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盡天涯 成長是包容傷心的一切理由；生活是早上的兵荒馬亂與晚上的燈下樹影；寫作，不過是與自己和世界對話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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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說澳門第一代賭王盧九先生當年確立了一種華人的參政模式：依賴壟斷行業致富，透過慈善捐助獲得社會尊重再而得到政治任命，集政經權力於一身。可是，說那是參政模式，又有點不夠準確。　　

　　因為，在二十世紀中後期以前的時間，在殖民管治之下，澳門的華人其實沒有任何正式的渠道參與政治。盧九先生當年受到政治力量青睞，更多的原因是他在經營博彩業致富以後，慷慨捐助慈善，令不少華人受惠，所以，他在政治層面的真正力量來源，其實是源於慈善捐助得到的社會認同，我把它稱作慈善權力。盧九之後被稱為澳門第二代賭王的高可寧，繼承了同一種模式，經營賭業、典當業以至鴉片，也因此致富，捐助慈善，然後獲社會認同。　　



　　二十世紀前半後，澳門的華人中具有實質政治影響力的，幾乎都是同一類人物，包括盧九的長子盧廉若及其數名弟弟。這種情況，到何賢先生成為華人代表的時候有所轉變。何賢與盧九一類人物同樣是富豪，同樣熱衷慈善捐獻，但所經營的行業有所不同。何賢發跡的生意是銀行，不是博彩業一類特許經營的行業。而且，當時何賢受澳葡政府以至國共兩黨在澳力量青睞，不僅因為富裕和“慈善的權力”，還因為他能與左中右各方政治力量協調，更重要的是，在四、五十年代戰雲、諜影與國共鬥爭的幾種社會動盪因素衝擊著澳門的年代，他還有力量在黑白兩道當中周旋，據說真的擺平了很多爭端，才成為不同政治力量均想招攬的社會領袖。如果用今天的話語來形容，何賢先生的權力，既來自財富與慈善，也來自溝通與協調。當年的其他華人顯赫人物──崔德祺先生以及崔樂其先生，他們的權力來源，也與何賢相約。　　

　　可是，富豪透過慈善捐助與溝通能力參政，又或是獲得實際政治影響力，只是今天澳門政治格局的一個源頭，六十年代的一二三事件，還確立了另外一種重要的模式。


（我們的世代．之二十三）
文：原載2010年7月1日 《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
圖：http://cq.takungpao.com/upload/2009-12-22/200912221100321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