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從“脫亞入歐”到聯合國的“爭常”之舉
日本的“脫亞入歐”論背景--1860年，福澤諭吉隨幕府官員乘船訪問美國。當這些腰佩武士刀、腳踏草鞋的日本使節走進飯店時，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捨得買一寸見方的絨氈做錢包或煙盒，而美國人竟然把整塊絨氈鋪在地上，穿著皮鞋在上面走來走去。
兩年後，福澤諭吉再次隨團遠赴歐洲，周遊了法英荷俄葡等國。由於聽說外國食宿不便，他們隨船帶了幾百箱大米和幾十個鐵絲燈籠。可到了巴黎一看，他們住的旅館是五層樓，無數汽燈將室內外照得亮如白晝，飯廳裏擺滿了山珍海味……百聞不如一見，通過考察醫院、銀行、郵政、兵制、議會等，福澤諭吉深刻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發達，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變不可。
“脫亞入歐”論的提出--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脫亞論》一文，稱“為今日計，我國不應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振興亞細亞，不如脫離其行列與西方文明之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法，亦不能因其為鄰國而給予特別關照，唯有按西洋人對待彼等之法處理之。” “脫亞入歐”口號一經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為圭臬，成為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列島上下喊得最響亮的口號。
“脫亞入歐”論的完成--如同千年前模仿唐朝長安建造奈良一樣，明治時期，日本人在東京銀座建起了西化一條街。這裏仿照歐美街市，蓋起兩層樓的洋式磚瓦房，街道上電車穿梭，夜幕降臨時煤氣燈就會點亮。日本在甲午戰爭前後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在日俄戰爭後的十多年間，又進行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電力產業革命”，即“第二次工業革命”，在經濟上完成了“脫亞入歐”。一戰後，日本以世界五大國之一的身份，與新老帝國主義國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參與了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從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脫亞入歐”。
100多年前，日本人決心“脫亞入歐”，希望由此登堂入室成為“西方列強”中的一員。100多年過去了，身處亞洲的日本人，又如何給自己定位呢？
日本人的島國屬性--如果沒有出過國的話，許多日本人不會有亞洲人意識，而這樣的思想主要是出於日本是島國的屬性。兩千多年來，作為島國的日本一直獨立於大陸國家，除了與中國和朝鮮的交往外，與其他國家的交往很少。這樣的歷史讓日本人形成了島國意識—日本在地理上屬於亞洲，但日本人一直沒有像亞洲大陸國家那樣的亞洲意識。
確實日本人的亞洲意識很弱。不久前，《朝日新聞》刊登了一項調查結果，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有亞洲人的意識嗎？”對此，僅26.9%的日本人回答有亞洲人意識。這一觀念不只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存在，一些學者和新聞工作者也有同樣的體驗。在日本國內生活時，很難感受到自己是亞洲人。很多日本媒體的國際報導中更多的內容是關於歐美國家的，關於亞洲國家的報導比較少。而且，日本的亞洲報導的範圍也比較小，基本上以中韓為主，對其他亞洲國家的報導少之又少。在這樣的氣氛中長大的日本人，很難有亞洲人意識。自己也是在離開日本，經常去中國等其他國家以後才較強地認識到自己是亞洲人。
“脫亞入歐”思想仍有影響--自近代以來，日本人的亞洲觀有一個思想內核，即日本在種族和文明上均優於其亞洲鄰國，亞洲鄰國不可能也不能擁有與日本平起平坐的地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於1885年提出的“脫亞論”中稱：“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
福澤的理論在許多方面都已經與現代的日本脫節，當今的世界形勢也不同於當時，但是福澤的這一思想仍影響著日本人。關於這一點，加茂具樹表示，看待日本人的亞洲觀必須從日本的歷史進程中看，“脫亞入歐”的思想對日本人的影響仍然存在。當老師的加茂一直希望自己的學生都有亞洲人意識，但是這種歷史遺留不是可以簡單除掉的。
1986年，日本右翼評論家長谷川慶太郎出版《再見吧亞洲》一書，貶稱亞洲其他國家是“垃圾場”，而日本則是聳立於其間的“巍峨大廈”。雖然這只是日本少數右翼學者的話，但記者採訪的許多日本學者認為，在日本人心中，認為“亞洲國家是落後的象徵”這一點還是很普遍的。
“經濟優越”成歧視亞洲原因--在東京無論如何，‘脫亞入歐’論已經過時，日本人不能把自己缺乏亞洲意識完全歸罪於古人的言論。二戰後，日本經濟騰飛，使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而正當日本發展經濟時，亞洲各國卻因為冷戰、民族紛爭等問題，發展速度極其緩慢。在這期間，一些日本人不僅沒有反省戰敗的原因，反而形成了某種優越感。他們認為，雖然從地域上說，日本是亞洲國家，可是日本又是惟一一個可以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亞洲國家，所以日本不是一個普通的亞洲國家。這種思想使日本人不願承認是亞洲人，怕被其他亞洲國家拉後腿。
這一優越感在日本經濟學者的研究上也能體現出來。有一項關於“擴大東亞國家”的統計數字，並未把日本計算在內，但這正代表了一部分日本人的觀念，就是日本是不同于其他亞洲國家的國家，特別在經濟上，應該把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區別開。日本在亞洲的優越感，有時就會變成對亞洲國家的歧視，這種觀念的交錯使日本人的亞洲觀非常複雜：在地理上承認自己是亞洲人，可在心理上沒有亞洲意識的日本人還占很大一部分。日本人更想當環太平洋國家日本身在亞洲，但一些日本人又不願承認自己是亞洲人，那麼，日本人到底想做什麼人呢？
近些年來，一些日本學者提出日本應以“環太平洋國家”的身份出現。日本國家戰略研究所所長阿部正壽是積極主張日本制定“環太平洋共同體”國家戰略的學者之一。他提出這個主張的主要理由有：一、日本是海洋國家；二、應該確立有日美兩國存在的共同體；三、在環太平洋區域範圍內，日本可以站在中心，掌握主動權。
一些學者認為，日本想當“環太洋國家”主角，一方面是由於日本與亞洲各國有戰爭歷史，特別是中韓等亞洲國家經常對日本的歷史認識提出質疑，使許多日本人不願意面對亞洲國家，希望能置身于亞洲之外。另一方面，日美同盟已經持續了50年以上。在冷戰結束後，美國是惟一的超級大國，實力似乎是不可動搖的。在日本人看來，美國是最大的靠山，只要有了美國的支持就什麼都不怕了。
所以，儘管上世紀80年代，日本曾一度想“回到亞洲”，一些政客也發出“對美國說不”的聲音，但多數日本政客最終認為，亞洲對日本很重要，但不能與美國相比。為此，許多日本政治家、學者，乃至普通老百姓，更希望能在地理概念上和美國拉在一起。把自己的根紮在亞洲，就意味著與美國的地域區分；而用環太平洋國家這個概念，既可以把東亞等周邊國家劃在範圍之內，更重要的是，可以實現和美國列於同一地域之內的夢想。
日本經濟界人士開始轉向--隨著亞洲其他國家經濟的發展，對日本來說，亞洲市場已經成為與美歐市場同樣重要的市場，日本工業生產的原料和能源及其通道也大多掌握在亞洲國家手中；更重要的是，日本如果想實現自己成為正常國家的願望，必須首先得到亞洲國家的理解。目前，這種以美國為靠山的思想在經濟界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日本沒有辦法搬家，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區域內，貿易依存度已達54.5%，超過北美地區內47.2%的貿易依存度。從經濟角度來看可說日本已經離不開亞洲。
日本經濟界人士都同意這一主張，希望日本政府實行重視亞洲的政策，希望更多的日本人面向亞洲，而日本人希望區別于亞洲國家的意識，將會成為影響日本與亞洲國家關係的最大障礙。日本到底將自己的基礎置於何處？如果地域基礎都沒有鞏固，又還狂妄地談什麼要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呢？
2012年有關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政府間談判，當地時間7月2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日本常駐聯合國代表西田恒夫做出新的表態稱，日本也願意就設置“准常任理事國”開展討論。據稱，日方所指的“准常任理事國”比現在的非常任理事國任期（2年）更長，一定時間後可升格為常任理事國。西田恒夫再次強調希望“同時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國”，並表示將從“靈活和現實的角度”參加討論，在各國存在意見分歧的情況下，力求使討論取得進展。
目前，安理會由5個常任理事國和10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5個常任理事國是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美國。非常任理事國由聯合國大會選舉產生，任期2年，經選舉每年更換5個，不能連選連任。每個理事國都有1個投票權，程式問題要至少9票才能通過。常任理事國對實質問題都擁有否決權，只要有1票反對就不能通過。
日本一直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在擴大“常任”與“非常任”這兩條戰線上推進。04年還跟德國、巴西及印度組成四國聯盟，期望通過互相支持打破現時安理會五常局面。日本此前就已表態，願意就增加常任理事國的臨時措施展開討論，此次則提出了“任期更長、可轉為常任理事國”的新框架詳細內容。“支持日本等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英法等國也已提出類似方案。
但有分析指出，義大利極力反對德國“入常”，因為如果此事成真，意將成為西歐大國中唯一一個不是常任理事國的國家；幾乎所有拉美國家都反對巴西“入常”，因為巴西是拉美“唯一不講西班牙語而講葡萄牙語”的國家；而由於歷史原因，中國、韓國、朝鮮也不支持日本“入常”；印度更是遭到其“宿敵”巴基斯坦的強烈反對。雖然美國表面上聲稱支持日本和印度，但“五常”國家在本質上沒有一個希望G4能成功。
這次，反對增加常任理事國並與日本對立的義大利、韓國等組成的“團結謀共識”集團就提出了新設任期最長為6年的“准常任理事國”方案，但並不支持其升格為常任理事國，這一點有別於日本的方案。
此前，日本“爭常”在非洲碰壁，並指責中國在這方面“離間”非洲國家。日本還在東南亞爭取支持，但即便是越南表態“不管受到何種壓力，也要支持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但實際也有所保留。“中國的巨大影響隨處可見”，日本認為，對中國的顧慮使得這些國家對日本的支持變得不夠徹底。
但看看日本做的這些事。日本至今對其在二戰期間對鄰國犯下的血腥罪行不做真誠反省。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分子、右翼分子頻繁參拜靖國神社。他們參拜神社裏的“厲鬼”，其意昭然若揭，就是對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贊同，甚至是景仰。日本官方還篡改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史實。書中不僅刪除了南京大屠殺和隨軍慰安婦等內容，還蓄意將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描繪成“自存自衛戰爭”和“殖民地解放戰爭”，將日本的殖民統治說成是被奴役者“自願的”，它還公然美化日本的侵略，描寫成“大東亞戰爭”，稱其“幫助韓國實現了現代化”等。
正是由於日本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一再缺乏審慎負責的態度，才嚴重地傷害了其鄰國民眾的感情。東北亞的韓國和朝鮮以及相當多的中國民眾，可能會對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持反對意見。這種反對主要不是出於權力的競爭關係，而是出於對國際正義的理解。一個對亞洲人民犯有嚴重戰爭罪行且沒有徹底反省的國家，難道就這樣獲得了有巨大影響力的職位？日本需要正視歷史，給國際社會一個嚴肅認真的交待。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世界和平負有崇高責任，而除了日本軍國分子和右翼分子、政客，甚至日本國內一些人可能對和平與戰爭的關係並沒有思考清楚—既不能認真地清算發動侵略戰爭的過去，也沒有把發展和鞏固與鄰國的和平關係放在重要地位上。這樣一個不能正面“回頭看”的國家，又叫世人如何信服？如何放心呢？這樣一個不能正視歷史、忘記歷史的國家，怎能得到國際社會的信任和尊重？怎能對國際社會負責？甚至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呢？
再者，有專家指出，聯合國把亞洲的一個席位給日本，前提應當是日本首先承認自己是一個亞洲國家，而日本一些人似乎在心裏是看不起亞洲的。戰前以脫亞入歐為榮，戰後也有意識地要把日本與亞洲國家區分開來，經常以亞洲的西方國家自居，自以為高出亞洲國家一籌。這樣一個不認為自己是亞洲國家的國家，卻要出來以亞洲國家的代表身份進入常任理事國，是不是有點讓人放心不下呢？
再看修改的可能性和技術操作看。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在冷戰剛剛結束之後就開始醞釀，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擴大安理會的席位，特別是“是否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為世界各國最為關注的問題。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歷史上雖然也曾經有過席位的擴大，但是增加常任理事國的問題卻從來沒有發生過，聯合國憲章中對此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和現成的操作規程，所以如果安理會的改革中涉及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擴大，就需要制訂一些新的規則。
程式上看，聯合國增加安理會成員的主要步驟：第一，由聯合國大會通過具體安理會改革決議，詳細規定擴大安理會成員的原則、性質、名額數量及其地區分配、產生方法及操作程式；第二，按照決議所規定的具體程式來操作，一般應該在聯合國大會上經全體會員國三分之二（即129國）以上多數同意，從參加競選的候選國中選出新理事國；第三，修改聯合國憲章，將安理會機構的變化寫入憲章，如果要增加常任理事國，則會將常任理事國寫入憲章。
然而，擴大安理會的第一個步驟還沒有完成，即還沒有產生一個詳細規定安理會擴大所循規程的決議，而不同的決議可能就會有不同的規則和操作程式。在日本“入常”的問題上，第一步，主要取決於聯合國大會是否能夠通過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決議，這又主要取決於是否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數聯合國會員國的贊成和同意。
第二步，則要看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的具體規定，如果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必須經安理會包括現任常任理事國在內的九理事國推薦，那五大國中的任何一國都有阻止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權力，不過根據聯合國憲章關於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產生的有關規定，只提到了安理會的推薦權，而並沒有賦予現任常任理事國對被推薦國的否決權。
第三步，按照目前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修改憲章須經全體會員國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和安理會任意九個理事國的同意，修改後的憲章也同樣需要全體會員國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並各依其憲法程式批准，其中還必須包括現任五大常任理事國的通過和依其憲法程式批准後才能夠生效。
當然作為現任常任理事國任何一國包括中國都可動用否決權，但是並不能單獨對日本一個當選國行使否決權，因為聯合國憲章的修改是為了認可安理會機構擴大後的現實，如果行使否決權而使修改後的聯合國憲章無法生效，則實際上等於不承認聯合國大會選出的所有新理事國，整個安理會的改革甚至聯合國的改革也將無法完成。這樣，行使否決權的國家可能會形成與聯合國大部分會員國的對立和自我孤立。看來，日本並非沒有勝算。
根據目前的情形來看，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將主要取決于第一步驟中聯合國大會將通過一個什麼樣的決議，日本是否能夠如願“入常”也主要取決於此。目前，日本只獲近百個成員國支持。日本的努力重點是使更多成員國在“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國都需擴大”這一點上達成共識，至於“如何擴大、增加多少席位、誰會加入”這樣的具體問題，尚未到討論的時候。
針對部分國家要求改革的呼聲，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表態，經驗證明，預設改革成果或者強行推動不成熟方案，不僅影響聯合國會員國團結，最終也會損害安理會改革進程本身，這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日本還需要說的更明白一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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