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海峽飛彈危機（又稱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1996年台海危機），是指1995年至1996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因不滿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獲邀以校友身分前往其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公開演講、並企圖影響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公民直接選舉結果所舉行的軍事演習行動。解放軍第二炮兵和南京軍區分別向台灣外海試射飛彈及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演習，美國則緊急調動兩個航艦戰鬥群進行應對，一時台海戰雲密佈。這項軍事行動並未獲得北京當局所預期的效果，李登輝最終當選連任。此次事件也促使北京當局開始檢討對台政策，並正視軍隊腐敗問題。
1995年7月至11月23日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飛彈發射及軍事演習，表示抗議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1995年7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發表新聞宣布解放軍的二砲部隊將於7月21日至28日間，舉行飛彈演習，朝向距離基隆港約56公里的彭佳嶼海域附近試射。此番舉動，讓兩岸關係生變。1995年12月19日，美國指派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通過台灣海域。
1996年3月8日至3月25日期間，第二次飛彈發射及軍事演習。時台灣即將在3月23日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嚇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因而以飛彈演習為手段。飛彈落點在基隆及高雄外海。當時，有消息稱將攻佔馬祖的東莒島。中華民國國軍以及飛彈部隊進入最高警戒。3月8日當天美國立刻宣佈「獨立號航艦」戰鬥群部署到台灣東北海域。
1996年3月11日，美國海軍自波斯灣加派尼米茲號航空母艦（USS Nimitz）戰鬥群前往台灣東部海域，預定與獨立號航空母艦（USS Independence）戰鬥群會合。另一方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潛艇部隊也緊急全部出海抗衡，雙方劍拔弩張。另外面對一觸即發的臨戰狀態，美國、日本、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國皆已準備自臺灣撤僑。
據中華民國前軍事情報局六處副處長龐大為說，1996年時，解放軍一份「聯合九六一」演習計畫被劉連昆洩露給中華民國。這份計畫顯示，如果選舉出現「最壞的結果」時，「聯合九六一」軍事演習隨時可以改變成真正的軍事行動。當時中華民國獲得此一計畫後，立刻傳達此一消息給美國，美國因而派遣尼米茲號航空母艦與獨立號航空母艦靠近台海。龐大為並且認為李登輝倚靠情報在選舉前向台灣媒體爆料說：「免驚，那是空包彈啦！」因而北京方面警覺有內部情報洩漏，進行調查，導致劉連昆被逮捕處死。
中華民國國民大多認為台灣及中國都是平等獨立的主權國家，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即一邊一國或兩個中國。台灣人民普遍同意國號為中華民國、樂於接受國際上的通稱台灣，領土範圍就是台澎金馬，並認定「這是我們生長居住的地方，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台灣的總統、國會、制度、生活方式與未來前途都由我們自己決定。」
台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存在兩個政治實體，雙方官方、民間大多數人的觀念事實。大陸官方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籌碼」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和國的合法席位，台灣的國際地位下降和國際空間縮小；堅持「一個中國」的「前提」作為兩岸交流和談判的基礎，台灣和大陸的地位不對等；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反國家分裂法，武力威脅台灣，致使台灣獨立民意反彈，兩岸關係越走越遠，政治交流和談判停滯不前。馬英九上台後，主張「維持現狀」綬和兩岸關係；目前，雙方的交流合作停留在經濟和文化層面上。政治交流和談判因「國家主權歸屬爭端」和「政治制度不同的意識形態」而受到阻礙。
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都不贊成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認為台海兩岸談判協商對話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對於海峽兩岸「現狀」，即臺灣政治及法律地位，各方有不同立場與見解，甚至對歷史本身也有不同認知與解讀。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005年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亦即主張台灣方面若不宣佈獨立則大陸不使用武力。針對中共之武力威脅，中華民國國會立法院制定《公民投票法》，保障國民舉行公民投票的權利，其中的第十七條「防禦性公投」（公投－國家安全事項）條款規定「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臺灣問題形成初期，海峽兩岸糾結於「中國代表權問題」，也有政治人士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這個理論以《開羅宣言》僅為新聞稿宣言且各國並未簽字為由，代之以具國際法效力之《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簡稱《舊金山和約》）中，僅明載日本國放棄臺灣及澎湖列島之權利，而未言明交予何國為法理基礎，向美國舊金山法庭提出訴訟；同時，中國國民黨作為「臺灣新統治政權」在臺灣長期威權統治、中國共產黨擔憂被顛覆而長期閉鎖中國邊境並進行文化改造，兩岸經濟發展差距等原因，造成兩岸很大差異與隔閡；中共對臺灣武力威嚇，外交空間打壓；臺灣獨立運動，臺灣本土意識形態崛起；部分臺灣人對大陸人之歧視，大陸人對臺灣人之貶抑用語；部分臺灣政治家操作族群意識、統獨議題，兩岸媒體對對方之片面報導，都造成兩岸間不少誤解與對立。
另外19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大批台商開始「登陸」，造成了臺灣產業、人才、資金外流，使臺灣勞工失業增加。2000年以來，臺灣經濟發展趨緩，而中國大陸在經濟地位上提升，成為台灣最大貿易夥伴，也成為部分台灣民眾和台灣獨立人士反對兩岸經貿合作、人員往來之理由。臺灣方面，1990年代起，中華民國不再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放棄武力反攻大陸。有人認爲，此後臺灣問題之癥結已由「中國代表權問題」轉化為統一與獨立之爭、專制獨裁與自由民主之爭、中國化與去中國化（臺灣本土化）之爭。
除了這種強烈之二分法，也有人認爲還有第三種中間路線存在——採用邦聯制或聯邦制等來解決，歐盟模式是為典型；同時去中國化也不必排斥中華文化；民調也顯示，大多數臺灣民眾支持維持現狀。「臺灣問題」之稱呼，是中國大陸習慣用法，在國際上則通常有「台灣問題」、「台灣地位問題」、「台灣政治地位問題」等多種稱呼。臺灣僅在報導這些外部言論時才使用。在臺灣，探討類似問題之領域分布在：國家定位、統獨爭議、兩岸關係、大陸政策與事務。
美國在台灣曾長期駐軍，客觀上為避免了中共建政前數十年，通過落後薄弱的海軍跨海作戰，統一台灣的可能性。直至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時，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壓力下全數撤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被廢除，而以由國會通過的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取而代之，該法律仍然強調美國應對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以維護太平洋和平與安全。
美國並未放棄其在台灣的戰略利益，美方也一直沒有放棄島鏈封鎖中國大陸的戰略，故台灣問題一直被中共方面認為是「中美關係發展中最敏感的問題」，「中美關係發展最大的障礙」，2005年5月13日，抵達美國紐約出席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在會晤美國總統布希的時候，再次提出「中美關係的關鍵在台灣問題」。美國總統與國務卿則多次強調台灣問題也是人權問題，其處理必須是和平方式且經台灣人民之同意。隨著2010年6月ECFA的簽訂，兩岸經貿合作實現制度化而趨於緊密，民間文化交流更加頻繁，這有助於雙方民眾彼此互相了解，但即使中國政府宣稱「一個中國」、「和平統一」政策，仍有許多人對兩岸和平統一持悲觀意見。
轉貼--跨越斷層 掌握台灣未來關鍵的五年--李遠哲博士講述
從美國回來台灣服務這幾年，我看到了整個國家社會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珍貴過程。但是也有兩個大問題，我有很深的感受。一方面，我目睹派系和黑道橫行，社會上是非不清；另一方面，我眼見九二一大地震後，短短時間內，民間各界捐出了新台幣２３０億的愛心捐款。這不是任何國民所得美元一萬四千的社會都做得到的事，台灣人不但有錢，拿得出來而且肯拿出來。可是，災後幾個月來，地方派系與黑道也在災區爭得很厲害。我們可以隨時看到台灣「向上進」的力量，但也可以到處看到「向下退」的力量在同時對衝。
多年來，台灣地方自治沒有落實，財政收支劃分不合理，造成地方政府有一種必須依賴中央，靠中央來切派的不正常心態。在災後的台灣，我們一方面看到了很多愛心；另一方面不好的事也紛紛暴露出來，可說是「危機」與「轉機」互相拉扯。如果重建原則與機制不良，財務規劃又和過去一樣不如理想，那麼，過去不好的事情，如抽頭、圍標、綁標、回扣就照樣會黑下去。
上述兩股力量的極化：一方面民間的善念社會力動起來了，但是舊的惡勢力也跟著動起來；新生與老化，理想與落伍的衝突加大。這樣的事情，在學校與社區的重建過程中，特別明顯。像日月潭被指定為國家風景區，如果真的要做到比瑞士更美，其實必須將日月潭、魚池、埔里等地區放在一起做整體規劃。可是現在卻是不同鄉鎮各自為政，那麼目標就不可能做到。
我回國六年來，從來沒有像過去這一年那樣，心中有如此強烈的迫切感；迫切地擔憂台灣到底會「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這種上下緊繃拉扯的顯著狀況，在學術、政治和經濟都到處可見。
在學術的國際競爭上，這幾年，台灣能夠與國際互動，與海外學人大量回國服務有關，以中央研究院的自然科學方面為例，國外回來的人，就幫了大忙。可是，這些揚名國際後回國服務的人大多是在六十歲上下，馬上面臨退休，接下來，四、五十歲以下這一層的人，活躍在美國學界的少了，台灣如果五年內再沒有進一步自己做好培養人才與改善研究環境的工作，就面臨「學術斷層」的危機。
再以實際的例子來說明，全世界基因序列研究正面臨新的突破，人類所有約十四萬個基因的序列在一兩年內都會被找出解答，全球的科學家們並將進一步了解每一個基因的功能，生命的祕密。由於最近幾年，國內學者努力帶動研究後，台灣在生物科學領域有很好的成就，三、五年內，在基因功能的探討與研究還可以與世界一流的單位競爭。但若政府在這新的時機呈現時不能大力支持進一步的尖端研究，優勢或機會就馬上會失去，如此一來台灣在未來的醫療衛生與製藥科技將難有遠景。
同樣地，在教育改革方面，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已經結束三年了。當年，雖然有許多理想與共識，但是，隨後，憲法中保障教科文預算佔總預算的１５％條款卻被拿掉了。隨後，省政府預算中原有的地方教育補助款也不知去向，根據民間教育團體「振鐸學會」的估計，今年一年，全國教育預算就少了三百億，這是相當驚人的損失。
一個國家的學術機構必須要吸引並留住社會的菁英份子，像博士與碩士級人才不但要有高水準，也必需自己培養，不能老靠外國，這樣的學術團隊才可能有長遠的承諾與使命感，可是台灣現在的年輕學術菁英卻一再被高科技企業高薪吸引而失血。相對而言，政府在教育自己的學術人才方面卻依舊投資不足，如果我們要辦好教育並趕上國際水準，至少從現在起，每年必需投入比現有的教育經費更多出七、八百億。這個數字，在政府「延緩濟急」的考慮下，學術與教育的需求就被列為「延緩」的項目。因此，「教育斷層」已迫在眼前。
或許有人認為，我這樣的迫切感是否因為年紀愈來愈大了，我想也許不盡然。我觀察到不只是學術教育上有這種面臨能不能在這幾年衝上去的抉擇問題。其他國家發展也面對相似的狀況。
為了應付可能的危機，許多人希望未來新的國家領導人，能多聽取多元社會的聲音，進行進一步的改革，真正讓老百姓做主人，做出一個好的國家發展藍圖。台灣才不會落入「發展斷層」。大家也希望新的國家領導人應能承接已有些成績的憲政改革，繼續整合不同意見者的聲音，使憲政改革能進一步符合國家發展的迫切需求。民間社會必須掌握這樣的契機，盡更大督促憲政改革的民間責任，進一步落實民主改革才有希望。
一種新的社會力，隨著網際網路科技的開展，代表新知識經濟的意見領袖和企業家的社會角色，也將被重新定位。過去台灣的企業界是與政治決策機制疏離的，未來情況將很不一樣，特別是新的科技跨國公司興起，政府的角色在新經濟結構中將面臨挑戰而下降。這次總統選後，我希望企業家對於國家總體發展建立新共識方面有正面的影響力。就像今天的歐美一樣，企業界人士對政治與社會的未來發展都很積極關懷，形成社會的穩定基石。大多數的台灣企業家應該都會同意這樣的發展方向。
推動科技與推動教育改革都需要龐大經費，令人憂慮的是，現在各種社會緊急需求已形成相互排擠的效果。九二一大地震後，救災當然需要錢，可是政府也只能以舉債來籌款。現在，幸好民間還有錢，這是因為企業發展帶來了龐大社會資源。可是這些民間資金，卻可能也面臨著台海兩岸關係不穩定的威脅，這就涉及兩岸政治的未來發展變數及其可能衝擊。可是，眼前的兩岸關係卻有著莫大的「政治和心理斷層」橫阻在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
有些朋友建議我，在選舉後，應該為兩岸關係的事務多表示關心，我問過自己，不是我是否願意的問題，而是我能做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找出最適當的切入點或角色來幫這件事。這的確不簡單，需要長期的努力，絕對不能只靠理念，講一講就可找到兩岸政治的出路。
國內大眾對兩岸關係衝擊台灣前途的嚴重情形，警覺性可能還不夠。從最近中共發表對台政策白皮書的後續情況看，美國政界不但緊張，而且比較傾向不樂觀和負面。南斯拉夫戰爭時，美國誤炸了中共大使館，中共則認定，這是有敵意的動作，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下降。對所謂「台灣問題」，中共確實是想趕快解決，也暴露了他的急迫性，但美國不可能同意中共的武力解決，也不會坐視。因為這也涉及美國做全世界維護和平的警察立場。因此，中共與美國在全球戰略之間存在的問題其實是很敏感的。對美國而言，所謂的「台灣問題」，如不能和平處理，將是國際共同關切的重大事件，不但影響亞洲安定，也會對全球穩定造成衝擊。
兩岸之間是長期的誤解與不信任所造成的緊張對抗關係。這種誤解與不信任，當然又與雙方面的國際情況有關連。近年來，台灣與大陸當然也有過一些向好的方向走的機會，事實上，在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上，兩岸是有一些共同點，在台灣與大陸過去幾年的交流中，也已經提供一定的貢獻。但這樣的經貿、社會和文化交流似乎沒有同時增加足夠的互信，今後我們必須改變交流的內涵和方法，而降低誤解則是最為緊迫。
台灣有相當多的人主張台獨或相信這樣的主張才能達到台灣人當家做主的理想，台灣人也才不會再受到外來政權的欺負。有意思的是，中國大陸主張統一的人，他們所追求的目的，也是一樣，想要當家做主，不受外國人欺負。我們應該注意到這種兩岸「民心」的類似期望。如能從這樣的基礎來談，或許有可能可以找出答案。現在，我們的政府提出要求，必須大陸與台灣一樣達到民主、均富的條件才要談，大陸卻不願接受這種談判條件。同樣的，大陸堅持在「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的前提下才要談，台灣當然也不接受。雙方面的僵持，徒增兩岸的誤解與不信任，甚至加深敵意，這樣的發展並不好。大家應該注意，在還沒有取得互信之前就勉強進行談判，對雙方長遠發展未必有助益，目前任何「促談」的訴求，其實都缺乏理性的基礎。我們應該把共同點放在更遠的地方和更長的目標。
如果大家都接受五十年後整個世界就是個地球村，那麼未來的「主權國家」的觀念，也將與現在完全不一樣。所謂「一個中國」的說法也將會完全有不同的意義和內涵。同樣的，眼前的統獨爭議，再過五十年，也將不一樣。長期看，在一個地球村的架構下，兩岸之間的良性關係自應有所調整。統獨兩極論到時將沒有那麼大的差別，兩岸人民都可能達到，各自當家做主不受欺負的目標。許多人可能會認為我太樂觀了，不過我想強調的是，我們是否同意每個人都應有這樣心願與決心，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台灣許多企業家正在推動企業管理扁平化的改革，他們這種企業內部民主化的作為，也獲得一些不錯的成效。如果台灣企業改革的經驗能帶到大陸，當可向他們証明台灣是有能力帶動中國往好的方向走的。這是不是在促成大陸的政治轉型，有待觀察，但至少是兩岸民間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壓力下，在共同努力解決經濟的難題。這種局面，特別是台灣高科技企業人士在大陸的經驗，令人感到樂觀。他們的經驗可能與政治人物的感受不同，政治人物總以為中國與台灣的政治關係特殊，以為經濟能改革，政治卻很難改變，我不相信兩岸之間注定只有這種改不了的惡運。如果我們能夠珍惜互相之間慢慢累積的細微共識，台灣就不會陷入泥淖，非成為中共眼中美日所利用的反華基地不可；也不至於在他們心目中，台灣變成了解決中國民族主義最後的尊嚴所繫，因此非併吞不可。
除了兩岸問題的威脅，世界性的生態環境問題也將衝擊台灣，五年內，溫室效應將使全世界對二氧化碳排放量做出嚴格的限制，這將對台灣的工業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台灣過去與現在的能源使用，仍受到高耗能工業的拖累，這種不重視環境生態後果的工業政策，未來如果仍然持續，台灣會因為過多的二氧化碳排放與過多的汙染排放，使台灣成為「被懲罰的對象」，全世界各國將對台灣採取抵制行動。目前，政府雖然也有一些推展永續發展的方案，可是投資與努力都還很不足，主要的原因是，台灣半世紀「一切為經濟」的發展模式所造成的汙染，早已超出海島生態環境能自淨的最大容許量和承載能力。如果未來還以增加高耗能的工業來持續擴大規模經濟，或是毫無選擇的發展工業，必將違背海島永續發展的願景。
無論在學術研究、教育改革、企業發展、或兩岸關係與環境保護，每個方向，台灣都正走在往上提升或向下沉淪的抉擇點上。未來五年，台灣要是沒趕上，就可能永遠沒機會了。今年春節期間，我向幾位來家裡作客的朋友表示過，我很憂慮，大眾被一時選戰的激情所迷惑，而忽略了更長遠的願景。我們應該勇於善盡知識份子的言責提醒社會，否則，一旦台灣向下沉淪，未來我們一定會感到後悔，沒有站出來說該說的話。今天我們說話了，就是關切台灣未來的承諾，期待得到大家的回應，面對左右未來五年關鍵發展的所有「斷層」，台灣人要一起努力跨越它們，而且共同建立美好的希望之橋。
臺灣軍工：八十年代是巔峰期。其實，無論是雄風2E或是天弓2B導彈，它們都是臺灣中山科學研究院的產品。中山科學研究院，簡稱“中科院”，它是臺灣“國防自主”政策的產物。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臺灣在武器裝備的取得上受到了極大限制，因此在“國防”方面向來重視自主發展，投入龐大的經費與人力研發所需的武器裝備，並且獲得了可觀的成就。
1964年，中國大陸成功試爆首顆原子彈，身處臺灣的蔣介石深受刺激。1965年，蔣介石親自任命唐君鉑中將為籌備處主任，成立“石門科學研究院籌備處”。1969年7月1日，中山科學研究院在桃園縣龍潭鄉正式成立，隸屬於臺灣“國防部”，下設“核能研究發展”、“ 表單的頂端表單的底部火箭研究發展”、“電子研究發展”、“化學材料科學資源開發研究發展”4所，首任院長為閻振興，總員額約1200人。今日的中山科學研究院，隸屬於臺灣“國防部”軍備局，下轄六個專業研究所和四個研究中心，涵蓋電子、化學、資訊通信、導彈和航空等多個領域，是臺灣最重要的軍事科技研發機構，負責人是臺灣海軍中將龔家政。
除了所謂的“中科院”之外，臺灣重要的軍工相關單位還包括漢翔航空和中船(即臺灣中國造船公司，由於當局的“去中國化”政策，2007年3月1日，中船已更名為“臺灣國際造船公司”)。前者是由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發中心改制而來，擁有製造超音速噴氣式戰鬥機的能力，而後者則是島內領先的船舶製造企業，與臺灣的軍艦自造計畫密切相關。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隨著IDF戰機原型機的基本完成，臺灣的自主“國防”走到了巔峰，當時，臺灣三軍都有許多重點型號武器問世，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IDF戰機、天劍系列空對空導彈、雄風系列反艦導彈、天弓系列防空導彈、勇虎式主戰坦克等，如今這些武器仍是台軍的主力裝備。而此時的大陸軍工，剛剛從十年動亂的陰影中走出，雖然依靠自身的努力，已有能力研發“兩彈一星”這一類的尖端科技，但在常規武器的研製上已經遠遠落後于軍事先進國家。進入八十年代以後，為了服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大批國防相關的重點項目又相繼下馬，這其中就包括日後不斷引發爭議的運-10。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大陸軍工陷入低潮。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後，兩岸軍工互換了位置。大陸受到了西方國家的制裁，只能從少數幾個國家引進先進武器來應急，於是大力推動自主研發成了唯一的選擇；而臺灣則在對外軍購上取得重大突破，出於各種因素的考慮，當局越來越依賴對外軍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軍售項目包括法制幻影-2000戰機和“拉斐特“級護衛艦，美制F-16戰機和E-2預警機。
這種行為雖然在某個時間點上可以提高台軍的作戰能力，但它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自主研發成果無法為繼，大量的專業人才流失。作為臺灣最為頂尖的軍事科技研發機構，中山科學研究院在上個世紀90年代擁有6000名科學家和8000名技術人員，但是到了2003年，這個數字下降到約4000名科學家和5000名技術人員。自2005年下半年開始，台“國安單位”甚至發現有超過50名“中科院”離退職人員經由第三地前往中國大陸，相關部門強烈懷疑，這些人員極可能會參加解放軍的國防科研計畫，尋找事業的第二春。
與“中科院”一樣，漢翔航空和中船公司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以漢翔為例，在臺灣獲得F-16和幻影-2000戰機之後，IDF的生產計畫由原先的250架銳減至130架。當IDF生產完成之後，除了組裝少量美國直升機外，漢翔的營運只能依靠飛機翻修與延壽改裝、零部件製造、支援台軍的拖靶訓練任務等業務來苦撐。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專業人技術員對漢翔的未來失去信心，離開公司流向民間甚至是國外和大陸。2007年3月，漢翔航空花費七年時間耗資七十億新臺幣打造的“雄鷹”戰機原型機終於出廠，不過據美國防務新聞報導，臺灣空軍對其興趣不大。這對於處境已相當不妙的漢翔航空而言，無異於敲響了喪鐘。
就這樣，軍方不購買軍工的產品，軍工就沒有足夠的資金和動力來推動新項目的發展，更搞不出軍方所中意的產品。不客氣的說，今日臺灣軍工已經陷入惡性循環，與二三十年前相比，如今臺灣軍工的存在，最主要的意義已經不是為了實現“自主防衛”，而是為當局外購先進武器時提供討價還價的基礎。這也就難怪會有媒體推測此次台軍公開新型導彈意在逼美技術輸出。
反觀海峽這邊的大陸，近年來進口武器有限，主要以自主研發和技術引進為主，這對於提升國防工業水準頗有幫助。隨著國民經濟的騰飛，特別是1999年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之後，中國政府加大了對相關機構的支持，吸引了更多人才的加入。與此同時，多年來大陸一直大力推動的國家“973”計畫、“863”計畫、重大科技攻關計畫等一系列科技計畫在許多重要領域取得了大量創新結果，進一步推動了國防科技的發展。今日，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大陸的國防科技與世界水準的差距已經縮小到有限的短距離，少數科技專案甚至處於領先位置。
自2000年以後，大批先進的國防科技成果相繼被展示在中國公眾面前：在地面，解放軍裝甲兵的99式主戰坦克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準，而陸軍航空兵的專用武直雖未解密，但照片已經多次出現在網路上，被國人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在海面上，被譽為“中華神盾”的新型驅逐艦已經加入了中國海軍的作戰序列，航空母艦相關的研製工作亦已展開；在空中，中國自行研製的殲-10已經成軍，各式國產預警機也相繼出現在大陸的上空；在外太空，神舟系列飛船成功完成了兩次載人飛行，而隨著第四顆導航衛星的發射升空,中國自行研製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建設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強勢政府必然需要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支撐，這是執行重大政治理念的基礎。在這個科技發展以驚人速度進行的新時代，行政當局的決策失誤可能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兩岸軍工過去三十年的發展經歷表明，僅靠外購武器不可能實現軍隊的現代化，依靠自身軍工的發展才是唯一途徑。而穩定的政治環境、堅實的經濟基礎、有效的人才政策和合理的行政力量支持是軍工成功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而在這些方面，今日大陸已經不是臺灣可比。當前兩岸力量的平衡已經開始傾向於大陸一側，相信未來大陸軍工的發展將會為“反台獨”提供更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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