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爺從福州來，都說福州有三刀，菜刀、裁縫刀、剃頭刀，林爺手持的是裁縫刀，他製作西服的功力一流，特意來找他做衣的人不少。其實，福州是林爺的第二個停留處，他出生於南京，飲的是長江水。這座古都在歷史上留下的繁華與榮景，實則更多的是如他出身般的窮苦佃農家庭，許多人遂離開古都到更新的地方去，二哥和他便是那許多人之一。
他們不知道要往哪裡去，循著有海的方向，輾轉來到福州。二哥在餐館裡做夥計，他則是給裁縫師傅當學徒。那時，他不過十二歲，讀過一些書，能寫幾個字。所賺的錢只足夠餵飽自己的肚子，未能寄給母親，他大約半年寫一封信，信中只是粗略寫著一切平安，隨信寄去幾塊零布，是師傅給人做衣時剩下的。母親不識字，未能回信。日久彼此生出一種默契，沒有訊息，代表在故鄉的親人大致無恙。早晨至黃昏，林爺在白燈管下裁衣、縫衣，盼能快些出師，寄錢回家。他和二哥寄居在餐館二樓的小房間裡，那裡原來是一間放置雜物的空間，約莫二坪大小。他們並不在意，反正幾無家當，在異鄉能有一處遮風避雨便足以過日。
林爺除了學裁縫，也學會吸菸。沒錢買菸的兄弟倆專撿客人餘下的菸頭，總是吸到最末端才善罷甘休，一不慎燙傷手指也不在意，這是一日最放鬆的時刻。菸頭短暫的燃光給予他一點溫暖，前方似乎還有一條曖曖未明的道路。但正因為未明，所以仍有一點光一點希望。
西服是奢侈品，能來製服的若不是稍有資產的，或者是為一件一生一次的新郎裝，那時的林爺也曾想像自己有一天穿上新郎裝宴客的模樣。一件又一件新郎裝，一天又一天昏黃的日子，忽焉他已十七，二哥滿二十。時局日益混亂，做衣的人反而有增無減，只是做完了衣未必等得到人來領。他忙得昏天暗地，領到的工資有減無增。於是，彼夜，二哥說要來台灣時，他想也沒想就點了頭，當時的他根本不知道台灣是什麼模樣。
混亂裡，二哥和他搭上了船，漂流不知多久，他吐了又睡，醒來再吐，終於在北方靠岸。二哥留在台北城，他則往南去。火車上，他蹲踞在車軌接縫間，吞吐一支白菸，二哥送他的臨別禮物，他終於徹徹底底孤身一人。行李除了幾件衣服，一封剛寫完來不及寄的家書，就剩一把裁縫刀。打著福州來的名號，他很快在一間西服店任職。他人長得高，因長期營養不良，顯得十分細瘦。一日，偶爾拿些吃食給他的鄰居大嬸說要給他作媒，他想起要給自己做件新郎裝的念頭，未與二哥參酌便回：好啊。對方與他平歲，因是獨生女，要求林爺必須入贅。條件是他們準備了一筆錢，給林爺租屋開店。
婚禮極為簡單，他穿著熬了好幾個夜晚製成的深灰色西裝，如同他曾經想像過的模樣。但他的婚訊和那封家書一樣，始終無法告訴母親。婚後，他租了一間小店面為人製服，收入勉強能維持家庭開銷。約莫此時，他開始酗酒。為此，他與新婚妻子吵過幾次架，他做的西服著實精美，然因酒誤事，客人時常無法在預定的時候提貨。他不知道究竟酒精的世界給了他什麼，只能感覺在那載浮載沉的虛幻裡，彷彿搭上一班回家的船，從台灣南方的港口直抵長江。
妻子不能明白離鄉背井的苦痛，她是父母專寵的獨生女，從未離開故土，雖然家中亦非多產，但自小沒洗過衣、煮過一餐飯。他其實不怪妻子，他其實不知道能怪誰，如果當初沒有隨著二哥離開故鄉，他午夜夢迴曾如此想，但現實的困局很快覆蓋問題可能的答案。
他租賃的店面留不住客人，兩年就收起，與妻子生下三子一女後分道揚鑣。他離開這座南方的城市，正如他離開南京、離開福州那樣，沒有緣由的來到另一個地方。他沒有去找二哥，而是來到另一座陌生的城市，寄居在不同的西服店裡，他只求三餐溫飽與酒，再無其他。
他手持裁縫刀，一刀一刀剪下所有情絲牽引，妻子的、孩子的，乃至於遠在他再也回不去的故鄉的。這絕非當初他來到福州習藝的目的，他當時應是希望能為母親做件棉襖，抵禦南京冬天的寒氣。或許吧，長期浸潤酒精裡的他已無法憶起這些。
林爺以為自己唯一能對這世界報以些許溫暖的，唯有在少數清醒的時候，他專注的一刀一刀為他人裁下新郎裝，他自己到不了的那個岸，希望穿著他製衣的那個男人能夠抵達。
林爺離世時十分孤單，獨自在病床上躺了三個月，二哥早離世，僅一次隨母姓的長子帶著媳婦與年幼的孫子來看他。他很想說點什麼，氣切的咽喉早將聲音化作空氣，這樣也好吧，就算有聲他可能也說不出什麼。長子待不過一兩分鐘，便離開說要去外頭抽菸。瘦小的媳婦抱著睡著的孫子有點吃力，他示意媳婦打開抽屜拿出一只手錶，寬鬆的銀白色錶帶怎也不像是林爺瘦癟的手所能承受。這是他唯一能留給親人的東西。媳婦將手錶放進她的提包裡，對於這個公公的故事，她曾模模糊糊聽婆婆以怨懟的語句談起。她真心可憐起眼前的這個老人，卻無能為力。長子滿身菸味走來，林爺究竟連抽菸都不可了，他聞見空氣中瀰漫的菸味，輕輕闔上眼睛，那麼沉重，那麼無味的人生啊。
林爺的心跳在那晚便不再跳動，他留下的那只手錶被一面之緣的媳婦收在一只鐵盒裡，至今仍不停的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