結束。除此之外，從小莊頻頻追問阿義喪葬儀式相關事宜、學他開始寫詩，並前去幫忙看顧大志原本擺設的棒球九宮格攤位來看，這不也是某種形式的傳承和延續嗎？無論是活在世上的人與人之間，抑或出生與死亡之間，都必定存在著技術或經驗的傳承；有了傳承，包括記憶和情感在內的無形價值才得以延續下去。這也許可視為喪禮埋葬死亡的目的之一。
請收拾好您的情緒，我們即將降落
原本以為《父後七日》會讓我看得熱淚盈眶，實際上從頭至尾我半滴眼淚都沒有落下。不是因為不感人，而是當中的情感已轉化為深層的內斂，這種感覺反而比當下的眼淚更能持久延續下去。同樣的，王育麟和劉梓潔兩位導演以笑鬧喜劇之輕來表現死亡之重，反而襯托出其中蘊含的深刻情感，不讓強烈的悲情蓋過一切。這種對比鮮明的運用和特殊的題材，加以台灣人共通記憶和生活經驗的貼切傳遞，必定讓《父後七日》脫胎為今年格外亮眼的一部國片。
文/張冠倫
曾幾何時，死亡不再是不可言說的禁忌話題。日本導演瀧田洋二郎（滝田洋二郎）以《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おくりびと，2008）拍出禮儀師一職的內涵；去年（2009）台灣導演樓一安在《一席之地》中，加入台灣傳統紙紮藝術師和墓園管理員兩個角色。這兩部電影都與死亡相關，但幾乎嗅不到可怕或黑暗的氣味，甚至《一席之地》還穿插了幽默風趣的橋段。在王育麟和劉梓潔共同執導的《父後七日》中，如同片名所示，描述的是為父親治喪的故事。雖然直接以喪事為主題，整部電影卻採黑色幽默的手法呈現，逗得觀眾不時哈哈大笑。
《父後七日》改編自同名散文作品，作者為導演之一的劉梓潔，於2006年獲得「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據聞散文的靈感來自於劉梓潔親身的經歷，因此即便全文不過4000字左右，讀來依舊深刻動人，對於有類似經歷的台灣讀者來說極具熟悉感。不過，要將篇幅不長的散文作品改編為90分鐘的電影，勢必得增添些許內容。幸而在原著作者的參與之下，電影中多出來的篇幅未淪為畫蛇添足之憾，反而更增風采。
台灣傳統喪葬文化
原著作者劉梓潔出身於彰化縣田尾鄉，是一個以生產花卉聞名的鄉下農村，因而《父後七日》中出現大片盛開的玫瑰田場景。除此之外，更可見到台灣本土味十足的風俗民情，其中喪葬文化便是頗富代表性的一環。
電影的開場以一首充滿異國風情的猶太民謠〈Hava Nagila〉作襯底音樂，這是一首多用於傳統猶太婚禮的歡樂樂曲。然而，導演卻反其道而行，將這首歌搭配上喪事相關的畫面：道士穿上道服，輕快旋轉，不曉得是在做法還是跳舞；職業孝女準備哭喪卻濃妝豔抹，因為她是專業的，不會哭出淚來，當然不用擔心妝花。此情此景雖然荒謬透頂，然而這又是台灣喪葬文化的真實寫生，令人感到啼笑皆非。此外，在歡快的異國樂曲襯托下，讓人頓時產生錯覺，彷彿此習俗不屬於台灣，而僅僅是他國的文化。這種表現手法讓台灣的觀眾得以跳脫出來，從旁觀者的角度審視自己的文化。
一如開場所展現的黑色幽默，導演在片中多次以誇張、詼諧的方式呈現台灣傳統的喪葬文化，例如：看到大志（陳家祥飾）為父親林國源（太保飾）準備色情書刊，道士阿義（吳朋奉飾）隨即以「這是那裡最缺的東西」讚賞他；議員送裝飾得像巴黎鐵塔的罐頭塔擺在靈堂前側，還擔心自己的名字寫得不夠顯眼；喪事期間，一次又一次的誦經，一次又一次的大哭，好似機械般制式；為了遺照的選用，從拿著麥克風唱歌生活化的照片，到電腦合成西裝筆挺拿著鮮花的照片，眾人費了好一番功夫；法事中，道士們一個接一個踏著如同舞蹈般的腳步，有的還舞弄著紙黏的馬匹；出殯時，樂儀隊鑼鼓喧天地演奏著庸俗的樂曲，底下坐的幾乎都是無親無故的議員代表等人。
除了上述的部分，電影中還出現其他的特殊喪葬文化，這些景象對於外國人或生於都市長於都市的台灣人來說，或許會深覺不可思議、嘖嘖稱奇，然而這卻是真實上演於台灣部分地區的戲碼。透過這些習俗和接連多日的法事，為的雖然是已過往的死者，但也同時是生者療癒心靈和沉澱的途徑。只是在過多的人為因素攙雜之下，原本單純為了送死者最後一程的喪禮，不再是肅穆哀榮，變質為滿足生者私欲、議員作秀的工具。
規矩的制約與荒謬
電影中有句台詞令我印象深刻：「規矩越來越多。」這是道士阿義在車站等車欲抽菸時，被小莊（陳泰樺飾）以車站禁菸為由阻止後所說的話。生活於這個由群體組成的社會，為了維持運行的秩序，有許多人為制定的規矩必須遵守，除了禁菸的明文律法之外，還有彼此心照不宣的道德習俗也是規矩的一種。
俗話說：「死者為大。」為了死者的最後一場人生典禮，人們依宗教風俗訂定許多規矩，美其名好似為了尊重死者，讓死者能順利走到另一個世界；實際上，過份的繁文縟節根本顯得莫名其妙，令人不得不懷疑當初制定的目的為何，又遵行的意義在哪？譬如：哭的時間點。迎棺木時，道士阿義告知女兒阿梅（王莉雯飾）何時該哭、何時不能哭；作法事誦經時，不管阿梅在講電話、吃飯或刷牙，聽聞道士阿義一聲：「查某囝來哭。」（台語：女兒來哭）必定隨傳隨到，使命必達，稱職地哭上幾聲。在王莉雯誇張的演技和明快的剪接節奏下，這一幕幕串聯成喪儀中最為瘋狂的鬧劇，相信所有看過電影的觀眾對此一橋段都記憶猶新。
披麻帶孝、衣著樸素、所有布置以白色為主，這些規矩的制定原是表達失去至親的哀慟，然而連哭泣的情感宣洩都成了喪葬規矩的一部分，未免過於矯情造作。因此，阿梅才會迸出一句：「常聽人說累到『哭爸』，原來『哭爸』真的是這麼累的事。」讓人聽了不禁像大志和阿梅一樣捧腹大笑。或許某些規矩真的是無可避免，必須遵守，換個角度想，這不也同時牽制了人們的情感嗎？
傳承與延續
《父後七日》不僅以笑鬧的方式呈現台灣傳統喪葬文化和死亡議題，讓電影成為輕鬆的喜劇，其中也夾雜了父親和小孩之間的風趣互動，特別是父女之間的不顯於外的親暱情感更是溫馨動人。
台灣傳統家庭中的父親多半為不苟言笑的嚴父，不過從「有醫、無醫」的笑話，以及邊擺設攤位賣CD邊唱卡拉OK的幾幕來看，阿梅的父親林國源和傳統嚴父的形象天差地別，唯有不擅表達情感這點是相同的。當林國源載著就讀於台中女中的阿梅回家時，聽聞阿梅提起今天是她的生日，林國源隨即停下車來拿出一顆肉粽給女兒。這顆肉粽裝在隨處可得的塑膠提袋中，看起來包裝不甚精美，肉粽和生日也十分不搭調，但是從父親溫和的神情和女兒滿足的吃相，傳達出的卻是難以言喻、滿滿的父女之情。
死亡雖然是人生的一個結束，卻也代表另一個延續的開始。阿梅背著父親的遺照騎車回家，回想起的是過去父親曾以機車載她，並從旁攙扶教導她騎機車的畫面；大志在父親死後，接續他原本的職業，在夜市叫賣起CD。兄妹倆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緬懷父親，並藉此將父親的某一部分繼續留存人間，讓死亡不完全只是一個結束。除此之外，從小莊頻頻追問阿義喪葬儀式相關事宜、學他開始寫詩，並前去幫忙看顧大志原本擺設的棒球九宮格攤位來看，這不也是某種形式的傳承和延續嗎？無論是活在世上的人與人之間，抑或出生與死亡之間，都必定存在著技術或經驗的傳承；有了傳承，包括記憶和情感在內的無形價值才得以延續下去。這也許可視為喪禮埋葬死亡的目的之一。
請收拾好您的情緒，我們即將降落
原本以為《父後七日》會讓我看得熱淚盈眶，實際上從頭至尾我半滴眼淚都沒有落下。不是因為不感人，而是當中的情感已轉化為深層的內斂，這種感覺反而比當下的眼淚更能持久延續下去。同樣的，王育麟和劉梓潔兩位導演以笑鬧喜劇之輕來表現死亡之重，反而襯托出其中蘊含的深刻情感，不讓強烈的悲情蓋過一切。這種對比鮮明的運用和特殊的題材，加以台灣人共通記憶和生活經驗的貼切傳遞，必定讓《父後七日》脫胎為今年格外亮眼的一部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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