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LG、三星及現代汽車外，香港人在一周前再認識了南韓農民。看他們由銅鑼灣「三步一拜」至灣仔，看他們強悍的衝擊警方防線，港人看傻了眼，不禁要問，究竟他們的生活有多苦﹖
本報記者為此遠赴南韓，展開為期5天的「追蹤韓農之旅」，深入偏遠山區，登堂入室與農民生活，參與他們的秘密會議，到訪菜市場觀察食物的銷路，並獨家專訪了南韓農業學者。本報將一連兩日，與讀者一起深入了解震撼香港的韓農現象。
攝氏零下10度的冬夜，南韓農民的家，十分冰冷。木板和鐵皮搭建的屋子，沒有足夠的電燈和暖氣供應，顯得破落幽暗，逾千呎的屋子空蕩蕩，除了電視機和雪櫃，未見任何奢侈品。衛生亦欠佳，屋外旱廁的排泄物堆積如山，臭氣熏天，所謂浴室，只是一條水喉而已。晚上家人席地而睡，頭上吊覑供兩餐食用的發酵大豆，傳出陣陣刺鼻的霉酸氣味，中人欲嘔。上月妻子因抵受不了農耕之苦而自殺的男戶主李植容淡然地說﹕「窮起來時，我們試過一個月沒有肉吃。」
首爾大學農業及生命科技學院教授金完培向本報記者說﹕「像南韓般已發展的國家裏，南韓農民是最貧窮的一群。南韓加入世貿這10年來，城市人收入增加，農民收入卻停滯不前。」10年來韓農欠債比率，由四成銳升至九成，去年平均每農民家庭欠債20多萬港元。
李先生的故事，見證了韓農「愈耕愈窮」的哀歌。5年前，他和妻子在城市工作，是低下層勞工，可惜被解僱。由於兩人都是低學歷一群（小學畢業），並已40多歲，因此，農耕是唯一的出路。他們帶覑4000萬韓圜（約31萬港元）的畢生積蓄投進農田，5年來勞動所得，是惹了一屁股的債，欠下政府4000萬圜。
今年11月17日，妻子吳秋玉終於抵受不住壓力，晚飯後悄悄溜進廁所，喝下了劇毒的農藥，李植容發現妻子冰冷的屍體，及剩下的一紙遺言﹕「開放農業不成啦，千萬農民都要死。」
像李植容的故事，在南韓並不罕見。本報記者日前從南韓首都首爾南下，輾轉經過5小時車程，到達名為星州的小鎮，往訪死者吳秋玉姊姊的家。屋內屋外擺放的，全是地道農作物，後園的土甕放有豉油、麵豉，泥土埋著發酵中的泡菜，屋內堆有白米、南瓜。南韓農民未至於捱餓，但他們說﹕「我們只能天天吃泡菜，肉負擔不了。」
記者與農民一起在田間午膳，數十人一起吃飯，口水混雜的剩菜和湯汁，他們也放回盒子中保存，明天再拿來吃。問他們為何不養雞和豬來吃，他們說，料理農田已花掉了所有時間，哪來精力再養其他﹖記者訪問他們兩天，見他們兩天也是穿同一套衣服，和同一對沾滿泥土的鞋子。
李植容回憶到妻子婚後「捱足5年」，至死也未有享受過，悲從中來﹕「我們喜歡到處旅遊，結婚後曾到濟州島度蜜月，但婚後落田至今，根本沒錢沒時間去旅遊。」李先生本是攝影發燒友，耕田後已負擔不了這種奢侈玩意。至於衣衫，他只有一套像樣的西裝，還是5年前結婚的禮服。想到妻子，他鼻子一酸﹕「她是我一生最愛的女人，若不是務農，她不會死。」
生活逼人，妻子去世15日，李家又再下田工作。我們參觀他們的農田，發現農田比他們的家居更先進、整潔和漂亮。他們種植由南瓜及蜜瓜混種的香瓜，需要溫室培植，動用一定的技術，耗用資金不菲，單是搭建流動溫室，每年開銷已要2萬港元，加上南韓政府規定的高質素肥料、溫室的恆溫技術儀器，處處都要花錢。
最致命一擊的是田租，他們擁有1畝田，每年租金高達3.8萬港元，佔每年從賣瓜所得的15萬港元的四分之一。田租貴、成本高，加上因加入世貿組織帶來多種中國及東南亞的便宜水果，香瓜售價不升反跌，令李家連年入不敷支，債台高築。
金完培教授解釋，韓農窮，關鍵原因是南韓土地貴。他指出﹕「有調查發現，韓農從農作物賣得的100元，高達45元是繳付地租，像種米這些低技術、耗用土地的農產品，成本一定較外國為高。」他又指因為地價貴，南韓小農特別多，每農平均耕1.4畝田，澳洲及美國的同業則動輒耕逾100畝。
經歷了噩耗之後，李家並沒有放棄田地。他們表示，自己學歷低、年紀大，在城市是不會找到工作的。記者指香港也有一批中年失業者，由政府提供綜援或再培訓教育，協助他們轉型，但李先生的親友稱，未聽聞南韓有這些轉型服務。
金完培教授承認，南韓政府在轉型上做得不夠，他指政府有提供技術支援、借貸給農民轉型種植高增值、用地少的農作物，如番茄、花、士多啤梨等，但由於不少農民都已五六十歲，並只有小學學歷，他們轉型極困難。金教授又指出，南韓的「失業綜援」每月只有數千港元，根本不夠生活，因此農民沒有退路，亦解釋到為何有人會訴諸「自殺」，或不惜一切來阻止世貿會議。
中國「入世」多年，稍後便要履行承諾開放市場。金教授亦經常到中國與當地農業專家交流，他預言今日的南韓，將是明日的中國，近日汕尾的農民暴動事件，其實與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有關，隨著中國城鄉貧富懸殊加劇，類似韓農的抗爭活動，將會在中國愈來愈多。
文章來自12月26日《明報》，記者譚蕙芸、何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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