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台北年度的國際書展買了四本書，直到今天才剛看完第一本：《帶一本書去巴黎》。這是一本歷史旅遊記事，作者帶著雨果的一本著作《九三年》（即1793年，這一年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代）到巴黎旅遊，在探幽訪聖的過程裡，以古鑑金，比照中西，對於法國大革命的史實多所著墨，亦多方發抒對於「革命」的感想與評價。巴黎是個充滿歷史的古都，在作者圖文並茂（含作者自繪的一些插圖，頗美）的介紹中，讓人對於巴黎除了時尚與浪漫外，更多了一份歷史的懷舊感與反省心。這本時報出版的書，作者林達，其為兩名作者合用的筆名。他們都於1952年出生在上海，1966年中國「文革」開始時中斷學業，「文革」結束後在1978年進入大學，現居美國。如果你喜歡西方歷史、旅遊或文化，我很誠心地向各位推薦這一本書（一位朋友一月時曾向我推薦過此書）。
本書共分為二十二個章節，作者從1870年法國巴黎大改建的負責人奧斯曼談起，之中陸續介紹塞納河上西堤島、巴黎的教堂、凡爾賽宮、伏爾泰、巴士底監獄、雅各賓俱樂部、盧梭，以及拿破崙等。在歷史遺跡與歷史人物的介紹與緬懷裡，其實更多的是對於法國大革命史實的重新批判及反省。謹摘錄書中幾段文字，一同分享：
─在東方的文化中，帝王永遠是「天子」，是神的代表。而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君王也是人。法國教堂中的帝王形象經常是跪著的，和來到教堂祈禱的人們一起，跪在上帝的面前。西方政教合一的文化，曾經既害了「政」的一頭，又害了「教」的一頭，更禍害了千千萬萬無辜平民。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未能掙脫對於上帝的敬畏之心。這給西方文化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過渡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埋下一個悄悄的伏筆。…〈聖丹尼和他的頭顱〉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獄被攻陷的時候，被革命救出的囚犯，只有七名。不論是誰，假如平心靜氣下來，都會承認，在巴黎這樣一個大都市，在它的頭號監獄裡，只關了七個囚犯，這在數量上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暴政的有力證據。舊制度，和即將取代它的新制度，可能是一個轉接的過程。在質變的這一點前後，它們在某些外觀上的差異，可以並不顯得天差地別。…判別一個制度是否合理，在我看來，先得看它是否人道。…打開巴士底獄，裡面不是人滿為患，而是只有最後七個囚犯。即使這樣的情況意味著法國的舊制度已經走向寬鬆，處於社會進步中的人們，依然要求這個進步是一個「質變」，也就是由制度確立下來，由制度保障執行…。〈巴士底獄還在嗎？〉
─但這也是歷史的誤解：人們以一個政治領袖對金錢的興趣，來判斷他的品格高下。被權力腐蝕的意義，假如只是局限在金錢的範圍，那就太小看權力了。權力對於一個領袖的腐蝕，最可怕的部分，當是他對權力本身的過度奢求。一個政治領袖最可怕的被腐蝕，不是對金錢的貪婪，而是對權力本身的貪婪；不是嗜錢，而是嗜血…。〈盧梭手上的火把〉
─儘管法國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是歐洲文明千年發展的結果，可是，這個理想，在伏爾泰和拉法耶特們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和底層民眾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從來就是不一樣的。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為，掠奪貴族，把他們身無分文地掃地出門，就是在實現「平等」；對別人為所欲為，就是「自由」；當斷頭台下淤血濃厚，每晚引來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裡舔食和狂吠的時候，他們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揚「博愛」，…。這些民眾還處在理性發展、文明發展的「零歷史」和「短歷史」的階段，假如不是以法律規範的同時，幫助他們走過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而是相反地一味美化和放縱他們，那麼，他們是多變的，也是具有極大破壞力的。在強權面前他們是愚民，在弱者面前他們是暴民。…〈從拿破崙回歸雨果〉
喜歡歷史的人，是因為從歷史中可以看出人心的荒誕與脆弱，並且提醒自己更有理性，以及堅強。喜歡旅遊的人，是因為旅遊可以增擴眼與心的視野，領略不一樣的景物與文化感動。我們或許一生中可能沒有機會到巴黎一遊，但仍可以藉由此書，遊覽巴黎古都的風情，重溫歷史事件的現場，感受革命寫實的悲慘…。追求歷史真相的還原並不表示人真的就可以從中得到教訓，人追求更美好人性境界的提升，除了明瞭歷史事件的利弊得失，還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對於權力腐化的警悟，以及人道關懷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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