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航拍遭受洪水襲擊的安徽省宣城市貍橋鎮東雲村一片汪洋。圖｜中新
似乎每到水災，人類才會認真思考人與自然、城市與鄉村、防洪與疏導、救災與預防之間的關系。
今年在長江流域的暴雨便形成瞭另一場這樣“引人思考”的洪水。許多人將之與1998年的特大洪水相對比。然而，二者相距已有18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已經取得瞭一些進步，我們卻仍然在面對這樣的洪水時顯得束手無策。
尤其是，這是一場早有預測的洪水。
人類固然難以控制極端氣候條件帶來的所有災害。然而，面對一場提前預知的洪水“束手無策”，更深刻地曝露瞭中國城市防洪規劃、水域周邊快速城鎮化對自然蓄洪能力的侵蝕以及忽視中小河流防洪治理等多個薄弱環節。
請看總第764期《中國新聞周刊》封面報道《水患之問》
安徽：一個省的潰堤之患
水漫江城：一場大雨和一個城市的攻防戰
大水拷問城市“良心”
安徽：一個省的潰堤之患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王珊
本文首發於2016年7月15日總第764期《中國新聞周刊》
劉祖林沒有想到水真的會從河裡沖下來。
他所在的村子叫倪村，位於烔河和煬河呈“人字形”交匯進入巢湖的地方，這個四五百人的小村莊隸屬於安徽省巢湖市。劉祖林傢的大門正對著煬河，距離也不過四五米遠。
2016年7月3日，煬河的大水從劉祖林的傢門口淹下來，直到把整個村莊變成一片汪洋。“你就看著水沖著臉刷刷地淌過來。”劉祖林用手比劃著，情緒有些激動地描述當時的情景。當時，他隻來得及將兩個孫子抱出瞭村口。然後，又回去，將一床被子放在腦袋上頂瞭出來。
村子被淹後，大部分村民投奔瞭親戚。劉祖林沒地方去，被安置在放瞭暑假的烔煬鎮中心小學。七八個傢庭以床為單位分隔開，住在一間教室裡，也算安頓瞭下來。學校距離村子有20分鐘的路程。劉祖林每天都會回村子裡看一看。
村口的水已經到瞭成年人脖子的位置，越往村內水越深。倪村的大門口系著兩三隻“木盆船”，這是當地居民曾經打魚用的傢夥。劉祖林每天都要站在這個盆裡撐著一根竹竿出入村莊。他傢的房子隻有一層，水已經淹到瞭大半個窗戶，有兩米多深。院墻早已不見瞭蹤影，他隻能靠記憶判斷大體的位置。
超出預測
53歲的劉祖林是見過大水的人。他所在的烔煬鎮，一直都是個水患頻發的地方。“烔煬鎮”原本名為“桐楊”，因為水患太多，當地人欲以火來克水，就將倆字的偏旁都換成瞭“火”。上一次的大水還是在1991年，雨下瞭二十多天。當時，劉祖林也是看著水漫進瞭自傢院子，將倪村整個吞噬。“兩米左右的水位，兩個月水才下去。”談起當時的情景，他依然歷歷在目。
從6月18日開始，安徽進入梅雨季，開始下雨的時候，劉祖林和村裡的人都覺得“水不會大過1991年，至多沒過村口的橋30厘米左右”。
大雨是從6月30日開始下的，“房頂乒乒乓乓響瞭一個晚上”。劉祖林早上起來站在傢門口，望著外面的煬河，發現“河面噌噌地往上漲”。7月2日，他傢裡開始進水，他把一些零碎的不能泡水的物品放在凳子上。村裡要求撤離的命令也隨之下來，看著村幹部挨傢挨戶地勸村裡子的人轉移，他依然覺得有點“小題大做”。
然而7月3日醒來，他發現，河水一夜之間暴漲瞭幾十厘米，傢裡的水瞬間沒過瞭腰。劉祖林這才意識到“不好瞭”——“水和1991年不一樣，不是慢慢往上漲的。”劉祖林慌瞭手腳，“沒有辦法，屋裡的東西搞不出來就算瞭。”
安徽省氣象局7月1日發佈的信息顯示，安徽多地遭特大暴雨襲擊並暴發洪水，暴雨紅色預警隨之發佈。這場大雨集中在長江中下遊流域，波及浙江、貴州、湖南、湖北、江蘇以及安徽多個省份。
“從6月30日開始的5天內，安徽所在的長江流域的降雨量，達到瞭北京市全年的水準。” 安徽省水利廳防汛調度處副處長蔡中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從6月18日開始，安徽南部共有10次降水過程，“剛開始雨帶還在江淮南北擺動，後來就完全停在瞭江淮中南部。”
這是一場早有預測的洪水。早在今年年初，長江防汛抗旱指揮部就曾發出預測稱，由於罕見的超強等級厄爾尼諾事件，今年汛期中國長江中下遊地區發生大洪水的可能性很大。氣象水文預測分析，這是1951年以來第三次最高等級的厄爾尼諾事件，且特征與1998年誘發長江特大洪水災害的超強厄爾尼諾事件高度相似。
安徽省也預測，省內或將遭遇50年一遇的洪水，有可能超過1998年的那場洪水，特別是長江、淮河、大別山流域及皖南地區，出現洪災的可能性非常大。
安徽省汛前檢查的工作甚至提前到瞭2月份，以往都是三四月份開始。“當時預測，整個長江中下遊區域安徽的降水量要比往年同期偏多兩到五成。”蔡中正說，省內緊急啟動瞭分工制，將長江淮河的流域分為5段，每個省領導負責一段。若在平常，一般的防汛是由防辦主任來領導，三級響應則由安徽省水利廳廳級領導負責。7月4日之後，安徽省啟動防汛二級應急響應，分管水利的副省長索性住在瞭安徽省防指裡坐鎮指揮。
每天各地都會將險情報備到安徽省防指，根據統計，千畝以上的大圩漫破的有106個，萬畝以上的則有5個，各支流的險情也有1000多處。“剛開始的時候，守衛的人也會去加高堤頂，進行阻擋，但是後面水大就加不瞭瞭。”蔡中正說。
巢湖市也漫破瞭30個小圩。“沒有想到水情這麼大。”巢湖市副市長夏群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巢湖的防汛基本是按照1998年洪水的規格準備的，但是今年的洪水卻呈現瞭“點狀分佈”的特點，“1998年的大水是在長江整個流域。”
巢湖市區就位於這個“點”上。7月1日，巢湖市日平均降雨量超過270毫米，巢湖散兵鎮橋灣村單日降雨340.8毫米，突破1950年雨量觀測站建站以來的歷史極值。
7月1日巢湖市區開始出現內澇，作為城防總指揮的夏群山下令打開20個排灌站，將市區的水排到巢湖和長江裡去，“一天一夜的時間，我們抽瞭一個中型水庫的量。”此時，巢湖的水位還隻有10米左右。
隨後，伴隨著新降水，巢湖的水位上升得很快，到達12.66米，超過瞭12米的保證水位。保證水位是指在人為力量下可以保證水庫安全的位置，超過瞭水位則意味著人力的無奈。夏群山記得很清楚，巢湖到達保證水位的時間是7月4日早上7點06分。隨即，巢湖市防汛的預案也從“全面防、全面保”，轉向瞭“重點防、重點保”。
如今的巢湖就像一個不會漏水的“大水缸”，與和它相鄰的長江水位幾近持平。“我們曾經有句話叫做‘關起門來慢慢淹’，水排不到長江去，沒有任何辦法，雖然有排澇機械，但是對整體來說，它是杯水車薪。”一位當地工作人員說。
與滿溢的巢湖水相對的，則是巢湖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將要變空的物資庫，“一開始還能滿足，但現在防浪佈、油佈，還有打樁用的木材已經很緊張瞭。我們一邊往外調用，一邊往裡調撥，但周邊的地區面臨同樣的水災，市場很緊張。”巢湖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主任劉軍說。從6月30日開始，劉軍就沒回過傢，吃住都在辦公室，差不多每一分鐘他都在通話，兩部手機、一臺固話，幾乎被打爆瞭。“你慢點說，我的頭都蒙圈瞭。”他沖著電話那頭嚷嚷著，邊說邊記錄對方的需求，每天的汛情發佈、物資調配運輸都需要他經手。
開閘泄洪
大水來得猛烈。7月1日23時20分，為瞭保證合肥市廬江縣西河流域圩區的安全，安徽省防指命令東大圩蓄洪區開閘泄洪。當時，西河的水位達12.51米，超保證水位0.61米，且繼續上漲。
蓄洪區是分洪區發揮調洪性能的一種措施，它是指用於暫時蓄存河段分泄的超額洪水，待防洪情況許可時，再向區外排泄的區域。建立蓄洪區，是犧牲局部利益，保證重點城市、重點地區安全的一項迫不得已的措施。這是東大圩蓄洪區建立以來的第六次開閘泄洪。
東大圩蓄洪區耕地面積6.5萬畝，設計蓄洪庫容2.3億立方米，安徽省白湖監獄就位於該蓄洪區內。7月1日當天，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開始轉移。監獄的每名服刑人員分到一個箱子和一個大袋子，用以將所有隨身物品打包入內，然後排隊登上瞭開往其他監區的大巴車。轉移用瞭接近3個小時的時間。負責這項任務的民警甚至連一件換洗衣物也沒帶出來。讓一位民警最感到惋惜的是，他忘記瞭將壓在桌子臺板下由女兒繪制的全傢福拿出來。
7月1日晚，當所有撤離工作完成後，東大圩進洪閘緩緩開啟，渾黃的西河水以每秒230立方米的流量進入東大圩蓄洪區。
安徽省防指在6月28日就提前向合肥市、安徽省司法廳下發瞭《關於做好東大圩運用準備的通知》。“下決心使用蓄洪區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看所在區域是否超過保證水位，同時考慮上下遊的來水量和雨量，目的是減緩下遊的壓力。”蔡說。
東大圩隻是省級的蓄洪區。在安徽，國傢級的蓄洪區有18個。最為知名的要數王傢壩的蒙窪蓄洪區，有18萬人口和18萬畝耕地，庫容量7.5億立方米。要調度國傢級蓄洪區，必須要由國傢防總下命令。王傢壩地處淮河上遊、中遊的結合處，對淮河中遊的防汛調度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被稱為“千裡淮河第一閘”。作為淮河第一道安全屏障，蒙窪至今已有12個年份15次蓄洪。“淮河在王傢壩閘以上河道比降較陡，落差達178米，而到瞭中遊比降突然變緩，河道落差僅為16米。下遊又有洪澤湖的頂托，所以淮河一遇大雨，極易在中遊形成洪澇災害。”王傢壩水文站站長李守會說。
根據天氣預報，長江流域的大雨有可能北移。屆時，淮河上遊如果出現大雨天氣，王傢壩很有可能再次開閘泄洪。7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視察王傢壩。李守會向李克強報告瞭王傢壩的情況，“總理問我有沒有信心，今年要不要開閘，我說，上遊流域的雨如果能夠下到50到100毫米的話，王傢壩將超過警戒水位27.5米。”李守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這幾天，水文站上報水位和水量已經從一天兩次變成瞭2小時一報。
不過，相對於長江流域洶湧的大雨，王傢壩一直風平浪靜。王連三今年已經78歲，他見證瞭每一次王傢壩的開閘泄洪。“不泄水怎麼辦，淹就淹瞭吧。”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大水也是1991年，當時，村裡的土房子遇水就散瞭，“沒有高地可以去，就隻能爬到樹上去。”根據記錄，1991年洪水，安徽省境內22個行蓄洪區全部啟用，保證瞭淮北平原和淮南蚌埠等重要城市和京滬鐵路的安全。
作為蓄洪區的蒙窪地區，各方面發展非常落後。當地教育基礎設施薄弱，人口文化素質偏低，勞動力當中文盲、半文盲和低文化人員所占比重較大。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全國文盲率6.72%，而蒙窪蓄洪區所在的阜南縣為21.2%，比全國文盲率高出14.48個百分點。蒙窪地區的經濟也很難發展起來，李守會說，“現在宣傳上說發展瞭很多地方性產業，其實比例都是非常小的。”
2000年，國務院發佈瞭《蓄滯洪區運用補償暫行辦法》，對列入國傢蓄滯洪區名錄的地區，若遇大洪水分洪，國傢將給予補償。蒙窪蓄洪區的老百姓一畝地可以獲得860元錢的補償。“必須要提高蓄洪區補償的比例，現在國傢級蓄洪區有補償，而東大圩這樣的蓄洪區隻有省裡的少量補貼。”蔡中正說。
截至7月11日11時統計，安徽省累計受災人口833.3萬人，因災死亡22人、失蹤2人，農作物受災面積694.3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256.2億元，其中農業損失94.4億元。
臺風威脅
距離劉祖林所在的烔煬鎮30公裡的巢湖市區也面臨著被洪水漫頂的風險。巢湖大堤已經在雨水中浸泡瞭接近兩個月的時間。包括夏群山在內的所有人都擔心，堤壩時刻會出現崩塌、滑坡等重大險情。而且，臺風就要來瞭。
中央氣象臺7月7日發佈的消息顯示，1號臺風“尼伯特”預計8日凌晨至上午以超強臺風的強度登陸臺灣，9日早晨至上午以臺風級別的強度登陸福建。
這讓所有巢湖大堤上參與抗險的人都不禁抽瞭一口涼氣：大風比大雨要更可怕。巢湖北岸大堤在鄉鎮段有50公裡，城區則有8公裡左右，最怕從南邊吹來的風。如果大堤垮塌，則意味著整個巢湖失守。“風浪是巢湖抗洪防災防汛當中最怕遇見的，6級左右的風，巢湖大堤上基本上不能站人，超過7級的話則不能上去人，浪甚至有可能直接打到背水坡上，造成堤壩的松動。”
1991年洪水後大風的到來所造成的慘象依然歷歷在目。夏群山就經歷過那個時刻。1991年7月6日，經歷瞭多次強降雨的巢湖市終於迎來瞭晴天。然而，下午六點左右，巢湖市上空刮起瞭8級大風。隨後巢湖市最大的圩區漫破，當時水位還沒有達到保證水位。所有到巢湖市的路都不通瞭，到合肥必須要繞行到寧漢高速。“一個大浪打過去，沖擊有5米遠，對於堤壩的沖擊力很大。現在想起來都會害怕。”夏群山說。
大水將臨，為瞭對臺風的到來做準備，不少民兵把背水坡的樹木的枝幹砍掉，扔進水裡，以減緩風力形成的巨浪。水下行道上的一棵大樹也被砍得光禿禿的，以防止枝幹遭遇臺風後，大樹的根部會擾動堤壩。
7月8日中午，更加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瞭。巡防人員在巢湖大堤城防段背水坡發現瞭一個5厘米左右的裂縫。隨後，這條裂縫迅速擴大，最終形成30米左右寬的塌方滑坡，寬12米的巢湖大堤有3米坍塌下去，並開始有水從堤壩裡滲漏出來。“這是深層次的滑坡，主要原因是背水坡後面有40畝水塘，水已經將大壩下面浸潤，使得壩堤下陷，這是今年遇到的最大險情瞭。”現場的險情處置專傢、巢湖管理局河道和工程管理處副主任阮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
40畝水塘要追溯到大堤的修建之時。巢湖大堤始建於上個世紀80年代初，距今有30多年，後來在1991年、1996年兩次冬修時，在原建堤壩基礎上，進行瞭兩次拓高。和當時那個年代修建的大多數堤壩一樣，巢湖堤防的建設大多是就近取土，或者是堤後直接取土，取土後的土塘沒有進行處理或者直接形成“龍塘”。一旦洪水來臨，就會出現滑坡、岸崩等險情。
裂縫發生的水域在城防900米的關鍵堤段，水面開闊，距離主城區不到三公裡。湖水一旦溢出，意味著整個巢湖市區將變成汪洋大海。“如果真的垮堤，受淹人口至少在10萬人以上，還有那麼多資產。”阮俊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緒，將精力集中在搶險方案的實施中去，他不敢想象可能造成的後果。
依據防洪標準，巢湖市屬三等城市，重要性為中等，防洪的標準為50~100年一遇，對照防洪標準和安徽省水利廳對巢湖市城市防洪規劃報告的審查意見，巢湖市中心城區防洪標準為50年一遇。
但是，實際的建設效果和落實效果卻令人擔憂。上海市水利工程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總工石正寶在論文中寫到，巢湖防洪工程標準低，城市周邊沿巢湖、裕溪河以及城郊聯圩提防標準不足20年一遇。
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投標法》才開始實施。阮俊說，在此之前，堤防的修建加固多由當地政府、鄉鎮以及民兵組承擔，“很多也不是完全按照建設管理的科學程序進行的。”
此外，對於防洪工程措施來說，我國有相當多一部分城市的防洪工程建設是不符合國傢標準的，防洪工程建設還會承擔一些其他的任務，例如灌溉、城市美化等，因此，防洪工程在設計的時候，考慮瞭太多除防洪以外的其他性能，相比之下，工程的防洪性能就比較低。
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務院關於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意見》。《意見》要求，到2015年，重要防洪城市要達到國傢規定的防洪標準。
而在2015年，國傢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督查專員張傢團表示，“根據掌握的情況，全國657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的防洪標準不達標，其中70%以上城市排澇能力水平達不到國傢規定的標準，90%的老城區達不到國傢規定標準的下限。”
天然蓄滯洪能力減弱
7月8日下午6時左右，武警水電80位官兵到達搶險現場，跟隨他們而來的還有以挖掘機、推土機和自卸車等為主的18臺重型裝備。根據研究方案：大壩已經疲軟，不可能上任何大型機械，從壩堤上搶險變得不可能，唯一的辦法是從背水坡進行加固，做一條50米長的平臺，穩固堤壩，阻止崩塌。然而，40畝水塘使得接近背水坡變得艱難起來，通往堤壩的隻有一條不到一米寬的小道。換句話說，必須要填水塘修出一條允許重型機械通過的大路。
運載石料的大車來來往往，將大石頭倒在路邊，挖土車隨後將石頭推進水塘，每個小時大概有300噸石料倒進水塘裡。與此同時，大堤還在以每小時20公分的速度塌陷。能否在臺風之前將大堤滑坡處置好，沒有人敢打保票。恐慌以一種沉默的方式在人群中蔓延，“這是在與臺風賽跑。”現場的一位工作人員說。
夏群山握著對講機，面對施工現場，看著運輸車來來往往，從下午6點站到瞭半夜12點，連喝口水都顧不上。過瞭凌晨1點，他才找瞭捆礦泉水坐在瞭上面，有人遞給他食物，他都拒絕瞭。“明天臺風就要來瞭，對於巢湖大堤是考驗的關鍵。龍王爺不好鬥啊，真的不好鬥！”他就是巢湖人，已經對抗洪搶險習慣瞭的他，這次依然沒有把握。
1991年，這塊裂縫區域北面直對的賈塘圩就沒有保住。“最後就是讓水漫進來，保不住瞭”。1991年洪水過後，巢湖的水面面積增加瞭50%以上，增加的面積就是破圩面積，賈塘圩就是其中一個圩區。
不過，那個時候賈塘圩基本還是農田，居住人口也不密集，巢湖的城市建設還集中在環城路以內。而如今，隨著巢湖城市的擴建，賈塘圩已經發展成為商業熱點區域。巢湖市區和大水之間距離咫尺。
巢湖市的發展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城市化建設的顯現。1980年大水後，為解決巢湖市防洪問題，城區周邊圩口被聯成城郊聯圩。改革開放以後，城市化進程加快，周邊圩口陸續被開發成經濟開發區、商住區。
1994年，巢湖市內常住人口17.5萬，建成區面積隻有17平方公裡。1995年巢湖市城市規劃規定，市區用地發展方向確定為適當向北，重點向東、向西、西南以及東郊的半湯方向發展，逐步建成半湯新區與賈塘圩西區兩個次中心，形成完善的城市功能和集中緊湊的佈局結構。截至2013年末，巢湖市戶籍人口為88.04萬人，面積達到44.2平方公裡。
與巢湖市區同時擴建的，還有巢湖周邊的其他城市。巢湖市區隨著人口擴大，城區沿巢湖岸線不斷延伸；廬江縣也在2010年編制瞭建立濱湖新城的規劃；合肥2016年也在加快出臺環巢湖國傢旅遊休閑區總體規劃……
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城市防洪問題面臨新的挑戰。新興城鎮在平原低窪地區林立，這種狀況不僅增大瞭城市的洪水風險，而且加劇破壞瞭本已脆弱的城市水系生態平衡。長期以來，由於城市防洪規劃滯後於城建規劃，往往城市規劃已經定案或已在實施，才發現城市處於嚴重的洪水風險中。
江西省上饒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處的姚劍曾經針對類似的狀況進行討論，在一篇名為《城市發展與防洪規劃》的論文中，他指出，近年來，城市化建設對土地開發需求不斷增加，城市化和經濟社會發展越快，致使城市的防洪問題越突出。城市建設對土地平整性、交通便利性、區位優勢等方面的要求，使得可供城市發展的用地更趨緊張；而洪水的漲退、豐枯規律要求為洪水留出足夠的調蓄、宣泄空間。這就帶來瞭城市防洪與城市發展之間的土地之爭：老城區原有水面被蠶食，新城區偏愛向景觀優美的濱水地帶發展。
2007年臺風“羅莎”過境期間，杭州主城區最大日雨量191.3毫米，創下瞭杭州市區的最大日降水量。杭州主城區尤其是城西嚴重積水514處，城西主要交通幹道幾乎全部癱瘓。造成城區受淹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造成天然蓄滯洪能力減弱。2007年，杭州主城區面積在近20年內已擴大瞭4倍多，導致大量滲水率高的軟地基被硬質地面所替代，大部分雨水轉換為地表涇流，在同等降雨強度下，地表涇流量成倍增加。此外，大量河道、池塘、窪地、水田等被改造成房地產開發區，大大減少瞭蓄滯水量。
中小河流難題
直到7月9日早上5點左右，滑坡堤壩的險情才算控制住。夏群山這才說瞭一句，“當時壓力很大。”他的壓力不僅來自堤壩的滑坡，還有巢湖市內支流河流不斷出現的險情。
“河流治理在規劃的標準上往往有些問題，河流的標準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但是水情和雨情都發生瞭很大的變化，兩者已經不相匹配。”夏群山舉瞭一個例子，“過去生活水平低，高血脂的診斷標準也低；現在條件好瞭，判斷的標準也相對提高瞭，標準應該跟著條件發生變化。”
事實上，如果通往巢湖的中小河流水位繼續上漲，險情將不斷發生、發展，巢湖防汛壓力將會進一步加大，中小河流防洪設施少、標準低的現實在大水之下暴露無遺。從暴雨開始，安徽省內31條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有13條超歷史最高水位，16條超保證水位。“我們抗洪的重點不在長江幹流，而是在各個支流，中小河流險情多，抗洪壓力大。”
2010年，安徽省印發瞭《安徽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實施意見》的通知顯示，省大部分中小河流沿邊的縣城、重要集鎮和糧食生產基地的防洪設施現狀、防洪能力普遍不足10年一遇。中小河流現有的堤防工程大多堤頂高程達不到設計標準，堤身單薄、填築質量差，發生洪水時極易發生堤基、堤身的滲透破壞。
在大水未到來之前，蔡中正就曾對安徽的狀況進行描述分析說，安徽省中小河流病險水庫防洪隱患多，長江流域大部分中小河流未進行系統治理，堤身單薄，“我省有5000多座小（二）型水庫，其中有600多座尚未實施除險加固建設，主要分佈於江淮地區，影響度汛安全。”
“現在，國傢對長江大河的治理，已經投入很多，但是中小河流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地方自己在搞。”一位業內專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
以合肥的南淝河為例，2016年7月5日，位於該河段的肥東縣長臨河鎮姚埠圩雙鬥門處數十米圩堤發生坍塌，隨後發生破圩，一萬多名村民全部被轉移，堤壩“守護”的圩內，近兩萬畝農田被淹沒。“南淝河的右側挨著合肥市區，由合肥市負責治理，標準就高些，左側則是合肥市下屬的肥東縣，之所以破圩，是因為有一段治理工作尚未完成，今年就出險瞭。現在國傢也在做中小河流的治理，但是剛剛開始，系統治理的還不多。”蔡中正說。
我國大江大河的整治，歷來以中央財政為投入主體。而中小河流，主要在城市管轄范圍之內，以地方財政為投資主體。
2009 年，水利部啟動瞭《全國重點地區中小河流近期治理建設規劃》，對全國重點地區中小河流治理工作按照一定比例予以適當支持。但由於中小河流數量眾多，資金缺口很大，整治工程所需資金大多還是需要地方政府來籌措。“在東部富裕的省份，中小河流整治已經有瞭較大的投入，但是中西部省份的大多數中小河流，實際上是在吃上世紀50~80年代群眾義務投工投勞進行河流整治的老本。”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領域專傢、原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程曉陶說。
然而，中小河流眾多，分佈廣泛，在整個防洪過程中作用不容小覷。相關資料統計，除瞭七大江河主要幹支流之外，我國有眾多的中小河流。其中，長江河流域面積在100 平方公裡以上的河流約有 5 萬多條，這些中小河流沿岸分佈著眾多的城鎮和農田，與大江大河的防洪建設相比，中小河流治理總體滯後。水利部部長陳雷曾表示，一般年份中小河流洪澇災害損失占到全國的70%~80%，死亡人數更占2/3。
以湖南省為例，僅僅是長江洞庭水系，流域面積即占全省面積95%以上。其中流域面積大於在3000平方公裡的河流就有24條，而200平方公裡的更高達5040條。總起來說，這些河流絕大部分都是省境內河流，流域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60%以上，約有三分之二的中小河流達不到規定的防洪標準。
程曉陶曾算過一筆賬，中國平均100平方公裡有5萬條河流，就算一年能治理100條，也需500年才實現一次“輪回”。即使一條河流投3000萬元，也隻能修重點防洪河段，並不能治理整條河流。“這不是國傢沒有作為，”程曉陶說，“而是短期難以做到。”
“一條河流，小的要幾十公裡，大的幾百公裡，一公裡造價恐怕將近在一千多萬。”安徽省水利廳一名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大部分中小河流，治理過後能夠達到20年的防洪標準就不錯瞭，但一般都是5~10年的樣子，這種情況怎麼行呢？”
在程曉陶看來，中小河流整治必須要建立考評與獎懲制度，明確各級政府在每段河流治理中的職責要分工明確，“誰的孩子誰抱走”；其次，明確自己的傢園自己保，有錢出錢，無錢出力，上級財政對出大力者給予獎勵，中央財政對有利於全局的方案給予補貼。
住在學校裡，劉祖林每天都要回傢一趟。他也不做別的，就是扒著窗戶往房間裡看一看，巢湖裡的藍藻已經堆滿瞭他的房間，盆盆罐罐都漂在水中。傢裡唯一還算安全的是電視機。臨出門前，他將兩張桌子摞起來，又放上瞭一隻小板凳，電視機就孤零零地放在最上面。看到它，劉祖林會想起平日傢裡吵吵嚷嚷的聲音，而如今，這個最值錢的傢當隻是默默地與他“對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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