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oyangu.com/2011/12/students_slaves_02/
第五：風紀制度
在批判風紀制度對學生的禍害，先回顧兩個心理學上出名的實驗，用以佐證。其中一個實驗是1961年耶魯大學的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教授主導的電擊實驗，另一實驗是1971年由史丹福大學主導的監獄實驗。兩個實驗都奠定了社會心理學的基礎。
耶魯大學的實驗是這樣的：測驗者被招募做充當「老師」，被告知需要做一個關於「體罰的實驗」，而「老師」的任務是教導實驗室另一旁的「學生」（有牆阻擋，「老師」看不見「學生」）英文生字，如果答錯，就對「學生」施加電擊，連續答錯每次加10伏特電擊，最高可達450伏特（已對人造成生命危險），其實「學生」只是由研究人員冒充，例必答錯，所有「學生」的痛苦反應都是裝出來的。
這個實驗的原意是測驗「老師」是否會因為良心發現而拒絕服從權威的指導。在實驗前，研究人員認為只有1%的人才會這樣變態，但結果卻出乎意料，有約三分二的測驗者都將電擊率開到450伏特。只有少數人因為良心發現而拒絕繼續實驗。
第二個實驗來自史丹福大學，由金巴多教授主導的「監獄實驗」，研究人員招募一批正常學生，抽籤決定誰擔任「獄卒」和「囚犯」，然後在一個模擬監獄生活兩個星期。結果到了實驗開始兩日，就被迫讓一些「囚犯」退出實驗，到了實驗一個星期，由於有「獄卒」開始過度虐待「囚犯」，實驗被迫停止。
誠然，本文極多立論，建基於以上兩個實驗。我沒有主張學校和監獄一樣，而是點出兩者的相似性。很多論點已出現在前文，不贅。其中，風紀制度可能是培養學生奴性的重要環節。例如以我校（伍若瑜）為例，由中二已開始招募領袖生（風紀），中六更強制全級擔任領袖生。以電擊實驗為例，我們發現群眾是極易受權威教唆，那怕做的是暴行。以監獄實驗為例，如果用權威將一群人分派到不同的岡位，這群人會很快「入戲」，成功地扮演一定的角色，哪怕這個角色他自己是相當討厭的（事實上，監獄實驗的實驗者都是相當反權威的），這兩個實驗都點出一點，如果沒有相應措施，人是很容易在權威的指令下行惡，那怕他是一個好人。就如一些納粹分子在平日是一個良好公民，但是進了集中營當獄卒就變成了魔頭，由此可見制度和環境對人的羈縻。
而風紀制度，正正是運用了這兩個實驗的原則。首先，抽出一群人，賦予他們領袖生的職責，他們就像那群史丹福的「獄卒」、「囚犯」，會「入了戲」，努力地扮演整治校風的角色。站在這個立場，他們就會對學校的反人權、反民主、反法治等諸多不正確行為（例如侵害人身自由）慢慢認同，甚至認為是天經地義。慢慢地，他們就像著了魔，對學校的獨裁和專制予以認同，更不會成為改革力量。啟敢很記得自己在中六的時候在學校的評議會要求改革校政，結果被全部同學否決。誠如林語堂所言：「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裏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事實上林語堂這話是錯的，因為西方國家的實驗也證明他們的國民對權威也是毫無抵抗力的。
出來社會之後，學生沒有受過批判教育，結果做過風紀的學生就成了林語堂筆下的「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的奴民，對當權者的暴政用諸多藉口開脫。他們對香港警察的暴政亦沒有警覺性，只是對真心為社會的社運分子大加鞭撻，真是愚昧之極。
第六：將學生兒童化
這裡或許會引起別人的反駁，認為學校無時無刻都在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這顯然是錯的。學校只是培養學生的工具理性，而非價值理性。就像當初的明治日本教育，只是為了培育國民成為戰爭機器，讓他們成為天皇的犧牲品，並非教導他們改進社會的能力，學校培養學生的能不過是一種生存技藝，但學校並沒有教育學生如何變革社會。說得難聽點，學校就是讓學生變成資本家豢養的豬。
所以，學校一方面教導學生為資本家服務的技藝，一方面盡量讓學生變得無能，要事事依賴這個社會。當然，由於社會福利是和抵觸資本家的利益，所以自然要教學生自食其力。但是自食其力之餘，學校又要學生接受社會的不公是天經地義，無法改變，某種意義而言，這是將學生兒童化，讓他們不得不依靠資本主義這個父親。
第七：國民教育
無話可說，完全是愚民教育。
第八：公開考試
由於香港的就業市場主要仍然以學士為入職要求，所以入大學一直是香港學生的必爭之戰。相對一些歐洲國家的大學教育普及，香港的大學入學率僅是適齡學生的18%。固此，應付公開考試進入大學一直是所有香港學生的必經階段，因為香港的產業發展畸型，只有金融和地產「兩支獨秀」，固此進入好大學意味取得好的職場入場券，為此，香港學生花盡心機投入考試，而學校為了催谷學生，亦不會自討苦吃，在課程上加上其他的價值教育。這可能是政府最斲喪學生的獨立思考的措施了。
以上幾點，大致上勾畫上學校培養學生奴性的政策。最後，或許有人會問，為甚麼仍然會有壞學生反抗老師。首先，我認為現行的學校制度只能培養學生奴性，而不是紀律，而這種奴性是作家柏楊所言的「狼性的忠」，誰對他有利他就服從誰。正如社會學家海德（D.Held）所言，服從有七種可能原因：
(1)在威嚇情況下的服從；
(2)未經思考的慣性行為；
(3)不置評論的冷漠；
(4)不滿現狀但無其他出路所以默然忍受；
(5)不滿現狀但因長遠利益而妥協；
(6)認為現狀值得支持；
(7)在理想環境底下，所有人平等地以民主協商出來的共識，再共同服從。
啟敢認為，只有(7)才能真正培養出一個有紀律的人。不幸的是，學校的教育的服從只在(1)-(5)徘徊，一些沒有在學校取得成就感的人，自然就不會將老師權威放在眼內。我無意對這群「壞學生」說好話，但是學校所高舉的價值觀也是空洞無力的。
總結而言，培養一個人有紀律，必須讓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能夠抵抗群眾壓力的情操。一群奴才是不會有紀律可言的。一個奴性教育只能出土匪或奴才，不幸的是，我們的學校教育就是這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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