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的歲月中，常常會產生三種對自然的崇拜心理：1.精靈說、2.宗教說、3.科學說。
靈魂的觀念是整個精靈說體系最原始的核心，此說相信無生命等物皆有跟人同樣的靈魂。至於精靈說，則產生了兩種控制他物的理論：巫術和魔法。
巫術：本質上以對待人的方式來影響靈魂的做法，使他們息怒或服從命令－用喧嘩和喊叫的方式來驅逐靈魂。
魔法：採取一種與日常生活心理不同的特殊方法影響靈魂，並不顧及靈魂的存在或其性質－找出姓名並以強迫的方式驅逐靈魂。
在精神分析上，精靈和巫術的操作過程中，代表著為了將心理想得到而無法得到的事物，利用心理機轉來加以實現的思想。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圖騰是父親的影像替代物，從這邊暴露出小孩對父親的矛盾情感，而原始民族認為圖騰動物的食用，能讓他們得到和圖騰動物相同的神聖性。
禁忌-taboo代表了兩種不同方面的意義：首先是崇高的，神聖的；另外一方面，則是神秘的，危險的，禁止的，不潔的。觸犯禁忌的人，本身也將成為禁忌！禁忌必然具有激勵人們的矛盾情感和誘使他們去破壞禁制的特質。在本能慾望沒有被消除之下，禁忌產生的禁制只是將慾望壓抑，而沒有將他消滅。禁制和本能都繼續存在著，在本能與禁忌衝突的過程中，便會產生了高亢、強迫的心理。
當代人類學家認為某些早期思想家是他們的遠祖，而且這個學科有許多源頭；例如李維史陀就主張蒙田與盧梭是重要的影響者。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1月1日是著名的法國人類學家，他所建構的結構主義與神話學不但深深影響人類學，對社會學、哲學、語言學等學科也有深遠的作用。
人類學具有自然科學、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源頭。它的研究主題有兩個面向：一個是人類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一個是追溯人類今日特質的源頭與演變。人類學強調對脈絡的深度檢視、跨文化比較，以及對研究區域的長期、經驗上的深入了解，這往往稱為參與觀察。文化人類學格外強調文化相對性，並運用其研究發現來建構文化批判。
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受到後現代理論嚴重影響，在1970與1980年代，有一個認識論的轉向，脫離了這個學科所熟知的實證論傳統。在這個轉向中，關於知識的本質與生產的各項議題，佔據了社會文化人類學的核心位置。多數學者認為，當代人類學是啟蒙時代的產物，在這個時代歐洲人試圖有系統地研究人類行為，從15世紀開始的第一波歐洲殖民浪潮（15到19世紀）以來，歐洲人所知的人類行為多樣性正不斷增加。
18世紀哲學家康德花費25年時間來撰寫他探討人類學的重要專著之一：《從實用主義觀點看人類學》－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1798年。然而，康德往往不被認為是一位現代人類學家，因為他從未離開德國區域，他也未曾學習過自己文化之外的任何文化，而且事實上，他描述人類學的必要性，是將人類學當成他的主要學科哲學的一個輔助領域。但是，他確實在1772年開始敎授為期一年的人類學課程。人類學因此成為啟蒙時代與後啟蒙時代的學科。
馬可波羅對於自然、人類學與地理的有系統觀察，是跨越空間研究人類變異性的另一個例子。馬可波羅的旅行，帶他穿越一個多樣的人文景觀，而且他巨細靡遺描述在旅行途中所遇見的人群，因此這些人群為馬可波羅贏得了一個名號：「當代人類學之父」。
另一位最早從事民族誌型態的比較研究學者是11世紀的波斯學者比魯尼，他撰寫關於印度次大陸的人群、風俗與宗教。如同當代人類學家，比魯尼針對特定人群進行詳盡的參與觀察，學習他們的語言，研讀他們的主要經典，並運用跨文化比較，以客觀中立角度呈現他的研究。他撰寫詳盡的比較研究作品，探討中東、地中海、特別是南亞的宗教與文化。
在18世紀晚期的啟蒙運動思想有一個將人類社會理解為自然現象的傾向，人類社會的活動合乎某些原則，也因此可從經驗角度加以觀察。在某些方面，對於歐洲殖民地的語言、文化、生理學與器物的研究方式，與探討當地植物相與動物相並無不同。由浪漫主義對於啟蒙運動的回應，誕生了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與威廉·狄爾泰等思想家，他們的作品構成了「文化概念」的基礎，這是人類學的核心概念。
在20世紀，各個學術學科在制度上被分為三大領域。自然或生物科學試圖從可重複與可驗證的實驗中，產生普遍法則。人文學一般上研究地方傳統，透過它們的歷史、文學、音樂與藝術，並強調對特定個人、事件或時代的理解。社會科學普遍嘗試發展科學方法，以可歸納方式來理解社會現象，雖然這往往透過有別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在中歐帝國的後繼國家，人類學家往往與民俗學家以及語言學家共同建立起民族主義觀點。
在二次大戰之前，英國「社會人類學」與美國「文化人類學」依然是明顯區分的兩個傳統。在戰後，有足夠數量的英國與美國人類學家彼此採借概念與方法論取向，因此有些人開始將這兩個傳統合稱為「社會文化人類學」。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中期，人類學逐漸傾向於以自然科學為典範，當時流行一股更普遍的後現代潮流。到21世紀當前的人類學家，所注意的是當代世界的諸多議題，包括全球化、醫療與生物科技、原住民權利、虛擬社群，以及工業化社會的人類學。
從20世紀初到1950年代，對於「功能學派」的偏好在社會科學中佔有主流地位，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嘗試解釋某種社會行動或制度的理由。某項事物的存在，只要其滿足一項功能，就可得到解釋。唯一可以替代這種分析方法的是歷史解釋，藉由說明一個社會事實如何成為今天的樣貌，來解釋這項社會事實。
然而，社會功能的概念朝著兩條不同的方向發展。英國人類學家－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他閱讀並讚佩法國社會學家－艾彌爾·塗爾幹的作品，主張人類學研究的目標，就是找出集體功能、宗教信條或一組關於婚姻的規則對於將社會秩序維持一體發揮了什麼作用。在這種方法背後是一個舊有概念，即將文明的發展視為經過一系列在各地都相同的從原始到現代的階段。在某個特定類型的社會中，這些活動都會具有相同的特性；某一種內在邏輯，會導致某個層次的文化演變為下一個層次。依據這個觀點，一個社會可以很容易地被視為一個有機體，各個部門共同發揮功能，正如同一個有機體的各個部分。
更具影響力的布朗尼斯勞·馬凌諾斯基功能論，描述了個體需求的滿足方式，個人可藉由實行一種風俗習慣而取得。在美國，人類學的樣貌是由在德國受教育的法蘭茲·鮑亞士所形塑，他的偏好是歷史敘述。這種研究取向具有一定的問題，李維史陀讚揚鮑亞士正視了這個問題。
2008年11月29日法國結構人類學的奠基者克勞德．李維史陀會晤法國總統薩爾科齊。
李維史陀(1908/11/28--2009/11/01)生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成長於法國巴黎，生活在巴黎十六區中以藝術家尼古拉·普桑為名的一條街道；普桑是他後來景仰的藝術家，他也撰寫過關於普桑的文章。李維史陀的父親也是一位畫家，李維史陀之所以出生於布魯塞爾，是因為他的父親簽約前往當地從事畫作。
李維史陀在巴黎的索邦大學研習法律與哲學，後來沒有繼續攻讀法律，而在1931年取得哲學教師資格。1935年，在從事幾年的中學教學工作後，他在最後一刻獲准參加一支法國文化派遣團前往巴西，擔任巴西聖保羅大學的訪問教授。
在1935年到1939年間，李維史陀生活在巴西。這段期間，他進行了首度的民族誌田野工作，在幾次短暫的研究考察行程中，進入了馬托格羅索州與亞馬遜雨林。他首先研究巴西印地安人的Guaycuru人Bororo人。在1938年，他從事第二度的、長達一年的探險，研究Nambikwara人與Tupi-Kawahib人的社會。這次經驗鞏固他成為一位人類學家的專業身分。艾德蒙·李區提到，依據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一書的自述，他無法在同一地點停留超過幾個星期，而且也無法使用當地語言，與任何一位當地報導人輕鬆對話。法國著名的龔古爾文學獎的評審團表示，他們很遺憾《憂鬱的熱帶》一書不是小說，因而他們不能頒獎給李維史陀。
1939年他回到法國參戰，被指派擔任馬其諾防線的聯絡官。在1940年法國投降後，他獲聘在蒙彼利埃擔任中學教師（lycée），但隨後因為種族法令而被解僱（李維史陀的家族源自於Alsace，具有猶太人祖源）。1941年他獲得紐約的一個職位，並獲准入境美國。他經過一連串的旅程，經由南美洲到達波多黎各，在那裡他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因為海關在他的行李中搜到幾封德國來信而起疑。李維史陀在二次大戰期間大多住在紐約，他連同其他幾位知識界的「流放者」，在社會研究新學院教學。他連同Jacques Maritain、Henri Focillon與Roman Jakobson等人，是紐約的法國學術界的流亡大學——高等研究自由學院（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的創辦者。
戰爭期間寓居紐約的這幾年是李維史陀思想形成的年代，這可從幾個方面來看。他與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關係，協助塑造他的理論見解（他們二人被認定為結構主義立基的核心人物）。此外，李維史陀也接觸了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法蘭茲·鮑亞士所擁護的美國人類學。
1942年，當李維史陀在哥大教職員中心吃晚餐時，鮑亞士死於心臟病，倒臥在李維史陀的懷裡。他與鮑亞士的緊密關係，使得他的早期作品具有一種獨特的美國派傾向，這有助於這些作品在美國的接受度。李維史陀在1946年到1947年，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法國駐美國大使館擔任文化官。李維史陀於1948年回到巴黎。那時他提交論文給索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依據法國學術傳統，提交一篇「大論文」與一篇「小論文」。它們是：《南比克瓦拉印地安人的家庭與社會生活》（The Family and Social Life of the Nambikwara Indians)與《親屬的基本結構》(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1948年，《親屬的基本結構》出版，立即被認定為人類學最重要的親屬研究作品之一。這本書甚至得到西蒙·波娃的讚許，她將這本書視為一項重要的關於非西方社會的女性地位的陳述。這本書的標題類似艾彌爾·塗爾幹的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親屬的基本結構》重新檢視人們如何組織他們的家庭，這是藉由檢視在關係底下的邏輯結構，而不僅僅是檢視關係的內容。英國人類學家，例如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主張親屬植基於來自一個共同祖先的「繼嗣」，但是李維史陀主張親屬植基於兩個群體之間的「聯姻」，這是當來自某個群體的女人與另一個群體的男人結婚時，所形成的關係。
在整個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早期，李維史陀繼續出版並體驗到極大的專業成功。當他返回法國後，他參與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與人類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的行政工作，後來成為高等研究實習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第五組的主任，這個「宗教科學」（Religious Sciences）部門先前由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擔任主任，李維史陀將其重新命名為「無文字人群的比較宗教學研究」(Comparative Religion of Non-Literate Peoples)。
雖然李維史陀在學術圈相當有名，但是一直等到1955年，藉由出版《憂鬱的熱帶》一書，他才成為法國的最知名的知識份子之一。這本書本質上是一本回憶錄，詳細介紹他在1930年代成為法國在外國人士的這段時間，李維史陀結合了耀眼的華美散文風格、哲學的沉思，以及對於亞馬遜人群的民族誌分析，以創作這本傑作。
李維史陀在1959年被任命為法蘭西學院社會人類學主任。大致在同一時間，他出版《結構人類學》，這是一本論文合集，提供關於結構主義的例子與程式敘述。在此同時，他也為一套知識計劃建立基礎，他設立一系列的機構，在法國將人類學建立成為一門學科，包括社會人類學實驗室，在那裡新進學生能接受訓練，並且創辦一本新的期刊《l'Homme》，用於出版他們的研究成果。
1962年，李維史陀出版了許多人認為他的最重要作品《La Pensée Sauvage》。這個標題是一個雙關語，在英文是無法翻譯的；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是《The Savage Mind》，中文譯名即來自英文書名：《原始人的心智》。但這個標題無法掌握到「原始」以外的含義。法文的pensée 同時意指「思想」與「三色堇」，而sauvage同時意指「野蠻」與「原初」。這本書關注的是原初的思想模式，也就是我們全都使用的思想模式。（李維史陀建議的英文標題是《 Pansies for Thought》，出自《哈姆雷特》之中的角色奧菲莉婭的一場演說）。如今，法文版的封面保留著一朵花。
這本書的前半段鋪陳李維史陀的文化理論，而後半段則將這個理論敘述擴充到一個歷史與社會變遷理論。本書的這個部分使得李維史陀陷入與薩特對人類自由本質的激烈辯論。一方面，薩特的存在主義 哲學使他堅定一個立場，人類基本上是隨自己喜歡而行動的。另一方面，薩特也是一個左派份子，信守於一個概念，個人受到強加於他們身上的強大意識形態所約束。李維史陀提出他的結構主義施為者的概念，以反對薩特。這場在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之間的論辯，後來激發了年輕一輩的作者，如皮埃爾·布爾迪厄。
在1960年代後半，他致力於他的巨著計畫，四大卷的《神話學》（Mythologiques）研究。在這本書，他採用來自南美洲南端個的一篇神話，並追蹤這個神話的變異型態，從一個群體到另一個群體，穿過中美洲，最終到 北極圈，如此追蹤這個神話從美洲大陸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擴散過程。他採用一種常見的結構主義手法，來達成這項工作，而不是藉由聚焦於故事本身的內容。雖然《原始人的心智》是李維史陀的大理論的陳述，《神話學》是一個延伸分析，四巨冊的例證。它的內容豐富詳盡但也非常冗長，故比較少為人們所廣泛閱讀，而《原始人的心智》則篇幅較短且更易於閱讀，故更受讀者青睞，即便《神話學》是李維史陀的偉大作品。
李維史陀在1971年完成《神話學》最後一卷。1973年，他獲選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法國學術界的最高榮譽。 他亦為世界其他著名學院的院士，包括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1973年，他也獲頒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2003年他獲頒梅斯特·愛克哈特獎（Meister-Eckhart-Prize），這是一個哲學獎。他已獲頒數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如牛津大學、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他也是大十字勛位榮譽軍團勳章、司令勳位國家功勛獎章（Commandeu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和 藝術及文學勳章的獲獎人。
他雖然已退休，但繼續發表關於藝術、音樂與詩學的偶思作品。在2008年，七星文庫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開始出版他的主要作品，這很少發生於健在的學者身上。在同一年，他成為法蘭西學術院第一位年紀超過百歲的成員。2009年，李維史陀在101歲生辰前，死於心臟病，四天後家人遵循「他曾表示希望葬禮低調樸素，在其郊區寓所舉行，只有家人參加」的意願，在他於巴黎東南的家鄉、勃艮第大區的利涅羅勒（Lignerolles）村，舉行了私人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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