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報告的時候到了，戴上老花眼鏡的綿羊開始長篇大論。
在Apologia中，蘇格拉底以他直截了當、充滿了正義的自信侃侃而談，為自己做了辯護；只是為何辯護？對於最早的誹謗，蘇格拉底說：「這些事情跟我完全不相干。」面對Meletos等的指控，他又說：「我並沒有Meletos所指控的罪過，我覺得用不著更多地為此申辯。」但如果不是這些罪名，那麼是什麼將蘇格拉底拉到了雅典的法庭上來？他受到的那些非難又是如何產生的？我們發現到，使蘇格拉底遭到質疑的其實不是那些曖昧閃爍的罪名，而是他信仰的生活方式。在我看來，這篇Apologia最終處理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世上的行為準則，或說倫理，或說「道」，它在問著：「我們應當怎樣活著？」
咳咳，綿羊清了清喉嚨。
讓我們看看蘇格拉底遭遇到的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一開始，蘇格拉底要法官注意考察他說的話是否謊言，並區分了最早的和現在的控告者，然後他解釋了是什麼使他蒙上惡名－屬於人的智慧，儘管蘇格拉底表明他意識到自己並不智慧。
為了檢驗神諭，他對有智慧名聲的人們進行考察，結果發現他們一無所知，卻自以為知道什麼。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他並非不了解這樣做的後果，他說：「這以後我又逐個訪問，自己也感到這在招怨，心裡很不自在，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以服從天命為重。所以我一定要訪遍一切號稱有點知識的人，探索神籤的意義。」這考察使他四處樹敵，但蘇格拉底沒有停止察訪，他感到那神諭無非是神用來告訴人們真理的一種方式，他忙碌奔走，透過指出那些不智慧的人以幫助神的事業。因此沒有功夫料理自己的私事，沒有餘暇參加政治活動，。
然而蘇格拉底的考察是為了什麼？看起來倒不是尋訪真理或者智慧，首要的原因還是服從神的命令，讓世上的人明白他們的智慧實際上毫無價值。在這裡，哲學似乎仍是奠基在信仰之上的。
接著，他指出了人們指控他敗壞青年的真正原因，在於恥於承認無知的人們，出於忌妒或為了維護名聲而猛烈批判他。
蘇格拉底以論證證明了Meletos並不真正關心青年：能使青年改善的應屬於少數人，而非所有雅典人都使青年學好，只有蘇格拉底一人腐蝕青年。又因教壞青年會有使自己受害的危險，要嘛蘇格拉底沒有敗壞青年，要嘛他產生了壞影響但卻是無意的，在後者的情況下，蘇格拉底只應受到私下訓誡。面對不信神的指控，蘇格拉底論證出不可能相信有超自然的存在（諸神的子女）而不相信有神。
眾人的謊言和妒忌使無辜者遭到誣陷，而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蘇格拉底，你做了一系列事情使你面臨死刑的危險，你不感到懊悔嗎？」面對這個問題，蘇格拉底揭櫫了一條行為準則，也為先前提出的問題「我們『應當』怎樣活著？」下了一個暫時的假設：「他在採取任何行動的時候只考慮一件事，這就是他的行為是否正確，是好人還是壞人。」
只要是正確的，即使是必然地迎向死亡與危險，都不會阻止這個人行動。
那麼問題便是，如何才算得上是「正確」？是符合神的意旨嗎？是正義嗎？是節制嗎？是個人的幸福嗎？是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嗎？
假定我們已經知道了何為正確，那我們又會發現，蘇格拉底的問題仍然無法獲得解決。他說：「我不擁有關於死亡之後的正確知識，我也意識到我不擁有這種知識。但是我確實知道做錯事和違背上級的命令是邪惡的、可恥的，無論這個上級是神還是人，所以我絕不會害怕或厭惡那些我知道有可能是一種幸福的事情，勝過那些我知道是邪惡的事情。」然而既然我們並不擁有死亡之後的知識，我們如何能不懷疑，死亡可能包含著更大的惡呢？
對此蘇格拉底告訴我們，死亡無非是兩種情況之一，可能是絕對虛無、全無知覺，在這種情況下，死如同無夢的熟睡，死後的全部時間如同一個長夜，而一生中的日日夜夜沒有多少時間比那夜過得舒服；另一種情況，死也可能如人們所說，是靈魂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如果如此，那麼匯集了所有死者的世界更好不過，他將可以在那些不朽的人當中考察他們的智慧，與他們交談。
但在第一種情況裡，我們可以指出，若死是全無知覺的，我們又如何能感受到過得舒服？第二種狀況下，因為所知不足，讓我們先予以保留。
我們看到，即使雅典公民以免除死刑為條件，要蘇格拉底停止實踐哲學，哪怕要他死一百次，他仍舊不會改變自己的行為，他向遇到的人進行勸說，告訴人們：「美德並非來自錢財，錢財和一些公私福利都來自美德。」這是叫人疑惑的論點，錢財都來自美德嗎？那我們何以會說「不義之財」？或者另一種翻譯：「財富不會帶來美德（善），但是美德（善）會帶來財富和其他各種幸福，既有個人的幸福，又有國家的幸福。」那麼我們將會懷疑蘇格拉底終身奉行的並不是一種美德（善），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地一貧如洗。
蘇格拉底究竟以什麼當作行為準則？我們可以看到，是某種神聖、超自然的靈性在告訴他何者當為、何者不可行。
有人疑惑為何蘇格拉底不在公開場合就國家大事對公民們提出建議，他說是某種聲音阻止了他，而這靈異的聲音將會阻止他做錯事。因為「一個人如果真想為正義而鬥爭，又不想活一個短暫的時期，那就只能當一個平凡老百姓，絕不能做官。」我們一定會這樣質疑，蘇格拉底，你如何又考慮到面對死亡的危險呢？不是說「行事的時候該當思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自己做的對不對，是好人還是壞人嗎？」對此蘇格拉底說：「我如果很久以前就從政，那就早已被處死，不能給你們或我自己做什麼好事了。」
他拒絕在法庭上博取同情，認為以此被判無罪並非正當的。他又說法官並非坐在那裡把公正當恩惠一樣分發，而是要決定公正在哪裡。
然而，面對一個不公正的審判團，若能因此使之做出公正的審判，那麼這麼做有什麼不正當嗎？或者不正當的是在法庭上哭哭啼啼擺出可憐狀？因為這不名譽、不道德、和他的宗教義務不相符，並將使雅典成為外邦人的笑柄？那麼一個不公正的審判，不也使他的城邦受到其他城邦人們的責備？或者，其實這是一個公正的審判，蘇格拉底得到死亡，而判他死刑的人得到罪惡與不義？這麼說來，人的法庭根本可以不必存在，反正總有著神的法律的制裁？
蘇格拉底最後自信地走向死亡，他終身服從神的旨意，勸說人們不要將實際利益看得高於精神和道德的良好狀態，並相信任何事情都不能傷害一個好人。這便是他告訴我們的生活方式。只是讓我疑惑的是，他總是幾近義無反顧地順從了那「聲音」，不曾從事那聲音禁止的事，難道這聲音意謂著絕對的「正確」？難道他的論證沒有和這所謂的天意相違背的時候嗎？
生命應當追求什麼樣的價值？快樂？虔誠？正義？美德？我無法評斷他的死亡，正如他所說的：「我去死，你們去活，這兩條路哪一條比較好，誰也不清楚，只有神靈知道。」
綿羊說完了，我也覺得這個夢非常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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