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owlin的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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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台灣六年級生認識小棣老師，應該都是從電視劇《佳家福》、《全家福》、《母雞帶小鴨》開始的。看似簡單的故事，每集內容都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生活瑣事，輕鬆、愉悅、有時候卻不經意就催出了我們的眼淚。
 
小棣老師的電視作品題材多元，華視八點檔《六壯士》中她所執導的《壯士行》與《音容劫》兩單元以更人性化的角度針對中國傳統仁義忠烈的價值觀提出質問；公視「人生劇展」的《台灣玉》改編自施叔青的小說，對於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帶著一種無奈的悲憫與感懷；至於描述一對小兄妹離家出走的《九歲那年》則堪稱台灣版《天堂的孩子》，以一種樸實不誇大去描述台灣底層社會的殘酷與溫暖。當然也別忘了開啟21世紀台灣趨勢劇先驅的《大醫院小醫師》，充滿歷史縱深的《赴宴》與地域廣度的《45度℃天空下》兩套「台灣大河劇」，以及超越職場劇既有架構與格局的《波麗士大人》。
 
小棣老師長期耕耘電視領域，這點其實相當令人佩服，老實說台灣電視劇的影響力應該是比台灣電影大上很多，因為台灣實在有太多「電影咖」穿上國王的新衣還渾然不知地享受那份毫無意義的虛榮。當然在電視之外，小棣老師也跟紀錄片（《百工圖》、《目送1949》）及電影圈淵源甚深，她曾經策劃三段式電影《黃色故事》並親自編導其中一段，為王童的《稻草人》與《香蕉天堂》撰寫劇本，又擔任《熱帶魚》製片，直到1995年才推出首部劇情長片《飛天》，其後陸續拍了《我的神經病》、《魔法阿媽》及《擁抱大白熊》，可惜除了《魔》片獲得首屆台北電影節商業類最佳影片、大台北票房達新台幣三百萬之外，其他三部大台北票房皆不盡理想（未破百萬），在評論上也未獲得應有的重視與肯定。
 
然而，即便《魔法阿媽》確定會是台灣電影史上極具里程碑的動畫長片（這二十年來仍未有任何一部上商業院線的國產動畫長片能達到它七成的成就，更別提《靠岸》之流），《魔法阿媽》卻仍在金馬評審會議上因遭批「迷信」而馬前失蹄（當年只有《魔》跟《末日世界》入圍，最後從缺），諷刺的是這獎項前一年的得主是更裝神弄鬼的《小倩》。所以我總認為，台灣真的欠小棣老師一個公道。不只是金馬獎，金鐘獎更是如此，表面上金鐘獎肯定了《九歲那年》與《赴宴》，但是《45度℃天空下》與《波麗士大人》的備受冷落，卻總令人有種「小棣老師好孤寂」的不忍……。話說我為什麼一定要出版《台灣電影愛與死》，最重要的原因正是為了將劇評以「紙本形式」流傳下來。如果說在台灣寫影評已經是很沒有前途的一件事，那麼在台灣寫劇評無疑更是如此。事實上，小棣老師的東西，絕對值得這樣的認真對待。
 
這篇理當要談《酷馬》的，抱歉前言好像岔題遠了些。因為之前連著罵了幾部台片，引起了一些反彈的聲音，有人氣急敗壞回我「拿著主觀思維來評斷每部電影作品...真的要你來拍我還真擔心你連劇本都寫不出來呢」，以致我忽然有感而發，相較於爛片在網路上所引起的訕笑與撻伐，我以為對於創作者更殘忍的莫過於一部好電影卻因為種種因素而缺乏足夠能見度、缺乏充分討論的機會與空間。我既然都不厭其煩寫了那麼多爛片評論，那麼我應該要以更多的篇幅、更慎重的更熱情的筆觸來推薦我所喜愛的電影，那才合乎「比例原則」啊。
 
老實說，《酷馬》的海報令我捏了一把冷汗。棒棒糖般五顏六色分散了董陽孜揮毫的主視覺「酷馬」兩字勁道，三個表情選得不甚好的主要演員大頭照（藍正龍看起來一點也不帥），slogan「我在幫生命寄一封信」有點讓人無法想像。故事的開場，我們知道酷馬是個孝順的孩子，他喜歡跑步，希望透過跑步脫離貧窮、奔向希望，然後他在一個夜晚無端遭糖果誤傷而死，成了心有不甘的孤魂，於是他找上了糖果……。這是《酷馬》的故事前提，也是電影的開場，坦白說這個前提拍得並不吸引人，比如糖果誤傷酷馬那場戲，攝影機的運動與分鏡應該可以更具節奏感、更銳利震撼一點，就如當初《波麗士大人》的破題並未太吸引到我，但我非常慶幸我有堅持追下去，看到第二集中後段，整個戲味紮實地暈散開來之後，那種真誠、充滿共鳴的感動，讓我感覺到一股幸福。
 
《酷馬》進入正題後，很快就感受到此片與小棣老師近作（尤其是《擁抱大白熊》與《波麗士大人》）創作脈絡上的連結性 —— 關於兩個平行生命的逐漸靠近。那是《擁抱大白熊》的大軍與怡芬，也是《波麗士大人》的劉漢強與林俊維，更是《酷馬》的酷馬與糖果。他們性格背景南轅北轍，他們在衝突與和解之間不斷自我進步，那是一種充滿寬容與良善的相互理解，終至形成一種互補。
 
有趣的是，從《飛天》、《擁抱大白熊》到《酷馬》，小棣老師的敘事觀點分別是頑劣的小孩、頑劣的小孩與無奈的青少年、陽光青少年與頑劣青少年，年齡層分佈好像有一「部」一「步」長大的意思。或許是小棣老師求學時期的自我投射的緣故，從擔任編劇的《熱帶魚》、動畫《魔法阿媽》，再到電影《擁抱大白熊》與《酷馬》，都圍繞著升學主義陰影下，被定義為「缺乏優勢戰鬥力」的孩子打轉。他們都是被父母忽略的小孩，這與他們的性格身份家庭經濟背景無關，無論大軍、怡芬還是糖果，他們都只是渴望著被身邊的人關懷，然而看似微不足道的心願卻是這麼難以達成，於是「作亂」成為他們對所處世界抗議的唯一出口。
 
《波麗士大人》對於國境之南的中輟生議題有非常深入寫實的觀察，但且讓我們拉遠來看，即便我們長大成人，我們仍舊有可能成為社會價值、規範體制之下的「中輟生」。我們未必作奸犯科，只因我們與所謂的「主流」不同調，我們就可能遭受誤解，被貼上標籤，被打入冷宮。大軍、怡芬、糖果、甚至劉漢強與林俊維，或者說小棣老師作品裡多數主人翁，或多或少皆是如此。與其認定這些人「頑劣」，我寧可將他們的「出走」，看作一種充滿勇氣的堅持。
 
酷馬的鬼魂堅持著糖果去向馬媽媽道歉，去代替他出席馬拉松。但是酷馬的鬼魂終究要四散，馬媽媽對於糖果的仇恨也終究需要化解，無論生者、死者、恨者、愛者，其實都是一個「執念」了得。小棣老師的作品總是習慣拋出一個非常巨大的命題，從《45度℃天空下》的醫療與人文地理、《波麗士大人》的警檢政與公平正義、《我在墾丁．天氣晴》休閒觀光與開發、在地文化保持，你可以說她太理想化，但她絕不鄉愿，絕不童騃，事實上她非常銳利而殘酷，她總是透過理想的不斷遭受打擊及生命的「逐．漸．逝．去」，來表現我們人生中那種無從抵抗的挫敗與無力。馬媽媽無論原諒糖果與否，都無法改變酷馬已死的事實；怡芬無論得到大白熊布偶與否，仍舊改變不了大軍因父母離婚而必須被送去美國寄讀的命運。也因此，小棣老師真正給予我們的，永遠不會只是簡單二分的好或不好，幸福或悲情。那是更微妙繁複、需要時間發酵的同理心；那是她創作三十年來不斷強調、不避諱以說教方式來傳達，無論如何都要我們懷抱著的 —— 寬容、悲憫，以及希望；那是持續自我實踐的小革命，那是努力不懈的自我解放與真正自由。
 
這回《酷馬》不僅聚焦於生命與死亡，相較於小棣老師的過往作品，還難得觸碰到了「性」，亦即糖果的性別認同。我喜歡小棣老師對於性別、性取向的不分同異（讓酷馬〔生命訊息╱死者╱男性〕與糖果〔信紙╱生者╱女性〕透過馬拉松「合體」），對於各種不同價值觀的不預設立場（例如酷馬是個溫柔的男生，即使變成鬼還是樂於做家事），以及對於每個角色不分大小的一視同仁（而非隨便交待），從酷馬的故事到糖果的故事，再到糖果家人、馬媽媽、甚至劉老師的故事，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他們也同時在另個圓圈中處於圓心的位置（這點以連續劇形式才能有更精緻的篇幅來呈現）。就如同小棣老師看待死亡的開放性態度一般，肉身的殞滅並不等同精神的亡佚，她真正在乎的是去挖掘出那份美好的、不滅的延續 —— 無論以何種型態、方式為之。
 
我曾經聽到一種說法，就是認為王小棣的作品作為電視剛剛好，傳達一個正向積極的、深具教育性與社會批判的訊息；但是作為電影格式，她缺乏作者風格與美學獨創性。我以為這是一種傲慢的偏見，充斥著那些自詡為電影創作人的自以為是。在我心中《酷馬》是與《臉》、《眼淚》及《當愛來的時候》同樣重要的作品，小棣老師的作品從來就不是以精練的場面調度取勝，她的作品開始時總嫌慢熱而需要我們更多的耐性，然而她創作之所以可貴，其實在於她真實地反應出我們腳下這片土地的聲音。那是一種百花齊放的，自由的聲音。
 
我最近收到一篇接受廈門《書香兩岸》月刊採訪後的完成稿，記者問我台灣電影之於我，何以如此重要？我自己都忘了我的回答是「對我來說，這片土地出現在銀幕上，比什麼都重要」，沒想到這句話成了該篇訪談的副標題。也許是我潛意識偷偷借用了葉石濤的「沒有土地，哪有文學」魂魄，但小棣老師的作品確實與這片土地緊緊地連結，我由衷相信，它們值得台灣觀眾更熱情的對待。對了，別再說小棣老師的作品與侯孝賢、蔡明亮處於不同的高度，1998年《魔法阿媽》可是打敗了《洞》、《海上花》與《徵婚啟事》，獲得首屆台北電影節的商業類最佳影片。你能說她贏得理不直氣不壯嗎？

原文出自：http://blog.chinatimes.com/davidlean/archive/2010/09/08/5367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