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袖紅塵》序
一
一九八一年九月，卅一歲的阿盛「大器晚成」由蓬萊出版社為他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唱起唐山謠》，收錄了他自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起發表的散文十三篇、雜文三十一篇。在後記〈我唱歌謠請你聽〉一文中，這位來自新營的小子頗有自信地說：
你若細心點，應當可以察見出我對這人世間的許多觀照影像，也應當可以聽聞到我心中最誠真的柔和的歌謠。比如說，我喜歡溫溫的刺，不喜歡熱熱的罵……我喜歡活跳健康的人性，不喜歡矯揉做作的官僚；我喜歡自己生長的泥土，不喜歡把鄉土捏來捏去當文學的口號。
這段話基礎性地闡明了阿盛的寫作趨勢及其文學觀點，並且貫徹、延續於他此後時歇時續的散文創作中。
阿盛的第二本散文集，直到三年後（一九八四年）的三月才出版。在這本主要以精悍雜文為主的散文集中，阿盛更加發揮了他「溫溫的刺」的長才，其中以〈兩面鼓先生小傳〉尤其膾炙人口。同樣的，阿盛在此書自序〈不是蘋果派〉中，扼要而精準地勾勒出了他自己的創作理念：
這本書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用「白話」寫成的──白話者，坦白的平常話也，蓋身處價值觀念混雜得有如千團糾葛亂麻的人世間，我深覺太多的謬論已經扭曲了太多的人性。
同年十一月，阿盛的第三本散文集《行過急水溪》與《兩面鼓》一樣也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這本散文集收錄了溯自一九七七年起阿盛重要的散文作品廿一篇，多元而集中地顯現了阿盛對於「泥土」的感情。在自序〈歲月走過〉一文中，阿盛又一次強調：
創作不應是架空的罷？正如同畫出來的禾穗無法收割，離開土地，文字只是虛幻的遊戲。現實的人世，實在得像那滴在土地上剝剝作響的西北雨，不能潤溼稻田的雨滴對稻秧毫無助益。……聞不到人氣的寫作者，畫出一千個蔥油餅也填不飽一個三歲娃兒的肚皮，雲端作家能給我們什麼呢？
此一論點，基本上不離《唱起唐山謠》階段的阿盛的創作觀。可以說自一九八一年，不，一九七七年阿盛開始他備受矚目的創作以來，「人世」與「泥土」兩大主題便是他所有散文的重心；而其技巧多半使用具有「溫溫的刺」的「白話」，並藉以彰顯作者對於「人性」與「土地」的感情。
追究起來，《兩面鼓》與《行過急水溪》分別拆自《唱起唐山謠》的兩輯而加以類別化。因此，這兩本書之不離當年觀點，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阿盛在出版這兩本書後，實際上已完成了他第一階段的文學自我──來自急水溪、來自新營的阿盛。
二
其實，在寫作《兩面鼓》與《行過急水溪》兩書的七年間（一九七七──一九八四），阿盛已離開他的家鄉新營，在繁華的城市臺北工作。他從「河床日漸淤積」的急水溪，來到萬華大理街的七年時光中，回顧兒時、農村的心情，大概與所有來自中南部城鄉的戰後代類同，而「回憶文學」乃就共同地成為八○年代初期新世代作家的主要課題。
然而，七年急水溪舊日生活的回憶終有盡期，七年大理街及其周邊社會的觀照則已漸趨成熟。在歲月的汰洗下，天光雲彩走入阿盛心靈的方塘中，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出版《行過急水溪》的同時，阿盛開始了第四本散文集《綠袖紅塵》作品的發表。
《綠袖紅塵》，蒐集了阿盛自一九八四年九月至一九八五年七月，九個月期間中密集發表的散文十八篇。寫作密集，處理題材也密集而更深入地表達了阿盛的「人性」與「土地」之情，而最令人矚目的，莫過於做為書名的一輯「綠袖紅塵」。（註：此輯改為「墜馬西門」，下同）
「綠袖紅塵」表現出了阿盛散文的「臺北經驗」，也顯示了阿盛散文風景的新貌。本輯作品，從不同的角度、藉不同的敘述方式，探討下層社會的人性交雜，可說是三十多年來臺灣散文界較有系統處理下層社會的作品，也相當能代表阿盛「對這人世間的許多觀照影像」。其中尤以取材於新聞事件的〈變色的月娘〉最撼動人心。聚賭抽一百元的「頭」的一○二歲老太婆林簡氏、在西門鬧區賣口香糖的一頭銀絲的老奶奶、養老院中使勁搖撼鐵門的老太太、守著內湖一塊六分半的田的七十歲老農婦，以及「比民國早生了兩年」在龍山寺附近拉客的老阿嬭，她們被遺棄、被冷淡、被羞辱的群像，透過阿盛的筆端，讓我們驚見了臺灣社會的老人問題及女性地位，均在有意無意間被「兒孫們」、「兒子們」、「所謂子孝孫賢」們、「後生」們所漠視、踐踏。阿盛取材的角色，其實也是象徵──不管在鬧熱街市或田畝之中乃甚至幽黯的角落，上一代的悲苦在下一代的糟蹋中，那「畫滿寂寞線條的臉」、那「散發著淒涼的古老顏色」的銀絲、那「沒發瘋的正常人也有可能顯示出來的恐懼的眼神」、那「否定世上有所謂子孝孫賢」的罵這罵那……都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所願意發生的群像。
同樣牽涉到女性尊嚴，年輕的女性又如何呢？阿盛透過〈綠袖紅塵〉的應召女郎、〈墜馬西門〉的坐檯女郎的自述，告訴我們情形更不樂觀。應召女郎「我」及芳芳、秋秋、如如、虹虹、屏屏等六個來自平地或山地的「折斷了翅膀」的女孩的故事，和來自鹽水鎮農家的咖啡廳坐檯女郎「春春」的自白，在阿盛筆下還是「多少有點自卑、多少有點小聰明、多少有點道理、多少有點可憐，同時有很多罪惡感的普通女人」，但她們的遭遇如出一轍──總是來自鄉野、家變，用不同的方式、理由墜馬於紅塵──這二篇散文其實意不在告訴我們故事，故事背後的場景，也就是臺灣六、七○年代以降的社會轉型，農村的破產、都市的墮落，以及改變中的社會結構下女性的弱者身姿，或許才是阿盛關心的重點吧！
「綠袖紅塵」這輯作品，雖然取現實題材、描社會眾生相，技巧上依然保持著高度的掌握能力。明顯的例子，如前述〈變色的月娘〉對五位老婦人的稱呼均各自不同，〈綠袖紅塵〉主角「我」的主述及旁敘，以及阿盛散文風的簡潔、俐落而又多轉折，在在印證了寫實與藝術的相攜相提，不互牴觸。
敘事性格一向為阿盛所長，所以阿盛的散文通常具備小說的外緣形貌，讀來引人入勝。「綠袖紅塵」之外，輯一的「稻菜流年」──大概應屬阿盛「新營經驗」的一個總結──如此，輯三的「夢裏花落」──延讀阿盛「閒雜文等」的諧趣幽默──也是如此。抽掉故事、抽掉敘事，則阿盛的魅力大概要減損掉大半。而這應該正是阿盛能以少數篇章崛起於七○年代文壇的主要原因吧！
三
總結來看，《綠袖紅塵》這本散文集就阿盛的散文創作路途言，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顯現了阿盛脫離老舊、單純的新營，走進繁複多端的臺北社會的轉型，觀照人世間社會群像的「綠袖紅塵」一輯，所占分量雖仍不多，但已證明了阿盛向更複雜的都市形貌探索的能力，猶如一棵不斷茁長的樹，「綠袖紅塵」雖然與「稻菜流年」、「夢裏花落」雜然並存，卻以其新生的萌芽，在樹梢尖端，指出了另一條壯闊的新路。從此開始，阿盛原來所兼擅的憶舊與諧謔有了沉澱、萎凋的可能。茶葉必須經過萎凋作用始能發酵熟稔，繁花落盡也才始見真醇。《綠袖紅塵》這本散文集給我們的就是這種感覺。
與阿盛結為摯交六、七年來，每為阿盛創作之稀扼腕，為阿盛在生活擔負下未能多所創作扼腕，然而阿盛強哉矯，阿盛不衰，在《行過急水溪》後，他打出了長期醞釀的「臺北經驗」牌，以幾乎只有半年的時光，寫下了這本有更往前推進之可能的散文集。在出國前夕的子夜燈下，我禁不住要為阿盛高興。來自新營的他所寫下的這些臺北經驗，不僅刻繪了轉型期社會的變革軌跡，其實也寫出了與阿盛一樣──在戰後出生長大，來自像新營這般大小的南部鄉下，而如今仍不得不在臺北一般的城市裏為生活奔忙──的一代的悲喜心情。
阿盛，且讓我們這一代更具自尊、更為勇健地來為臺灣這塊土地及其人民寫出更多有信心的文學。
一九八五、七、一，南松山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