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到2004年間，楊儒門在台北放置17次爆裂物，因在放置爆裂物時，多在爆裂物上放置要求台灣政府重視WTO開放稻米進口台灣之後的農民生計問題，因此警方以及媒體多稱呼為「白米炸彈客」或「稻米炸彈客」。楊儒門在2004年11月26日時為警方所逮捕，之後又有媒體稱呼為是「白米炸彈犯」…
民主這個沉重的辭彙，常常是政府或既得利益者在幕後為自己解套的利器。每當社會問題、政治、農業、勞工問題衍生出來時，這些人常會跳出來說，這政府也是交由民選出來的，這是國家人民的心聲，所以我們也只有如此行，如果你覺得你的心聲未能被表達出來，你可改選別的人，不是嗎？為何要使用如此激烈、違法的手段呢？但我認為，在說出這些話的同時，民主這個神聖的辭彙，就已經淪為多數暴力了。因為政府或是政客只要穩穩抓住五成以上的人民，那就是儘管剩下一兩成人民是多麼的痛苦，多麼的討厭這個政策與既得利益者，他們也無法使用這偉大的辭彙「民主」來為自己伸張正義不是嗎？我覺得可以拿來與農業問題一起討論的，莫過於蘭嶼居民或是國家公園禁獵了。
蘭嶼的居民是如此的稀少，在政治考量上是如何的無足輕重，今天，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沒有一個地方願意讓核廢料放置，但蘭嶼人儘管憤怒，儘管不願，卻無法阻止核廢料傾倒在他們的家園，沒有有力的政治家願意幫助他們，即便幫助他們的立委，也是在人民大廳上那難以有力發聲的弱勢原住民立委，一席、兩席，政府根本無懼得罪這些弱勢團體，而大眾輿論也覺得，既然電廠宣稱那是安全無虞，那也就不必太在意，但這片在本島上的人民卻從來沒有想過，如果要這些「安全無虞」的核廢料傾倒到你的家園，你會同意還是反對？當連使用的電，都與台電核建廠或本島電廠無關的時候，你會願意他傾倒在你家嗎？但這些人無法為他們自己尋求公義與更寬廣的生存空間，他們向政府發聲，政府卻不與理會，因為這正是政府妥協於多數民意不願意廢料放在本島土地上的政策，民意代表也不願意幫忙，因為會為了得到這一小群人的民意而失掉更多的民意以及重要的金援。那這些人民怎麼辦？遊行抗爭嗎？人數幾百人的遊行抗爭有效嗎？絕食嗎？如果這所有你想過的方法他們都用過，並且無計可施時，我們能不能說，那你雖然受苦，但也不能用這麼激進的手法來表示。卻忘了在這之前，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與主流民意，對他們做出了更殘忍的事情，只是這事情無聲無息，如果他們不激進抗爭，難道他們注定一輩子被壓迫嗎？回過頭來我們談到農業的問題，我國即將變成小選區的選舉制度了，過往，我們還可以說全國農民是一股雖小但也不能忽視的力量，但隨著未來變成小選區制，農民在選舉的幫助上將相對的降低，那時，農民的心聲是不是也就更無足輕重了呢？
我要說，許多政府的政策對於弱勢團體的壓迫是無聲無息的，在這裡我舉勞基法適用外國勞工的例子來說明其中一個部分，相信如果你有香港、新加坡等國的朋友你就會知道，其實「外國」勞工的平均薪水約在一萬元出頭，但因為我國的外勞適用勞基法，所以基本工資是15840元，遠高出於國際間的價格，造成許多國家跟我國抗議，說外勞市場喜歡向台灣靠攏，影響了其他的國家，但如果有國際的有力言論，為何我國還要堅持呢？因為這就是隱形的金援外交，每個月每個外勞來台灣工作，等於幫台灣金援給那個國家5000元，而台灣有多少外勞，這金援數目是很可怕的，只是民眾不知情。政府也不擔心，因為輿論認為使用外勞的都是有錢人，而使用外勞的雇主又是民意的少數，但如果今天有一個工廠因為人力成本過高而倒閉，我們能不能說這是因為政府為了某種外交目的而犧牲掉了這群人。今天全球化加入WTO也是如此，米酒在廣大的亞洲地區明明就是料理的佐料，居然被苛徵酒類奢侈品的稅金，政府在迎合國際的同時，或說在迎合國際與國內某些特定利益者的時候，犧牲掉了許多人的利益，只是這些利益不夠強大到民眾無法承受的程度，但稻米問題就相對顯得嚴重許多，你知道為什麼長江周圍居民遷移會造成這麼多且嚴重的問題嗎？其中就有部分關係到他把原有低窪地區種植稻米的農民直接遷移到山邊，改種植水果或是小麥，這讓許多農民無蹴可放，因為種植了幾十年的稻米，一下子要他們換改耕種成其他的，他們雖然未必說永遠做不到，但至少也需要時間，倉卒之下，要他們如何適應。今天台灣的農民也是一樣，農委會說精緻農業，說高品質生化農業我想農民都應該樂觀其成，但農委會有沒有給農民足夠的時間，足夠的研發金費，貿然就通過了WTO的條件，要農民在短時間改過來，這不是為難農民嗎？前面的不論，但如果地目不種植稻米了，又要面臨的新的較高計租方式，農民如何能在未適應前不叫苦連天呢？我當然知道也能理解，全球化貿易的好處，也希望享受到更便宜的農產品，但這既然是這片土地放上的人民，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應該妥善處理這樣的問題之後，再去行這樣的政策呢？在同一塊土地上，富人與窮人共享一片天空是社會的悲哀。
所以根據以上，我認為楊儒門這是農民本能反撲的代表，反撲本來就是不理性的，是為求生存的，所以自然也是殘忍的，是反社會性的，我們可以說楊儒門是社會政策扭曲下的一個瘋子，瘋子做出來的行為當然是不可解的，但我更應該看到，是怎樣殘忍的政策，造就了這樣的一個瘋子，讓警察在楊儒門日記中發現這些字句：「宗教、戰爭、種族變成屠殺，我的人管不住我的心，我的心控制不了我的情緒...」和他在書上所寫的：「看在老天爺的份上，逮住我，在我殺更多人之前，我管不住自己。」，是怎樣的問題，讓楊儒門這樣的人走上這樣的道路，是不是我們的政府先去壓榨了他們，是不是我們的民意先去壓迫到他們的生命，是不是我們的利益去衝撞到他們生活，若有一個人可以在瘋狂前尋求和平的方式解決，誰又願意陷入瘋狂呢？
最後，這已經跟評論無關了，只是感觸，有些人在評論中說，他可以了解農民口中以暴制暴的，但這如何解釋，楊儒門的炸彈，竟是指向一般無辜大眾。我認為這就像戰爭，它的本質就是為求生存空間，是人性的黑暗、殘忍面，軍隊跟軍隊的廝殺，跟軍隊的廝殺，都是人心的最黑暗面，如果這樣，那我們豈不可以說，巴基斯坦用石頭丟以色列人民是錯的，但丟軍隊就是對的嗎？但以色列軍隊之於巴基斯坦好比巴基斯坦之於以色列人民，這層面的比較，不都是在訴說著殘忍嗎？如果那種評論行的通，那也豈不是說，如果楊儒門是放炸彈給有力回擊的政府或軍隊就是以暴制暴？是可以被試著理解的嗎？我們只能說，這是最殘忍的悲劇，只是好在沒有人傷忙，政府應該要積極改進，而不是把問題都轉移到是否犯罪上，但很明顯，政府成功了，農民在新聞熱度過後，又再度成了沉默的一群。而說會造成負面影響的，這完全是看教育如何去看待這樣的事情，正如戰爭，最強烈的反戰片，那就是戰爭片，要不要有負面的效應，就要試著讓大家看清這是如此癲狂的殘忍。但我不得不否認，楊儒門確實造成了負面效應，像2005年4月12號的新聞就說到，農民發現國產局地租激增，在反應無門後，有人就喊出了別逼農民用「另外一種手段抗議」。這就要看整個社會人民的智慧如何處理這樣類似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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