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之分分合合》
《三國演義》起首就說：「話說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有統一然後才有分裂，有分裂而後才有統一，彼此互為因果；因此以秦統一天下之西元前221年，至遜清宣統三年之西元1911年，前後共二千一百三十三年，為縱軸，蓋秦以前為封建社會（分封眾建，諸侯未必聽命于中央，談不上統一），以遜清末造時之中國版圖為橫軸。
可見中國疆域，確為繼承前清的版圖，因此在時間的縱軸上，是以西元前221年秦統一天下，到清宣統宣佈退位的西元1912年為准，在空間的橫軸上是以前清末年的版圖為限。任一文明存在的歷史性都表現出基本問題：何以如此？何以自立？又將如何？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又到哪里去？如果一個文明的歷史回答不了自身歷史性的問題，就意味著，或者其歷史沒有能夠形成屬於自身的歷史性；或者出現斷裂而失去了歷史性；或者其歷史從屬於另一種具有支配力量的歷史。
歷史之事只是往事，往事之連續性未必能夠形成一種足以解釋自身之歷史性。如果一種歷史性足以解釋自身的存在秩序，就意味著一種歷史具有自主的演化方式，而一種歷史的自主性必須來自此種歷史于萬變中能夠維持自身之道的內在動力結構。什麼是構成中國之歷史性的內在動力結構？
周朝的天下體系衰於春秋而亡于秦，先秦屬於前中國的天下時代。秦始皇開創行政一統的郡縣制度，使天下收縮為中國，自此天下故事轉變為中國故事，因此，自秦至清是為古代中國。
在周朝時，「荒服者不至」被認為是周穆王錯誤所導致的失序問題，秦漢之後，如果「荒服」族群不與中原王朝為敵，就是歲月靜好，國之洪福了。隨著天下「無外」問題的退場，國家「內外」成了焦點問題。
以建構長治久安的內部秩序，同時試圖使中國成為一個能夠經得起任何外部博弈的國家。天下無外的理想本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隨著周朝天下體系的終結，無外的理想便收縮為後半句，化為中國內部的多元相容原則，而正是這個原則使內含天下結構的中國具有政治現實性。
古代中國始終是一個未完成狀態的概念，也是一個始終具有開放性的實體存在，就是說，中國存在於連續演變中，以「易」為其存在方式——「易」意味著表現為萬變的不變之道，是變與不變的同體存在。因此，中國表現為一種生長方式，而其實體規模變化不定，時為秦之中土，時為唐元清之廣域，或為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或宋遼金西夏之裂土。
從歷史形態上說，中國是一個分與合的動態過程，儘管分合不斷迴圈，但合是其內在目的。大一統不僅是權力追求，也是和平生息的需要。根據《周易》的存在論原則，「生生」乃是存在之根本目的，有利於萬物萬民「生生」的政治狀態就是合理的存在狀態。信念雖然重要，但終究還需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客觀動力。
中國連續不斷的存在就經常被歸功於中國文化傳統，進而又通常被歸結為儒家傳統，儒家傳統又被認為具有顯著的道德性。這個文化神話實有若干疑點：首先，以什麼歷史事實來證明中國人在道德上更為高尚？這是個問題。我們恐怕不能忽視實際行為與道德教義之間的差距，因此需要意識到，實際上構成歷史的行為另有更強的理由和動力；其次，儒家觀念只是在宋以後具有最高權威地位，而那時中國的存在模式早已形成，這意味著中國概念另有成形的道理。
儒家肯定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但中國傳統之多樣性也是顯然事實；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即使傳統對歷史具有足夠大的解釋力，傳統也還不是落實到底的解釋，我們仍然需要追問，為什麼會形成如此這般的傳統？這種傳統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一種傳統為什麼有其傳播限度或文化邊界？
歷史事件只是故事，故事背後總有其歷史內在動力結構。什麼是使得某種事情不斷重複發生的動力？這是需要解釋的問題。歷史事件無疑具有創造性而千變萬化，而歷史性卻隱藏在千變萬化故事中不斷重複的動力結構裏，這種內在動力結構定義了一種歷史是什麼樣的博弈遊戲，並且不斷誘發前仆後繼的行為。
由於歷史性並不直接體現在歷史的故事性之中，而是隱藏在歷史故事性之中的反故事性，是貫穿在不可重複的事件中的重複性，因此，歷史性具有形而上的意義而能夠解釋一種存在之所以存在。當一種存在的時間性具有了自覺的動力結構就形成了歷史性，歷史就佔有了時間。
理解歷史性的方式各有不同，或為超驗神學，或為自然神學：如果歷史被理解為有其終極目標，歷史性就是一種使命；如果歷史被理解為無限展開過程，歷史性就是一種存在尋求自身永在的生長方式。後者正是中國歷史之取向，即生生而日新之意。
存在的直接動力是尋找生存資源，這是自然狀態；當存在試圖謀求穩定可信的繼續存在，或者說，當一種存在謀求佔有未來，就必須尋找政治資源，於是就進入了政治狀態。或可以說，追求存在一開始只是經濟問題，但追求不被他人劫走的未來，就變成了政治問題。維持生存的單純經濟活動只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屬於自然過程而尚未構成歷史。一旦利益關係產生出權力問題，就進入了人與人的博弈遊戲，所以歷史總是從政治開始。
在地理上，從漠北到江南，從東海到西域之間的廣大地面形成一個無分割的逐鹿空間，這個廣域的核心地區，通常稱為中原，是早期中國的發達地區（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交通條件都有關係），不僅是最早的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它意味著逐鹿遊戲所能達到的權力極限而成為天下逐鹿的必爭之地。「逐鹿中原」這個成語如此生動地概括了中國歷史的博弈遊戲，因此這個成語有效反映了以中原為核心的中國歷史主流發展趨勢。
中國的「文明動力是政治與財富的結合」。政治追逐財富是常理，但這裏的問題是，作為古中原的黃河中段流域在物質文明上雖有相對的綜合優勢，卻並無壓倒優勢，也並非每種技術都是最優。考古證據表明，北自內蒙古和遼寧一帶，南至長江流域的早期中國，相當密集地分佈著眾多的文明產地，資源條件各有所長，技術能力大致接近，生活水準相差不遠，卻為何不滿足于各安其所，而要逐鹿中原呢？即使中原的物質財富略有相對優勢，也尚不足以解釋中原必然成為眾望所歸的逐鹿之地，尤其難以解釋為什麼中原是個值得不斷前仆後繼的逐鹿之地。
最初一些政治勢力為了奪取優勢資源而主動捲入逐鹿中原的博弈，從而製造了漩渦效應，而隨著更多政治勢力的捲入，這個漩渦的體量不斷擴大，優勢資源和政治意義不斷累積，因此進一步增強了漩渦的向心力效應。正是天下逐鹿遊戲持續不斷的漩渦效應創造了中國，而這個漩渦遊戲的開放性——歸功於天下觀念——決定了中國是一個不斷的生長趨勢。
歷史學也是一門科學，只是史學的元素是人，而人的思想是有價值或利益取向，因此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空，面對同一問題時，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所以史學只能是彈性的科學，對既往的史事，其發展軌跡，可以比較精確的推演出來，但對未來的演變，由於人的思維舉止會受到現實、利益的影響而有所改變，所以既往歷史發展的軌跡，無法完全制約未來的發展，這也是史學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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